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早期语言接触史文献管窥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自古就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已经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汉族在和其他各民族的语言交流中，汉语作为外语被各民族所学习，逐渐积累下大量的历史文献，像《蕃汉合时掌中珠》《鸡林类事》等，明朝的《华夷译语》等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到佛教传入中国后，西域来的僧人为翻译佛经也要学习汉语，如唐代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宋代郑樵提及的《译梵语》等。这些文献成为中外语言接触与交流的最好见证，包含着汉族对各民族语言的学习，同时也是各民族学习汉语的基本材料。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还留下了一批汉语与各民族语言对照的双语词典，这些文献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历史的珍贵资料。

    除了中国境内发生的语言学习，汉语作为外语被周边国家，特别是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以及越南等国学习同样也有上千年的历史。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整理这些文献，像汪维辉主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李无未主编的《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史料，扩大了研究基础与范围。

    汉语作为欧美人的外语学习则是从晚明开始，来自意大利的入华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和 利 玛 窦 （Matteo Ricci,1552—1610）开启了这个历史。这是中西语言接触的第一步。在西方人学习与研究汉语的四百余年里，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双语（多语）对照词典、汉语语法书、词汇手册、汉语教材、文选、译著等珍贵资料，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了解和认识中国语言学史、中西语言接触与交流史。这段历史如今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包括汉学研究者、语言学者、对外汉语教学者的重视与关注，如我和李宇明在商务印书馆主编的“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已经先后出版了杨慧玲的《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李真的《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等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姚小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海外汉语研究丛书”（包括《华语官话语法》《汉文经纬》《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上海方言口语语法》），香港浸会大学张美兰教授出版了《〈官话指南〉汇校与语言研究》（上下）等等。学者们对这些文献的挖掘、翻译和整理也持续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尽管在基础文献整理方面学术界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这对于卷帙浩繁的汉语教学历史文献而言只是刚刚开始。

    汉语教育史属于语言史研究领域，在史学研究领域，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是亘古之真理，尽管说的有些过头。2003年，笔者所编《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一书就将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所有关于中国语言类的目录整理出来，在这个工作基础上近年来又进一步完成了编译和修订，编成了《西方早期汉语研究文献书目》，这本书已经于202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当时整理这个语言类书目之目的就是希望按照这个书目提供的信息，能够逐步将西人汉语学习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收集起来，最终在国内加以整理出版。之后，我们与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西尼教授合作，出版了意大利耶稣会士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的中译本，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我们系统整理出版《国际汉语教育史文献丛刊》就是这个想法所迈出的又一个重要步伐。不久将整理出版中西语言接触的最基础文献四部：《汉语札记》《汉文启蒙》《英华合璧》和《官话指南》（外三种）。

    一种是康熙年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的拉丁文版《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汉语札记》这部文法书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使用多达上万个中文例句，全面讨论汉语白话和文言语法，因其博通经籍、内容丰富而成为西方近代汉语研究的扛鼎之作。《汉语札记》1728年成书于广州，以拉丁文写成，例句用中文表述。这是继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中国文法》之后，来华耶稣会士在中文语法研究上取得的最高成就。第二种是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的《汉文 启 蒙》（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此书于1822年在巴黎出版，在西人汉语语法研究上，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是专业汉学开启的标志性作品，书中可以看到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之间的传承与连接。第三种是1878年由内地会来华传教士鲍康宁（F. W. Baller,1852—1922）所编的《英华合璧》（A Mandarin Primer），这本教材在自19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半个世纪左右一共发行了14版，可见该书对当时在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影响之大。第四种是日本人编的第一本北京官话会话课本《官话指南》，由上海美华书馆于1882年（明治15年）出版，该书对近代日本汉语教育史也深具影响。以上这些文献有的藏在欧洲图书馆，有的是日本汉学家内田庆市教授的私人藏书，所有文献都是根据原始底本复制的。

    我们为何下这样大的气力来影印出版这些文献呢？ 首先，这是汉语国际传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史料是第一位的。没有史料的积累，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像世界汉语教育史这样新的领域，其史料的积累需要很长时间，要几代人努力方能完成。只有将基础性史料整理好后，才能写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世界汉语教育史》。我们将以此为开端，在今后几年陆续再整理出版一批珍贵文献。

    其次，我们希望这些文献不仅仅引起从事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学者重视，也希望引起做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学者关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的理论性研究有待深入，正如张亚军所言“从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汉语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汉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在亚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语言教学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国运昌，汉语兴。另外，我们也感到，汉语教学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分工。在古代，汉语言学习和汉文化学习是不分的，后来出现了汉语言学习与其它专业学习的分工和汉语与汉学的分工，这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出现在近代的事了。再一点，从历史上汉语教学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教学走的路子与西方古代拉丁文、希腊文教学走的路子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教学思想和方法是值得探讨的，这对我们认识语言的习得过程，认识汉语的特点以及探讨科学的汉语教学方法都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进行经验总结，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为汉语国际传播和推广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的二语习得理论只是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相比之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要长得多，如何从汉语教学的漫长历史中汲取智慧和经验，丰富乃至改写目前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理论，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就此而论，这些文献和史料对于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二语习得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后，我们也希望这批文献引起做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关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史的多维性还表现在汉语本体的发展变化往往是在其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历史过程中得以变化和发展的。佛教传入后，在梵汉对照之中，古人认识到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在汉语中存在平上去入四声。由此，汉语的反切系统被创造出来，各种韵书纷纷出现，汉语自身的音韵学研究得到一个大的发展。到了明代，入华西人为学习汉语，采用西方语言字母之便利，创制的汉语注音罗马化系统对汉语音韵学的影响更是明显。比利 时 传 教 士 金 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与中国学者王徵合著《西儒耳目资》成为汉语音韵史的重要书籍。罗常培先生对传教士注音方案的系列研究至今仍是必读之书。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认为汉语的演化受外部影响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基督宗教的传入。而这两次影响均是从西域来的僧人和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学习汉语引起的。因此，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历史支撑，同时也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语言学史领域还是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界目前都还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能提供的史料和文献有限。

    文献和史料的整理是费气力、耗时间的，为收集材料四处奔走，为整理史料青灯黄卷，夜不能寐。到头来这些东西均不属于我们个人的什么成就，就是为学术的事业尽绵薄之力而已。学术的进步也就是这么几个素心之人，结伴而行，一步步向前推进；一代又一代香火不断，献身于学术事业。只有在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中，方体会到学术乃天下公器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