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园地的中国耕耘者

    ■钱婉约

    严绍璗老师于8月6日正午12时02分，在他晚年歇隐的昌平泰康燕园养老中心的医院不幸病逝。连日来，唁电唁函像雪片般飞来老师生前工作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曾经执掌的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微信公号，也连续编发了许多篇学界同仁和后辈学子的悼念文章。包括我在2010年为纪念严老师诞辰七十周年而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文《严绍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几点启示》，另一篇是人物速写《严绍璗：圆融与超越》。后者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的《学人足音》专栏上，曾幸得严老师认可，并援引作为他个人自选文集的代序。

    从我1981年秋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拜识严老师算起，到今天，师生情缘竟然已经四十年有余了。这几天，内心悲悼，思绪纷繁，无以成文。很多往事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幕幕在脑海跳转，临纸彷徨，勉强写下一些，权当心香一瓣，敬献于先师的灵前。

    不正确理解的方式——变异体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严老师的课上得特别有神采，吸引人，是史论结合的典范。从课堂讲述到研究著述，到最终形成严氏标志性的理论体系，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髓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给北大学生上一门“历史文化论”课程，内容大致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化的经典性论述，并以此解析中外历史文化现象，同时也介绍其他中外名家的历史文化理论。它的理论色彩和古今中外宽广的视野，对刚刚进入大学又是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记得我第一篇像样的小论文，就是受到这门课的启发而写，刊发在当年北京大学学生期刊《学海》杂志上。文章题目是《论“不正确理解的方式”是文化继承的普遍方式》，其中“不正确理解的方式”是马克思经典论说之一，指欧洲文艺复兴借用古希腊罗马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这种“借用”不是原封不动的拿来，而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不正确的理解”，经典论述中还用了“借尸还魂”四个字。我以中国近代历史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思想故事为例，认为康有为也谙熟“借尸还魂”之术，以“不正确理解的方式”借用了孔子的思想资源，来发动近代中国的戊戌维新。当时写完，私心颇有收获的感觉。

    冥冥中似乎有巧合，若干年后，我师从严老师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在接触到“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等接受学理论时，不由得想起，这不就是严老师课上所说“不正确理解的方式”吗？1998年，严老师又写成《文化的传递与不正确理解的形态──18世纪中国儒学与欧亚文化关系的解析》一文，正式阐释了“不正确理解”与“文化传递”的关系。

    上世纪末，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引进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等以后，提出了一个学术自觉的话题，即：如何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的内容和特征应该是什么？ 当时的好几次国内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上，同行的老师们都曾热议过这个话题，严老师也曾撰写过专文发表。无论“阐发研究”也好，“跨文化研究”也罢，作为从西方学术语境脱胎而来的比较文学，要形成让大家都认同的中国本土独创性的学问体系，并不容易。今天来看，严老师以他四十多年关于中日文学文化发生发展的实证研究为依据，在《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2011年）、《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2020年）等著作中，逐渐形成与完善了“文化变异体”和“文学发生学”的研究实践和理论体系，这是他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园地的重要建树与理论贡献。他的“变异体研究”“发生学研究”是否能够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代表性成果，我个人不敢妄断，但这些富有标志性特征的严氏理论与著作，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重要学术资源，却是事实。

    抚今追昔，从严老师四十年前课堂上“不正确理解”概念的解读，不正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中国特色“严氏理论体系”的思想滥觞吗？ 不知先师地下有知，是否会再次认同我对于他思想学术的认识与推论？

    京都访学——记纪神话——日本中国学

    严老师待人热诚而亲和，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一定都领略过他那睿智、明快、滔滔如江河般的谈风。那些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断识所编织起来的纵横排闼、亦庄亦谐的讲演或闲谈，令人在享受中获得学术与人生的启发。所谓如浴春风，润物无声，说的大概正是这种情况吧。

    1994—1996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教学内容与研究兴趣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所以，在京大人文研选择师从狭间直树先生进修学习。

    我到京都不久就获知严老师也在京都，在京都郊外日本文部省直属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驻所工作，同在异国他乡，我自然热切地想去拜访当年的老师。自北大毕业后，已有六七年时间没有与严老师联系过了。当我打通电话时，他不仅清楚地记得我这个“古八一”的学生，还当下约定让我周末上午到他的寓所去，并在电话中详细关照我，从我的住处修学院出发，如何坐电车，坐多少站，在哪里转巴士，下车以后又如何走……。这样听着，电话一端的我，可谓感激之至，又佩服之至。一个被文部省特别邀请的中国权威学者，一个热诚可掬、无微不至的老师长辈，就这样在我的心中完美统一起来。

    那日在京都严府做客，师母特为我准备的饭菜中，有一道久违的江南美味——“清蒸大带鱼”，老师师母是上海人，我是苏州人，这道菜真是大大慰勉了师生两代人“舌尖上的乡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能走出国门的学人还不算多，同在京都，同样面对日本人关于中国研究的很多着先鞭、出新意的成果，那种家国之情又岂止是在“舌尖之上”？

    对我这个初出国门的人，严老师像家长一样给我种种叮嘱与提示，比如与日人相约一定要严格恪守时间，比如对于所需学术著作一定不要整本地全部复印，比如要留心京大东洋学文献中心的资料搜检与利用。当然，说得更多的，还是他自己的研究计划和下个月要在京都某会馆做的公开讲座，记得所讲内容是关于“记纪神话中的文化变异形态”。讲座当日，我与京大东洋史的几个青年学子一起赶去现场聆听了严老师的日文演讲，增广了学术见闻。在京都的一年半中，又有多次相聚的机会，其中一次是带老师师母到京大博士生钱鸥家做客，饭后并由钱鸥带领一起探访辛亥后罗振玉、王国维京都居处遗址，王国维住处已消失在京大百万遍附近的道路上，罗振玉寓所永慕园中自建的“大云书库”，则还岿然独立，据说已成了一家公司的房产。

    正是这段京都访学的岁月，使我的研究兴趣从本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转移到同时期的中日学术关系上，特别是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中国学研究。发生这样的转折，除了内藤湖南的学术魅力外，严老师对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示范引领，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此后，追随严老师从武汉大学回到北京大学，选择以“内藤湖南研究”作为博士课题，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了。后来，我的《内藤湖南研究》一书得以出版，与师兄张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师妹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一样，都是因为严老师主持的“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所给予的机会，师恩陪伴一个个学生的成长之路，铭感不忘。

    严老师以《日本中国学史》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不仅做到了一般研究者比较留意的、对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性考察，在此基础上，更注意对中日两国复杂的文化关系的廓清，显示了不同一般的史识。严老师还特别对儒学在近代日本巩固皇权观念、鼓吹“大东亚圣战”思想上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做了深入独到的揭示和批判，体现了一个儒学本邦学者对于异域儒教文化形态的敏锐洞察力。

    北大情怀——与历史对话——隐入历史

    自从1959年考入北大，严老师做了大半生的北大人。他的著述、言谈，常常体现出对于北大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深切认同和自觉继承。要说严老师的北大情怀，正在这份始终不移的知识分子不妥协、不盲从的反思精神吧。在入住泰康燕园前，严老师将自己的大部分藏书捐赠给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汉学图书馆”，设立“严绍璗文库”，相信薪火相传，斯文相继，代代北大学子可以延续严老师不了的北大情怀。

    我在《圆融与超越》一文中，曾预告“近期，将有先生新著《与历史悄悄对话——严绍璗北大50年亲历纪事》问世”，这本书终于没有能在严老师生前问世，我的这句话也成了一句空言。事情的缘由是，2010年严老师七十岁诞辰时，在北大和香港大学先后举办过两次纪念性学术研讨会，会上除了论析严老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以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严老师回忆录的出版。那几年，他陆续撰写的“个人回忆录”渐成规模，个别章节也曾打印出来分享给人看，我也得到过几个样章。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书稿一时自难出版。等到编辑《严绍璗文集》祝贺八十诞辰纪念时，听主事的张冰师姐说，曾将书名改成《严绍璗北大一个甲子的纪实》，但终于也只是部分章节收入了文集第五本而已。严老师常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曾给我们展示过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本“严绍璗外事日记”，记录了在改革开放之前，他参与北京大学外事活动，接待日本、美国等外宾学者的事情，很多本这样的日记是这本回忆录的基础。今天看到陈平原老师《那位特会讲古的严老师走了》文章最后也写道：“能言善辩、特会讲古的严老师，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自述’实在太少了。不知是因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还是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反正严老师的回忆录最终没能在生前完成并出版，令人扼腕。”深有同感。

    2016年秋严老师入住泰康，当我还没有来得及为老师高兴“老有所安”时，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师母中风，随后是严老师眼疾、腿脚不便、鼻炎等等接踵而来，身体精神日渐衰退，看到昔日笑谈风生的老师变得沉默少语时，真是特别无力而感伤。去年六月看望严老师时，我再次向他问起回忆录书稿的事情：有没有全文打印稿？ 电脑里有没有留存？ 他的回答是：电脑早就坏了，那些书稿，不是被他们拿走了吗？ 要作为整我的材料拿走了。那天，一高一矮两个人闯进这个屋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书架）就从这里把材料都拿走了啊……。我满腹疑惑，无语接续，转而问师母。师母说她不在场，她也不知道书稿的事情。这真是让人无比叹惜。他的这种伴随着“阿尔茨海默症状”的“被迫害的妄想”，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内，时有发生。被这样的魔怔控制着，可以想象精神上的煎熬。

    哲人其萎，斯人已去，他的生平行谊，他的笑谈謦欬，像一本终于写完的书，合上了书页，隐入历史。这本用生命与真诚写就的特殊的书，与他出版的众多学术著作一样，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发展的长河中，庄严而馥郁，给人启示，又令人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