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图书馆的救赎

    《单读26：全球真实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是首个全球记者奖“真实故事奖”获奖作品中文合集，9部非虚构长篇力作，9位专业写作者深入现场，调查、追问、反思，挖掘复杂事件的前因后果。王梆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和绘本作家，著有电影文集《映城志》、法文版漫画故事《伢三》以及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本文节选自王梆撰写的“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一节。

    2015年初冬，我从剑桥站出发，乘火车去看望住在伦敦近郊的好朋友长颈鹿。长颈鹿是我老公的少年伙伴，他俩曾一起玩“后朋”“趴梯”，是快乐分裂（Joy Division）和公众形象公司（Public Image Ltd.）的骨灰粉。俩人走到17岁的岔路口时，迎来了一场漫长的别离，长颈鹿因进食困难进了精神病院。原因纷杂，简单说就是他被父亲打坏了头。“瘦得有棱有角，跟集中营里出来似的。”每当回忆起长颈鹿在精神病院里的时光，老公就会重复这句话。

    多年以来，长颈鹿独自蜗居在一间政府廉租房里，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出院了。身高两米，肢如蚁足，凹陷的胸口像一只被捶扁的皮球，人却十分爱笑，笑时全身骨节咔咔作响；还小有才华，满墙都是他自制的纸本波普版画，录音机里还有他用木吉他创作的黑暗民谣，细听便有几分尼克· 德雷克（Nick Drake）的味道。虽从不主动联系我们，可每次临别，长颈鹿都长亭相送，念念不舍，被他拥抱过的肩膀都是生疼的。

    对于我们夫妻俩来说，长颈鹿是可触可感的，是我们友谊生活的主角。对主流社会而言，他却像个隐形人，街上也往往看不到他的影子。就连我老公这样的死党，也只有在他状态稳定时趁热打铁、外加一层层含情感剂量的显影液，不断涂抹擦拭，才会（让人松一口气地）让他再次显出轮廓来。

    “真想放弃这一切，关上门，走到街上去，像雪一样化掉……”类似的话，长颈鹿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2008年危机之后，紧缩政策就开始在英国大行其道，长颈鹿的生活费曾一度被降至每周96英镑，食物网费水电交通费全部包括在内。为了获得这点维生费，他要每半年一次，填一沓斧柄厚的“精神状态评估”报告，要逼迫自己露出更深的病容，找一个个部门签字画押……不幸的是，他的病情始终只是“进食困难和相关精神障碍”——虽随时有饿死或自杀的危险，却好歹还能走路，看起来也没有小儿麻痹或军工伤残那般可怜，因此不管医生们如何为他据理力争，下次获得津贴的机会，永远在上帝手中。

    每填写一次报告，他的状态就恶化一次。那种报告我翻过一次，云山雾罩，迂回反复，估计谁填完都得精神失常。

    当我的火车终于到达时，长颈鹿的门窗背后，几乎就只剩一缕瘦长的青烟了。他的冰箱也一样空荡，地板上堆满了杂物和揉皱的纸团，沙发上只有一小块地方可以勉强坐进去。一个畸形的坐印，乌黑发亮。一分、两分和五分钱的硬币，垒成一座维京时代的城墙，在窗台上闪着寒光。2011年12月到2014年2月，英国有2380名特殊人士死于“Fit for Work”（一种由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推出的，将特殊人士强行鉴定为“可上岗”、试图中止其残障津贴的机制）。此间，长颈鹿的精神状况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然而，真正把长颈鹿从死神府邸唤回来的，却不是残障津贴，而是图书馆。

    在英国，几乎每个城区或乡镇都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如果说公共礼堂是某地的心脏，马路是血管，那么图书馆就是脑颏。有的村子很小，小到可以蹲在村中心，闭上眼睛，用听觉丈量——即便如此，那样的村子也少不了一家图书馆。

    村图书馆不但流转着最新的图书和资讯，还收藏着每个地区近千年的地方史和档案资料。比如我居住的村庄，位于英格兰西南水乡，自伊丽莎白一世后、便是英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因此村里的图书馆不但保留了人文史，还藏有大量的地况资料和治水秘籍。从圈地运动圈了哪 一 块 公 共 用 地 （Common Land），到荷兰工程师如何扬帆而来、挖渠治水，甚至哪一块湿地盛产过哪一种昆虫……都能一一查到。

    档案多得足以塞满一艘渔船。遇到洪水季节，村里的人就绝望地盯着这些纸页发黄的传家宝，主意甚至打到了一座破风车上，恨不得来场众筹，从业主手里买下它。那座风车，位于一个苹果林上，年久失修，柄轴全掉了，好在砖砌的主体还在——改造成一座有旋转楼梯的圆塔图书馆也未尝不可，倘若能解决湿气太重的问题。

    四年前，我和老公从剑桥搬到这里，怀揣着城里人的好奇心，打算好好打探一番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笔下的“英国乡村生活”，于是便有人推荐我买《每月村志》（一份印得密密麻麻，像黑板报那样的油墨刊物）。村图书馆的广告，夹在通下水道、修栅栏之类的电话号码之间，因“呼啸山庄”或“哈代”（Thomas Hardy）之类的字样，异常醒目。村图书馆不仅有年度国际读书周和各种少儿活动，还有每月一次的读书会，会员们轮番选择一本书，大家一起阅读，完了再集体讨论。我喜欢读书，便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它。

    读书会阵容不大，八九个人左右。最古老的成员是布莱恩（Brian），估计已经100多岁了，戴着一副助听器，腰椎像雪压的柳枝，声音也仿佛是吸管里发出来的。但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和我们一起读《发条橙》，讨论末日的着装风格和暴力美学，且几乎从不缺席，圣诞节还给每人送一张贺卡。有次他生病住院，我们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表情凝重地在一张“祝君康复”的卡片上签了名，没想到两个月以后，他又重新出现在图书馆那狭小而局促的空间里，拄着拐杖，左扑右倒，像一只误入歧途的瘦鸟。我们当然都很高兴，只是恨不得也弄上一副助听器。

    最让人神往的，是读书会里每个人的口音。苏（Sue）用她那英国北方工业城市的口音讲莎士比亚，听起来像东北人神魂颠倒地唱梅艳芳的粤语歌。莎莉（Sally）是成年之后才从南非回来的，总想极力掩饰她的开普敦口音，但只要讲到“种族隔离的历史遗留问题”，就会怒不可遏地露出尾巴来。我的广西英语就不说了，状态好的时候，可倒背26个字母；不好时，大家只好当BBC国际频道搭错了线。

    我经常在图书馆附近瞎逛。容纳图书馆的村礼堂，一座巧修边幅（Artisan Mannerist）的黄砖建筑，是1698年在农夫罗伯特·阿肯斯托尔（Robert Arkenstall）留下的土地上修建的。这块地本是农夫留给女儿的遗产，可惜姑娘没到21岁就去世了。根据遗嘱，若无人继承，该地便得归以农夫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会所有。基金会因地制宜，在这块地上修了一座小学堂。1723年，村里建起了一间学校，小学堂便空了下来。二战后，村妇女机构提议将空学堂租作村礼堂，作为村民活动基地，租金由地方政府和民间捐款支付。提议以31票赞成、2票反对顺利通过。

    为了让它永久地成为公共财产，1971年，地方政府花了2000英镑（彼时的市价），将它从产权方，即“罗伯特·阿肯斯托尔教育基金会”那里买了下来，钥匙则交到一群负责打理礼堂事务的志愿者手中。为了把这座17世纪的建筑改造得现代一些，志愿者们又不辞劳苦地折腾了半个世纪，筹款、募捐、修旧利废，总算把它变成了今天这个有玻璃顶棚、中央暖气、消毒厨房和电声舞台的样子。图书馆（即原校长室）就在它的左边，一条静谧的小径通向它的白漆木门，门口常年种着玫瑰、美人蕉、尼罗河百合或青葙。图书馆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绵密的绿植和高大的法式玻璃窗，将它装扮得像一只精巧的音乐盒，只等书页上的文字启动脑海的琴键。

    然而，所有的美好生活，稍不留神，都会化成幻象，图书馆的存在也一样。很快我就发现，要维持这份由书脊的微小波浪所构筑的安宁，可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么简单。

    一切得从图书馆的历史说起。按1964年颁布的《英国图书馆和博物馆立法》（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地方政府必须免费为当地居民提供图书馆服务，于是同年9月，村主街道上便建起了第一座图书馆（后迁至今天的村礼堂）。弗雷达·克洛夫茨（Freda Crofts）是彼时的图书管理员，也是历史文献行业的专业级骨灰粉（Enthusiast）。档案库里有她的照片为证：一动不动地站在主街干道上，大喜过望地盯着面前的一堵砖墙——细看才发现，原来墙上挂着一截鬼面具，据说是村里某座教堂修葺时从外梁上削下来的。

    弗雷达·克洛夫茨收集一切，剪报、地契、出生纸、入葬记录、氧化的日记本……简单概括，就是“一个村庄的生老病死和喜怒悲哀”。1973年，她创立了“村学档案库”，里面容纳了她一生的藏品，包括近千张旧照片。每次打开它们，我的心情都十分复杂，照片里的主人公们，并不是什么名媛绅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布衣芒履，可有的看起来，黑领巾、渔夫帽，竟也相当优雅；有的生不逢时，两战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弗雷达·克洛夫茨是全职图书管理员，待遇也不错，工资算英国中等收入水平。但她的时代（即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撒切尔上台之后就渐渐走向了小冰期。1990年，因公共财政减缩，村图书馆开始频频收到准闭馆通知。到了1995年，村民们坐不住了，召集人马，自发创建了一个叫“图书馆之友”的民间社团（Community Organization），暗下决心，如有不测，“之友”绝不会让图书馆“坐以待毙”。

    2003年9月6日，地方政府正式下达了闭馆通知。“之友”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只要纳税人愿意支付物业管理费，我们就不要一分工资”为饵反复游说，终于说服地方政府，将图书馆的管理权转到了“之友”名下。邻村的吉恩·亚当森（Jean Adamson）女士也参加了那场图书馆保卫战，她是英国著名的童书作家和插画家，在她的影响力下，闭馆不到一个月，图书馆又重新回到了轰隆的轨道上。

    立谈之间，十七年过去了。

    2003年，英国有4620家公共图书馆，其中被通知关闭又在民间社团力量下重启的，难以计数。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保银行不保冻死骨，大砍福利基金和公共服务开支，尽管如此，截至2019年，英国仍有4145家图书馆大难不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间社团不让它死。据英国图书馆特遣部队（The Libraries Taskforce）2016年的调查报告，由社团自行打理的图书馆全英超过382家；媒体统计的数据则多达590家。单我所在的剑桥郡，47所公共图书馆中，民间社团打理的（Community Managed Libraries）就占了11家，拥有911名志愿者。

    “之友”的图书管理员们，也许没弗雷达·克洛夫茨专业，却各有所长。比如英国通史专业毕业的罗斯玛丽·高曼（Rosemary Gorman），就是村里的地方史学家。

    “黑草莓”和“地方史学家”是英国乡村两大土特产。地方史学家一生只书写一个地方，格局虽小，却不见得无趣，像荷兰静物画家，一生只在葡萄叶般的细小宇宙里雕琢，一抹淡彩，却能拂动夏蝉的羽翼。

    罗斯玛丽·高曼走家串户，采集了一箩筐的残篇断简，将村里参加过一战的年轻士兵和他们的成长故事汇成了一本书。她对我说，对于那些年轻的尸骨，历史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莎莉 · 麦克伊其恩（Sally MacEachern）则是一位教材编辑，同时也是读书会的负责人。她个子不高，阅读量却十分惊人，总是在图书馆的脚架上高空作业，像一只啄木鸟，只要是她推荐的书，大家的期望就比较高。还有一位灰发鹰眼、天生长得比较严肃的女士，每次借书还书，总给我一种重返教导室的错觉。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她，同时也有一点无辜负疚。按2020年全英最低时薪10英镑算，每轮一次岗，她就为纳税人创造了超过50英镑的市场价值——这还不过只是“市场价值”。

    啤酒节、古董汽车展、乡村音乐节之类，对“之友”来说，都是大忙日，必须得抓紧机会卖旧书、卖蛋糕、卖捐赠品，甚至卖唱来赚钱，赚到一点是一点，物业管理费是地方政府出了，水电暖气之类图书馆还是要自付的。每当此时，村里的玻璃艺术家安德鲁·钱伯斯（Andrea Chambers）就会起个大早，载着“之友”们制作的糕点，奔赴某块青草地，从支棚搭架到收拾碗碟，一直忙到日落西山，火烧云天。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缺钱买新书。于是小馆和大馆之间达成连锁协议，有人来借小馆没有的书，可向大馆索要，大馆定期开车送书上门。

    为省地租，还有人发明了巴士图书馆。车身漆成红蓝两色，狭小，温暖，仿如儿童潜水艇，尾舱还有一块圆形玻璃窗。“驾驶”图书馆的司机同时也是图书管理员，每天开着图书馆，在蜿蜒起伏的乡村公路上潜行，遇到山旮旯和轮椅上的读书人，就停下来，驻留一会，也伺机犒赏一下自己，捧起一本《这个奇异世界上的10分38秒》（10Minutes38 Seconds in This Strange World），呷上一口咖啡。

    图书馆的重要性，好比《量子论》于爱因斯坦，“世上只有一件事，你是绝对要知道的，就是图书馆的位置”。英国人不一定知道雨伞在哪里，却肯定知道图书馆的位置，它甚至是一个心理坐标。孩子们放学后会跑去看小人书，坐在小板凳上，围成小甜甜圈，一直看到家长打哈欠为止；老书虫们会不露声色，频频光顾，圣诞前两天，还能看到他们捧着某个封皮难看的版本、挑三拣四的身影；失业人士会隔三岔五进去蹭暖气上网，在几寸见方的隔离板里等候天使的垂青；流浪者们会卷起铺盖，搭上一小块毛巾，径直走进它的洗手间，慢条斯理地把自己梳洗成哈里王子脱离王室之后的样子。此外，图书馆还是社区资讯中心，小到“呼啦圈减肥协会”，大到“反抗灭绝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都可以在它的广播墙上找到。

    看到广播墙上的图书馆招募广告，有人便向长颈鹿提议，民间社团打理的图书馆不需要图书专业人士的参与，他应该也可以去应聘一下。那是2019年的初春，长颈鹿被每半年一次的“病情评估”折磨得几近崩溃，什么耶稣仁波切都一概听不进，唯独那句话听进去了，整个人便死灰复燃起来。他在慈善店买了一件庄重的旧外套，又去超市买了些牛奶、蔬菜和面包，还报名参加了“心智”（Mind，一家精神疾病公益机构）免费赠送的瑜伽减压班，基至主动去大医院治疗因长年进食困难而不断积压在腿上的血栓凝块，还去见了NHS提供的就业咨询师……他没有女朋友，从未出过国，唯一的约会对象就是书，迄今为止，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街道拐角的图书馆。如果说他这一生曾有过哪些比较契合现实的理想，恐怕就是做一名图书管理员了吧！ 为此，他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一心一意等待身体变好起来。

    （本文摘自《单读26：全球真实故事集》，吴琦编，本文作者为王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5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