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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9月14日 星期三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乔伊丝·卡萝尔·奥茨的谈话

    本报记者康慨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9月14日   04 版)

        乔伊丝·卡萝尔·奥茨(左)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82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84岁的乔伊丝·卡萝尔·奥茨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多产的两位女作家。她们年纪相当,志趣相投,创作上都老当益壮,政治上都老而弥坚,也都在不久前开始的孀居生活中拿出了新作:阿特伍德将于2023年春天推出新的短篇小说集《林子里的老宝贝》(Old Babes in the Wood),奥茨的长篇小说《保姆》(Babysitter)则刚刚于8月23日上市。

        《保姆》将虚构的主人公与历史上的真实罪案相结合,讲述20世纪70年代在底特律郊区,无聊的银行家太太汉娜投入了一段危险的婚外情,与此同时,连环杀手“保姆”不断在本县制造恐怖,绑架、强奸和杀害白人儿童,并公开展示裸露的童尸。

        阿特伍德上个月应美刊《采访》(由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联手英国记者约翰·威尔科克创办于1969年)之邀,对奥茨做了一次长篇访问,谈及《保姆》、疯人院、高跟鞋和其他恐怖的事。以下为少许摘译:

        阿特伍德:你让我做了好些个噩梦。故事发生在1977年的底特律。这是一首写给底特律的情歌,不过却是颇为黑暗的情歌。

        奥茨:小说的背景还是蛮真实的。有个人称“保姆”的连环杀手,在我和我丈夫雷住在底特律那段时间频频作案。我参加过一个组织,名叫底特律女作家协会,会员是家住郊区的妻子和母亲,但她们也是作家。我了解了底特律郊区的很多事,颇有些着迷。后来到了1976年或1977年,这些杀人案就开始出现了。都是些儿童,手无缚鸡之力,大概是去药店,或是在伍德沃德街上搭便车的时候〔出的事〕。我尽力写出在当间儿的感觉。

        阿特伍德:对,从当间儿开始。我们知道,《伊利亚特》就是这么开始的。

        奥茨:我们对目的地都有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但不知道怎么才能到那儿。

        阿特伍德:对,就连目的地也可以不作限制,就像你的书一样——不要说出什么秘密。这本书其实让我感觉相当焦虑。

        奥茨:我住在底特律的时候,你在多伦多。

        阿特伍德:我70年代在安大略的一座农场。

        奥茨:哦,是吗?

        阿特伍德:你知道的,我就在那个农场跟你谈过呀。我记得是在阳光房跟你谈的,想起来了吗?

        奥茨:是的,后来我就搬到安大略的温莎去了。那是我人生的一部分,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感伤。可这是关于我人生中底特律那部分的。样样事都格外鲜明。感觉怪怪的。那座城市幽灵般缠上了我。现在也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像梦一样。

        阿特伍德:底特律现在变化很大,但那时候是底特律的全盛期。确实很富裕,很强。它是汽车城嘛;它有很多事发生。但它不是纽约。社会仍然期望〔妇女〕成为附属品;期望她们成为妻子。

        奥茨:现在也是这样啊。只有极少数最前沿的人是女权主义者,但你看看美国现在——也许我们不想去看——就能看到几乎没什么进步。

        阿特伍德:我不会这么说,这有点消极了。比起1955年,进步还是蛮大的。

        奥茨:这倒也是,但我以前说过,上次咱俩谈到美国时,你讲到了基列,讲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儿就有个基列。敌托邦写出来就够了,我们可不想在里面生活。〔基列和敌托邦均指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

        阿特伍德:当然不想了。可咱们还没到那步田地呢,因为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咱俩也就不会有这次谈话了。你肯定给人关进地牢里了,乔伊丝。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美国的。有些人当真在拼命,防止它一路倒退,回到17世纪。

        奥茨:亡羊补牢。可我想就算亡羊补牢也不算太迟。

        ……

        阿特伍德:〔《保姆》的主人公汉娜〕有一个跑啊、跑啊的噩梦,可是哪儿也跑不到。

        奥茨:穿着高跟鞋跑,我不穿这玩意。1977年你穿高跟鞋吗?

        阿特伍德:不穿,那会儿我在农场。我穿的是工作靴。

        奥茨:那你到了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大伙都穿得像模像样的。你大概也穿了点带跟儿的吧。

        阿特伍德:是穿了点带跟儿的。

        奥茨:我也穿了。我所有的朋友都穿。我对汉娜很有同感。她就像我认识的那些女人。她们是非常好的女人,她们想成为好母亲,但对生活深感厌倦,非常不自在。她们很有钱,她们的丈夫都是些高管啦、律师啦、医生啦,可她们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阿特伍德:这些事我们在60年代初从〔妇女运动先锋〕贝蒂·弗里丹那儿听到了不少。把这些女人搁到家里,配上电气设备和小孩,告诉她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相夫教子。很多女人受过大学教育,然后你跟她们讲,她们之所以受教育,就是为了能与丈夫的商业伙伴在餐桌上做一番聪明的交谈。

        奥茨:是的,那时妇女不可以真正拥有财产。丈夫可以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我现在做的研究你肯定喜欢。我在研究19世纪早期的精神病院,即所谓的“疯人院”和“魔怔馆”。

        阿特伍德:是的,我去过,写《别名格雷丝》那会儿。

        奥茨:就是。离这儿大约24英里,在托伦顿〔新泽西州首府〕有座新泽西州立疯妇养护院。时间是1840年,但“疯妇”这俩字叫得可真不委婉。

        阿特伍德:人被送进去有两大原因,一个是酗酒过度导致了暴力和幻觉,另一个是“宗教狂热”。所以,如果你失控了,送你进去的往往是你的家人。你要让你妻子入院,只要两个医生同意就行,而这很容易做到。

        奥茨:在我自己这个时代,特别是我第一任丈夫雷的时代,给青春期少女做脑叶切断术并不罕见。她们可能在性方面不服管教,或者只是不想去教堂。

        我第一任丈夫家里有个小姑娘,大约15岁吧,他们认为她着魔了,让鬼附了身,要不就是别的不着边际的事,可是据我的调查,她好像只是不肯循规蹈矩。她就做了脑叶切断术,在精神残疾中度过了余生。

        阿特伍德:如果你研究一下脑叶切断术的历史,准会知道它的“发明者”只是把一根冰锥插在你两眼中间。这可谈不上什么礼貌,可人家就让他这么干。

        奥茨:这种手术他一天可以做30台。他因此得了诺贝尔奖。

        阿特伍德:他得了诺贝尔奖?〔葡萄牙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因为发明脑叶切断术而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奥茨:是啊。我写过一本小说《僵尸》,背景就是这些东西。我关注的是科学上的失职和不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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