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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年，英国近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瑞士洛桑与伏尔泰会面。伏尔泰此前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宫廷充当文学侍从三年，郁郁不得志；返回法国后未得朝廷恩准，无法进入巴黎，只得卜居于法瑞边境小镇费尔奈（Ferney），与洛桑相距仅数十公里。吉本同样处境不妙：当年年初，由于改宗天主教，他被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开除。作为乡绅的父亲为了“挽救他的灵魂”，设法将他送往新教大本营瑞士，寄宿在洛桑一位牧师家中，期盼他能幡然悔悟，重回正道。谁也没料到，一名十六岁英国少年与一位五十九岁法国长者的晤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欧洲历史书写的方式，也影响了后来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走向。
吉本酷爱看戏，很快便成为伏尔泰的费尔奈庄园的常客。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坦承，他最喜爱的戏剧是伏尔泰改编的《赵氏孤儿》——剧作家本人扮演成吉思汗，他的外甥女也是他的“绯闻女友”德尼夫人扮演女主伊达梅。“我沉醉于伏尔泰悲剧，”吉本在日记中写道，“导致我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大打折扣。”当然，吸引这位文学青年的不只是伏尔泰的戏剧，更有这位大文豪的诗歌、政论文、哲理小说以及历史著作——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作为启蒙运动先驱、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的思想学说对吉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主张政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人文主义思想，更对教会以清除“异端”为名实施宗教迫害、政府以道德教化为名加强集权专制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也是二十余年后吉本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the Roman Empire）最根本的题旨。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健将，伏尔泰受命撰写《百科全书》的“历史”词条。该词条首先对教会圣史和通俗历史进行区分：前者论述的是“神圣的超自然”事件，后者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伏尔泰宣称：“有关神明之事，我们毕恭毕敬地留给身受神托的人去处理，我们只专注于历史。”吉本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这句名言，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受好奇心驱使，我们自然会问：世界公认的宗教有很多，基督教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因为教义本身的证据就颇具说服力，而且上帝的旨意不可违抗。但是……我们虽然越来越顺从，不去追问基督教会迅速扩大的首要原因，但仍可以追问次要原因究竟是什么。”于是，在承认天意难违的前提下，吉本开始就各种“次要原因”大做文章，进而论证基督教才是帝国溃败的元凶。
在吉本看来，伏尔泰不仅是史学大师，也是文学大师，其文笔精妙、逸趣横生。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不自觉地模仿了这一文风，比如他形容僧侣从沙漠中“蜂拥而来”；凯撒虱虫滋生的络腮胡堪称“虫丁兴旺”；圣西米恩在柱头修行整整三十年，那根圆柱乃“崇高的最后一站”——妙语机锋，深得伏尔泰之真传。此外，像伏尔泰一样，吉本也是观察和描摹人性的大师——他们一致认为人类始终渴望权力、贪图财富、追求物质享受且永不知足；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深信人类的审慎理性可以控制这种欲望，因为倘若不加以节制，结果必然导致“美德消失在利益之中，如同河流消失在大海之中”（拉罗什富科语）。
箴言作家拉罗什富科和拉布吕耶尔是吉本崇敬和喜爱的作家。受父亲影响——吉本的父亲早年游历巴黎，会讲一口流利法语——吉本自威斯敏斯特公学时代起，便广泛涉猎法国作家和法国文学经典。根据《吉本自传》，他最早感兴趣的是卢梭及其教育小说，后来兴趣转向拉美特利、孟德斯鸠、孔狄亚克、布丰等哲学家和思想家。进入莫德林学院后，他又痴迷法国耶稣会士波舒哀，其天主教会史和布道演讲文令他神魂颠倒。吉本自承，波舒哀是他皈依天主教的“直接动因”。
在洛桑，法语是日常工作语言，所以吉本当时和友人的言谈书信大多用法语，阅读书目也以法文为主，其中包括布丰《自然史》、孟德斯鸠《全集》、丰特奈尔《全集》、达朗贝尔《文集》、培尔现存的全部著作，以及一整套《百科全书》。1755年，吉本参加法国科学院有奖征文活动，主题是：“何为哲学精神？”吉本认为，能让事物返璞归真、回归原始状态的研究方法即为“哲学精神”。拥有“哲学精神”的人可能是几何学家、古董学家或音乐家，但他始终是一位哲学家。由此，吉本开始探讨宗教的起源，强调宗教起源于人的情感需求——科学时代以前，人为世界的本性所迷惑（“附魅”），并从这种困惑中创造出诸神。确切地说，这是丰特奈尔思想的结晶，但吉本比丰特奈尔更为大胆，他继续追溯一神教在原始宗教中的发展——《罗马帝国衰亡史》有关基督教起源的内容便是这一思想成熟和深化的表现。
1757年，吉本结识了新教牧师家庭出身的苏珊·屈尔绍小姐。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自幼受母亲影响，热爱法国文化。屈尔绍小姐学识渊博，尤擅言辞，加上共同的兴趣爱好，吉本对她一见倾心。但当二人谈婚论嫁之际，吉本却收到来自父亲的书信，明确表示反对这桩婚事。“作为情人，我叹息；作为儿子，我服从。”——吉本被迫放弃求婚。屈尔绍小姐不久嫁给瑞士银行家内克尔（曾两度出任法国财政总监），婚后育有一女，即法国大革命前后活跃于法国乃至欧洲政坛的斯塔尔夫人。
自洛桑返英后，在十年左右时间里，吉本进行了若干次文学尝试：动手撰写《瑞士共和国史》；完成文学评论《评〈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与好友乔治斯·戴弗顿（Georges Deyverdun）合作编辑文学期刊《大不列颠文学回忆录》（两期之后不了了之）——但无一例外皆以失败告终。唯一差强人意的著作是《论文学研究》——本书用法语写成，在法国引起轰动效应，然而在英国却无人问津。
值得一提的是，吉本这部文学处女作的问世与一位法国人密切相关——在《回忆录》中，吉本写道：“在马蒂医生（《不列颠报》的作者）和马利特先生（他仍在英国诗人之列）的建议之下，父亲急切敦促我（发表）。若非如此，我的《论文学研究》仍会放置在我的书桌上。”据研究者考证，马蒂医生出身于荷兰，却是地道的法国人（也是丰特奈尔的“最后一批门徒”之一）。他在伦敦行医，后供职于大英博物馆，并创办声誉卓著的《不列颠报》。正是经过马蒂医生的修改和润饰，吉本才鼓起勇气，将他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吉本在《论文学研究》中认为，古典文学是锤炼思维能力、提升批判水平的最佳教材，它在教导语言规范的同时，也能传承古典文风和文体——事实上这也是17世纪法国文学“古今之争”中崇古派的主要观点。像他日后所有著作一样，吉本并不以论点见长，他擅长的是论据。他在书中援引伏尔泰和狄德罗，批驳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中关于“科学诞生于奢侈之风，一个开明的民族总是道德败坏”的论断。卢梭将一切罪恶归于“文明社会”的奢华与堕落，吉本对此大加驳斥：路易十四时代美轮美奂的凡尔赛宫并未耗尽法国的国库和资源，因为它建立在艺术和商业进步的基础之上。吉本真正反对的是奥斯曼帝国东方专制君主的统治模式：他们穷奢极欲，榨干社会财富，结果徒留一片文化荒漠。
吉本在《论文学研究》的脚注中旁征博引，其中不仅包括蒙田、布瓦洛、拉辛等早期作家，也包括培尔、孟德斯鸠、帕斯卡等启蒙运动的先驱。正如吉本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几乎每年我都会细读一遍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每次都有新的乐趣。这本书让我领悟到，即使主题是教会的庄严性，也可以采用严肃又温和的方式加以讽刺。”——吉本讽喻而不失敦厚的文笔与帕斯卡尔文风一脉相承，堪称“文质彬彬”。这是吉本历史书写鲜明的文学特色，也是他的史学名著恒久流传的重要原因。
1763年，吉本赴欧洲大陆壮游（Grand Tour），期间曾应邀造访内克尔夫妇在巴黎的寓所——尽管吉本与屈尔绍小姐未能成婚，他们的诚挚友谊却维系终身（或说这也是吉本终身未娶的原因之一）。这一次长达数月的巴黎之旅，不仅扩大了吉本的巴黎朋友圈，拓展了他的视野，更为他即将着手的历史巨著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论文学研究》在法国的巨大声望，吉本被巴黎最负盛名的沙龙女主人乔芙兰夫人（Madame Geoffrin）引为座上宾。在这里，他结识了启蒙哲人达朗贝尔和杜克洛，邂逅了爱尔维修，又通过爱尔维修结识了霍尔巴赫、布干维尔和米拉波侯爵。此外，据他本人说，他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与《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结为好友”。在上述人士的介绍或陪同之下，吉本参观了巴黎植物园、博物馆及法兰西铭文院，并时常光顾巴黎剧院和图书馆，由此他与法国学术界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增进了他对法国文化和文学的了解。在此期间，吉本用法语思考、谈话和写作，感觉犹如使用“自己的母语”——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到巴黎之旅结束，他动身前往罗马之时，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英国人了”。
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面世。照休谟的看法，这是当之无愧的英国史学巨著——远远胜过休谟本人的《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England）。吉本在伦敦“文学俱乐部”的友人亚当·斯密同年推出《国富论》，他自谦文采远不及吉本，并断言《罗马帝国衰亡史》可列为当时欧洲“文史图书之冠”。当然，本书的巨大成功也招致吉本论敌的攻讦，主要“罪名”有二：一是涉嫌“抄袭”，一是宣传无神论思想——两者皆与法国作家难脱干系，尤其是吉本素来景仰的孟德斯鸠。
吉本在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史料考证》的长文中一一列举资料来源——包括本书正文及脚注——进行反驳，强调本书论据充分（“无一字无来历”），引述合理，且引文皆有标记——于是抄袭之说不攻自破。至于宣传无神论，吉本更是矢口否认——像孟德斯鸠一样，吉本在著作中多采用“曲笔”，至多算得上“影射”。对方拿不出确凿证据，只得悻悻作罢。
吉本熟谙孟德斯鸠每一部主要作品，特别是《论法的精神》。他对此书推崇备至，并置于案头随时翻阅。正如吉本本人所说，他的乐趣“在于反复拜读孟德斯鸠的著述，其风格别具一格……作品铿锵有力，唤醒并激励了那个时代的天才”。最令吉本感佩的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不仅探讨了法律问题，也大胆碰触了当时被视为禁忌的宗教话题——该书第25章题为《法对各国宗教的影响》。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一个不谈天堂和地狱的宗教很难叫人们信服”。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要使宗教具有约束力，它必须具有纯粹的道德。”本书对吉本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它将吉本引向了“反宗教”的怀疑论者皮埃尔·培尔。
培尔在《历史和批判词典》中对上帝及教会的权威提出质疑，主张权力在民。他宣称：“君主可以使用权力，但权力并非属于君主。只有通过民众的直接同意或基本法的规定，权力才能合法存在。”于是耶稣受难的神话（以及这一神话背后的权力机制），最多也只能视为无据的传闻，其真实性无从由理性验证。而在吉本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看来，凡理性所不能验证的，则必为虚妄。正如评论家约翰·克里夫在《吉本的幽默》一文中所说，吉本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揭穿宗教的神秘面纱，揭示宗教的本原是人不是神——“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依靠神明，而是依靠科学的昌明。”
在两卷本《哲学评注》中，培尔就宗教宽容话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将宗教多元化视为克服天主教会专制和腐败的良方，并且断言“利益是宗教的基石……宗教派别斗争的实质是人性恶之争”。吉本认为本书“是培尔写过的最有用且最不容置疑的作品”，其中关于教会神权起源和宗教宽容的论述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得到了充分展开和深化。根据传记作家的看法，在阅读培尔的过程中，吉本受益匪浅：培尔的“狡智”（wicked wit）成就了日后《罗马帝国衰亡史》以讽喻为标志的写作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培尔很早就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他的著作或遭焚毁，或被查封，普通人根本无从获悉。孟德斯鸠假借批判培尔学说为名，将他的思想学说成功“复活”。吉本深得这一“历史还原法”之真传。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用整整三个章节（第22—24章）的篇幅，讨论罗马皇帝朱利安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为罗马教会官宣的“叛教者”，朱利安的著述早已被打入冷宫，无人知晓，而吉本则通过“昭彰”其“罪证”传播了他的“异端邪说”。吉本的论敌对这部分内容大为恼火，但由于随处都是“批判性转述”，抓不住把柄——这一“曲笔”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作者的人身安全。
正如吉本在《回忆录》坦承的那样，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写作过程中对孟德斯鸠多有借鉴。该书开篇，在简要概述罗马帝国的磅礴宏伟之后，吉本直截了当地呼应了孟德斯鸠的观点——“荣誉和美德是共和国的准则”，继而谈及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败：“罗马的衰落是过度强盛的必然归宿，这样的结果无法避免。繁荣催生了衰败的法则。”这段陈述与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论述不谋而合：“如果说帝国的广袤幅员会使共和国倾覆，那么城市的繁荣亦会摧毁共和国。”诚如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尤金·劳伦斯在《英国历史学家传记》（1855）一书中所说，作为一名社会哲学家，吉本远不如孟德斯鸠那样声名显赫；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却是站在孟德斯鸠的肩膀上，比他看得更远——“然而，倘若没有孟德斯鸠的前路探索，那么《罗马帝国衰亡史》能否被构想出来便不得而知了。”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吉本的友人伯克在议会发表演讲，痛斥民主革命走向恐怖暴力。不久，革命成果被拿破仑篡夺，吉本的老友内克尔一家由于反对拿破仑独裁而遭永久驱逐和流放。吉本赶至流放地科佩（Copet），表达了对法国友人的同情和对专制的愤慨，并声称愿“自备两匹战马和一百金路易”，上阵杀敌——可惜他的老病之躯已无法帮助他完成梦想。临终之前，吉本最大的心愿是编写一部对话集——其中一位主要人物是伏尔泰——旨在揭示“启蒙思想家的谆谆教诲，在狂热的民众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吉本认为这也是后世所有历史学家必须谨记的箴言。两百年后，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完成了吉本的遗愿——在《批评之桥：关于启蒙运动的对话》（1970）一书中，吉本和伏尔泰成为对话的两位主角，二人洛桑会面的历史性场景仿佛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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