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心

    “被劈成两半”的“诗仙”

    仕途之外，也还有隐逸一途。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取向，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体悟人生的真谛，获致精神的慰藉，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还有些人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这就是所谓“隐心”。隐心的痛苦程度，往往超过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物质匮乏，需要战胜富贵的诱惑，勇于面对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炫耀，需要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

    在封建时代，即使是归隐山林，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风险。出于内外种种原因，历代取径“出世”的人为数并不很多；绝大部分读书士子，终其一生，还是和政治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他们总是积极投身社会政治实践，奔走仕途，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旷世诗哲也不例外。我在《两个李白》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就是说，颇富典型性。

    “诗仙”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居高位、掌权衡，以实现一己的宏伟抱负。他高自期许，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而脱离实际。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一生中，他有两次从政经历，都以惨败告终：前一次，被以“文学弄臣”蓄之，即使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只好“上疏请归”，一走了事。后一次，竟然招致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气壮山河、睥睨百代、雄视万夫的伟大诗人。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那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李白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置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缘木求鱼！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这种灵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脱离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高远的视点、广阔的襟怀、超拔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巨大的遗憾、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与“被劈成两半”的“诗仙”李白相对映，状元杨慎则是一生中“冰火两重天”。我曾以《风波中的彻悟》为题，剖析了这一场更为典型的人生惨剧。

    杨慎字升庵，出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一朝宰辅，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也都是进士及第，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可说是飞黄腾达、春风得意。

    当时的皇帝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无兄弟，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自己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问题。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可是，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为了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决意打破这个成规，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以皇帝尊号。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就意味着脱离了孝宗、武宗支派，从而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大礼议”的激烈论争。当时内阁大臣中分为两派，新科进士张璁等主张遵从上意，称孝宗为皇伯；而内阁派杨廷和、杨慎父子和众大臣都坚决反对。嘉靖皇帝断然固执己见，杨廷和以辞官归里相要挟，皇帝并不予以挽留。

    于是，皇帝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升庵便纠集一些人上疏切谏；没有得到答复，他又和廷臣们跪伏左顺门外请愿。皇帝更加震怒，下令将带头抗命的八个人逮捕下狱。这就更加激起了群臣的愤慨，杨升庵年轻气盛，激动万分，高喊：“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当日有二百多名廷臣在金水桥畔、左顺门前跪伏痛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云天，响彻宫廷。皇帝下令逮捕哭声最大、闹事最凶的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全部廷杖。杨升庵被杖击后，奄奄一息；十日后，再次廷杖，几乎死；最后，谪戍云南永昌，永远充军。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关于这场轰天动地的宫廷大案的是非曲直，后世意见不尽一致。《明史》对嘉靖帝是持批评态度的，说他将生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实在过分，这无异于肯定杨升庵等人行为的正义性。学者王文才认为，“在这次激辩中，杨慎奋抗暴君，痛击邪曲，表现其‘见义不敢后身’的政治品质”（见《杨慎诗选·序》）。而当代学者柏杨则对杨升庵予以激烈抨击，鉴于他所坚持的是宋代程朱理学，斥之为“卫道之士”的“奴性狂热”“恬不知耻”“颠倒是非”（见《中国人史纲》）。其实，这两方面的是是非非，恐怕未必存在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说，在皇帝那边还有个切身利益与宗族地位的考量；那么，对于杨升庵来说，无非是头脑里的“礼制”作怪，那么拼命奋争，直至付出几十年的惨痛代价去较这个死劲，既不能说“奴性狂热”“恬不知耻”，大概也算不上什么“义所当为”。

    当然，这是后世的评说，作为当事人，杨升庵的彻悟绝对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其间不仅有出生入死的生命体验，还离不开数十载穷边绝塞、谪戍岁月的苦难生涯。

    嘉靖皇帝登极后，二十余年置朝政于不顾，整天躲进西苑，炼丹修道；可是，却时刻记着杨氏父子的“仇口”。他曾咬牙切齿地说，他在位一天，就不让杨升庵有出头之日，真是结下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而偏偏他在位时间又特别长，足足四十五年，致使杨升庵不要说回朝任职，即便普通的罪犯年老多病之后返回故里的“优渥”，他也享受不到。年满七十后，他从云南偷偷溜回四川故里，巡抚察知，立刻勒令“逮还”。

    生活是一部教科书。当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转瞬间化为乌有，由宰辅的峰巅跌入囚徒的谷底。这惨痛的遭遇，大起大落的浮沉跌宕，在给予他以沉重打击、身心折磨的同时，却使他在精神层面上获得解悟、实现升华。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瞬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原需奉行“齐物哲学”，等同地看待荣辱、穷通，是非、得失；只要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调整视角，则对人间万事尽可弛张莫拘、淡然处之。

    杨慎在晚年创作的《二十二史弹词》中，抒发了这番感悟。其中有一段开场词，调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够感到，当年拼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所谓“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真个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实际上，这种彻悟与觉醒，不只是反映在这首《临江仙》词里。综观其后期的大部诗作，特别是《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可以说，里面贯穿了这种淡泊功名、脱略世事的蕴含。且看《说三代》里的《南乡子》：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看得出来，这些词作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青山碧水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情逸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一切遭际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孤苦的凄清岁月，最后得以七十二岁的上寿，终其天年。

    （本文摘自《王充闾回想录》，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