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骨颖俊矫红本

    一个好朋友，一个风度翩翩、伟岸高挑的好朋友，最后见面时竟一句话说不出，往昔的眉飞色舞、洋洋得意都不见了，旋即寂灭，从此无影无踪，你能说些什么？ 说他曾经善饮善书，高谈阔论，诙谐幽默……灰飞烟灭了。是的，我的人生中就有这样一个朋友，他就是辽宁大连市书法家矫红本。遗憾的是，他刚刚度过52岁生日就因脑瘤而去世，今年已是他去世的第十个年头。

    对于艺术，红本不拘一格、屡屡出奇，有时候难免偏执，有时又觉得耐人寻味。一次他要画樱桃，执意要用挤出的樱桃汁儿来调色，偏那天的樱桃黄色为主，他就要去买那种深紫色的。终于买回来了，又调不出理想的颜色。他不依不饶，翻来覆去，终于用白酒调出一种偏紫带点红晕的色汁来，洋洋得意画了两粒圆点，添上把、点染好，有了点模样，自鸣得意，又补了些杯盘配景，算是一幅作品。他写一首不常见的稼轩词，其中一句记不真了，问我，我不知道，建议换一首，这在他绝不可能，抓耳挠腮。我只好去书店找，偏偏就没有，到底开车回家取了《稼轩长短句》回来才算完，跋中他就要把这事写进去，我坚决不让，拗了半天，红本还是当雅趣写在作品后面，这才有了点笑意。

    隶书在红本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是他变化最多的书体，由于临习得多，故能举一反三，创作中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绝无滞泥现象。早期他多秀、细出锋，成熟期多用大笔荡开胸臆，看似轻描淡写，成品沉静雄浑，笔划直折有力，再无弯腰弓背之弱，阳刚中糅进闲逸之雅趣，这种从秀到浑的风格，是他不断临帖积累出的进步。

    学习研究生前红本篆书不多，有也多是小篆，但书法的成熟期则能够娴熟地用大篆创作，不论甲骨文还是钟鼎文、石鼓文等等，且特别追求篇幅平衡的美感，每每四字他就像篆刻一样反复摆布，最后形成和谐的金石韵味。这是他一贯严谨的书风，在我看来严谨得有些紧，但红本宁紧不松，就连活泼的行书中，他也是手紧意松。因为注重书写意义与形式结合，往往给人学究式的派头，从外在为作品添加了分量。比如他的甲骨书法，绝无臃肿，行笔涩爽，笔画妥帖不雕饰，自然体现契刻味道，字形相对易于辨识，而不以古就古。

    红本喜欢颜楷，曾戏称：老颜第一。他的楷书笔画、结体严格按颜施行，体现勤礼碑的模样：正气足、不苟且。当然他并非只擅颜楷。有一次在主办中日书展前夕他对我说：“中方写楷的太少，你应该写幅楷书大字。”我依他建议写了四字颜体条幅，自己看也不满意。他看后鼓励我试试柳体，并为我亲自示范，边写边讲解柳体特点和大字结体应注意之处，字与字的搭配讲解很详细。我试了两遍，功力所限，均不如意，就仍以行楷塞责，红本无奈，只好说：“行书大字应该参入碑意。”特别强调其中两个字如何写出碑的味道，我一试还觉顺手，那次展览据说我那幅字真就挂在醒目的位置。

    气骨颖俊，这词纯属杜撰，但我觉得贴合红本。我很喜欢他的草书，颖俊指他笔画很讲究颖毫的俊秀，尊法不逾矩，但又在疾缓中形成漂亮的连贯；气骨是说在表象外，他孤傲的文人风骨被巧妙地渗入纸上，形成有力的章法，尤其长笔画的应用更增加作品张力，形成感染受众的力量。而整体的书写变化又如翩翩起舞带动玄风，妙然入纸，颇难解说，不用诠释就会把书者真诚的思绪不经意间传达给你。

    红本对落款十分讲究，曾不厌其烦讲给我听，内容相当精当和细致。按他的说法，现代书法作品很多落款有瑕疵，他和于植元教授一致的观点是：水平看落款就已知道大概啦。这是中国文人精神的一部分！ 从此以后，凡有人讲起落款我都仔细听，认真记，还真是以小见大，学无止境啊。

    红本去当了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我们常常当面调侃他：看得出你有表演天赋。他莞尔一笑，也不辩驳。因为他有学名人的拿手段子，惟妙惟肖，声音、表情，有时还配解说。他颇具奇思妙想地将方言与大家都熟悉的朋友结合在一起，令人捧腹，而他本人却不动声色。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这是红本聪明、勤于思考的一面。正经事儿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与湖州千金湖笔厂的制笔大师杨松源厂长是好朋友，松源大师事业干得好，从千金镇乔迁至善琏古镇经营，请我写字祝贺，我又代其请红本一起题字，我们各自写了一首诗。看了我的诗红本紧皱眉头，实在过不去，才对我说：“你看看，教授（指于植元教授）不在了，可也不能糊弄啊！”我知道那是指我的诗平仄不够严谨。红本认真替我改了六七个字，递给我说：“看看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儿？”我由衷佩服红本自觉的认真。我和红本风格不同，我病他：浅时过浅，涩时过涩。他病我：掉书袋。唉！有些泪目了，怀念那些能直面抢白的时候。

    红本自从去读研究生，手边就多了两本几乎翻烂的书，曰《历代书法论文选》及《续编》，他指导督促我读过许多篇，隋代以后就不再管我。我也就只读到隋代。我喜欢外国文学，他不然，理由是中国笔记小说、还有《聊斋志异》比那些有嚼头得多。但他喜欢自由体诗，写了不少。他知道我喜欢李商隐和李清照，曾为我写过多首玉谿生诗和全部漱玉词，尽管他不喜欢李商隐。

    回想那年汶川大地震前夜，我们一起在普兰店市吴姑城清泉寺拜观“浴佛节”，回程中闻得地震消息，红本双眉紧锁，分手时他略显不安地说：“改天咱们为抗震写点励志的作品。”创作时他说字数不要太多，但字要大，要有震撼力。作品果然被《大连日报》第一时间选用。能为抗震做点事我们都很激动，回来后红本静静地对我说：“我们还应该做点事，我看还是你来做吧！ 马上组织义卖。”看我畏难，红本鼓励说：“你做好义卖的准备，明天咱们去慈善总会一起商议？ 他们有经验，会支持我们。”就这样，我在前台组织，红本用热忱和细心推动它，这是滨城最早的抗震活动之一，四十多位书画家自愿参加，募得善款七万余元，红本抱病为义卖书写大字隶书册页《心经》。当我把义卖款箱送去慈善总会，清点完毕，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在红本离世前几天，我去看望他，他依然尽量端正地拥坐在病床上，注视前方，夫人郭侨用手在他眼前晃晃，我明白脑瘤的压迫已使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了。他无言端坐，亦无法交流，只能我一人讲着过往，渐渐地红本往后倚去，我以为是累了，但突然我看到、第一次看到了红本流泪，没有一句话，他斜倚着头，一颗大大的泪珠从眼角涌出、落下。

    那颗泪一定包含了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