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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让我翻译一本书，我希望不要给我指定任务，而是能译一本自己特别喜欢的书。”站在译者这一身份和立场，学者高建平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应该也是大部分从事翻译的人内心的真实诉求。但和许多译者不一样的是，高建平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阅读中“遇”上了心仪的对象——《艺术即经验》，并且通过自己的翻译，成就了杜威这本美学经典首个中译本。
1989年，高建平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交流，期间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取得该校博士学位，1997年回国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其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编辑出版“现代性研究译丛”，高建平被推荐翻译其中的《先锋派理论》一书。原本他想翻译《艺术即经验》，但因去国多年，和国内出版界不熟，待《先锋派理论》的翻译工作结束，他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也熟悉起来，他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听过他的详细介绍之后，商务给了高建平想要的结果。
之前读《艺术即经验》原著时，高建平对这本书就很感兴趣，非常喜欢，感觉和自己的一些思想有契合之处。这次轮到自己来译这本书，在他看来，是一个特别的机缘。《艺术即经验》被称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好的美学著作，早在高建平之前，即有很多人想译这本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大潮中，“美学译文丛书”曾计划收入该书，在封底列出的“美学译文丛书部分书目”中，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赫然在目，且标明译者姓名——邢培明。后来由于美学热降温，这一丛书未能按原计划出版，邢译本也未能问世。说起来，高建平和邢培明算得上是同事，只不过，等高建平进文学所的时候，邢培明已远赴美国。
高建平向商务印书馆建议翻译《艺术即经验》，是在2001年左右。那时候，他因为手头事情多，翻译工作时断时续，真要说起来，反倒是2003的非典“成全”了这本书的翻译。那段时间，会也不开了，他哪儿也去不了，幽闭在家，集中精力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此后，又由于种种原因耽搁，200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年后，该书被收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继商务的首个中译本之后，杜威的这本著作又有了两个新译本：一是金城出版社译本，一是复旦大学组织的杜威全集译本。金城社译本在许多术语的译法上沿用了高建平的翻译，所不同的是，该译本的风格偏向通俗化。此外，为了有所区别，金城社译本将书名译为《艺术即体验》，而全集译本则译成《作为经验的艺术》。
一本书有了三个译名。对其他两个译名，高建平说，“作为经验的艺术”是原文（Art as Experience）的直译。他选择“艺术即经验”，原因有二：第一，“艺术即经验”是传统译法，邢培明的新书预告用的即是这个书名。国内此前虽未有全译本，一些节译本，以及一些美学著作提到此书时，也都用的“艺术即经验”。第二，这也更贴合该书内容，即从经验的角度来论述艺术，并将“艺术”一词放在首位加以强调。
至于“艺术即体验”，高建平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译法。此处的experience不能译成“体验”。他的理由是：第一，因为杜威讲的经验，既包括“做”，也包括“受”，是双向的，而“体验”则主要指接受。第二，杜威强调积累，即过去经验对当下感受产生影响。经验的积累，形成新的经验；经验有积累，就会经验丰富，成为有经验的人。体验则相反，强调当下性。第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从属于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体系。英国的贝克莱、洛克和休谟这些人的哲学，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译成经验主义，不能改译成体验主义。
实际上，高建平在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一些词，如“活的生物”“一个经验”“以太物”等等译名的厘定，也很费周折。更令他头痛的还有，杜威这本书原来是讲演录，书中时不时会蹦出来某句引文，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某句话，或是华兹华斯的某句诗。这些引文此前都有很有名的中文译本，例如朱生豪译本和杨德豫译本，不能无视这些译本的存在而自己译。高建平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到相应的译本，但又常常有所改动。高建平说，这绝不是说他比这些前人译得好，而是杜威在引用这些引文时，有自己强调的点，而这些强调点在这些译文中不一定得到重视。改动的目的，是将这些强调点完整地译出来，使上下文通畅，意义得到凸显。
高译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时隔多年，高建平仍然清楚地记得将这本译著送给几位学界前辈的情景。一次高建平到北大美学美育中心开会，带给叶朗先生一本。叶先生的反应是：“我早买了。”又一次，带了一本到济南送给山东大学的曾繁仁先生。曾先生说：“这本书太重要了！ 本来我想让我们这儿一位年轻人翻译的，听说你翻译了，我就让他不要译了。”还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告诉他：“你翻译的《艺术即经验》很重要，很重要。我认为，杜威的思想中，有一些是与马克思的实践思想相通的。”
从当代美学界这些代表性人物的反应中，高建平感受到大家对这本书的认可和对这个译本的期待。译稿能过商务编辑的“火眼金睛”，本身也是翻译质量的一个佐证。当年向商务建议翻译此书时，高建平还经历了严格的试译环节。他一直记得那位编辑的名字——何世鲁。“他开始是让我试译五千字。他给我的试译稿指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姓名的翻译，如果是德国人，就要用德语的姓名译名词典，法国人要用法语的姓名译名词典。这些我以前都不懂。但是他对我的译文质量和风格，还是肯定的。他给我附了一封信，结论是：可译。”在何世鲁寄来的打印试译稿背面，高建平意外地发现，用的是废掉的复印纸，上面是另外一个人的译文，最后有何世鲁的批示：此人不适合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我当时心里一惊，原来这是一个考试，幸运的是我考试通过了，那个人没有。”
和商务打交道多了以后，高建平开始了解商务对译著的要求，严谨、朴实，不赞成意译，更不接受刻意的花里胡哨。这点，高建平特别认同。将一批名著以严谨的风格翻译出来，这对中国的学术建设非常有利。从这一点上来说，他认为译者的专业和学养对保证译著的质量非常重要。“我懂我的专业，我能译的只能是我这个专业的材料，其他的东西我肯定译不好。”
《艺术即经验》共14章，其中，第一章“活的生物”为全书纲领。原著中的“live creature”有人译作“活的人”“活生生的人”，有人译成“活的创造物”，高建平最终译成“活的生物”。他认为，杜威用live creature，有他的深意。“杜威固然是在说人，但受达尔文影响，强调从动物到人在进化中的连续性。直接译成‘人’，这一层意思就失去了。何况‘活生生’的意味也不对，杜威强调的只是内在的，作为生命体的‘活’，而不是作为外在表现的‘活的形象’。”对其他的概念术语也是如此。他的看法是，术语的翻译非常重要，不可随意。为西学著作中的一些词厘定固定而合适的译法，成为基本概念，这对于整个中华学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很多概念由于没有固定译名，出现理解分歧，很多学术上的讨论都是在打糊涂仗，沦为无谓的纷争。
除了翻译中的这些细节问题，曾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现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的高建平更关注的是这本书对推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意义。1919年至1921年，应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其时的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哲学和教育学领域。对于杜威这部1934年才出版的美学著作，当时中国学界的精英们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2019年夏天，高建平和妻子去芝加哥大学参加儿子的博士毕业典礼，在校园闲逛时，意外看到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杜威当年创建）门口贴的海报信息：为纪念杜威赴华讲学一百周年，中美两国教育界联合举行以“百年座谈会：当时和现在的杜威”为主题的会议。杜威的思想涵括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相比较而言，学界对他的美学思想关注较少。
杜威思想经历了受追捧、衰落、又被重新关注这样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这反映了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学术思潮乃至社会文化心理的更迭和变迁。当代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曾说过：“实用主义美学开始于杜威也终结于杜威。”这当然是一个极粗略的概括，但也不无道理。杜威美学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人们遗忘了，其原因在于：第一，《艺术即经验》是演讲体，不像当时流行的分析美学那么严密，也不像当时的德国和法国的美学那么时尚。第二，二战后的50年代至60年代初年，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反共反左，杜威的哲学被认为倾向于左翼，不合当时的潮流。第三，东方世界（其中以苏联为代表）批判他，原因是他卷入了关于托洛斯基的调查。而在中国，由于胡适在思想界地位的转变，杜威自然也受到一定的牵连。差不多半个世纪里，杜威的思想都很受冷落。而对于中国美学界而言，杜威美学在当时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世纪之交，西方美学界开始出现杜威研究的新热潮。舒斯特曼从杜威思想出发，发展出了身体美学；阿诺德·伯林特从杜威的思想出发，发展了他关于“介入”的思想和环境美学；约瑟夫·马戈利斯实现了实用主义与分析美学的结合；杜威的美学思想渗透到当代许多美学家的思想之中，成为共同的财富。在国内，随着国际美学交流的发展，一些当代西方美学家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者们发现，这些美学家的思想之源都要通到杜威那里。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即经验》被越来越多的人阅读。
这几年，高建平主编的《外国美学》（CSSCI集刊），经常收到研究杜威美学的文章投稿，从各个角度阐释杜威的美学思想。而他自己，也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对于《艺术即经验》所涉内容的注释和阐发的文章。于他而言，这也是一个重新接触这本书的过程。“对这本名著，读者有阅读的困难，我试图做一些清理，同时也把自己一些学术上的思考融进去。”同时，高建平指出：对西方的这些思想，我们不能完全照着说，应该采用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态度，依照我们的美学立场，看看它有哪些东西对我们有所启发，对发展中国美学会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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