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斯的“天才私密”

    戴维·洛奇是英国当代作家兼评论家。作为一名小说家，他以“校园三部曲”——《换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而蜚声于世。从《换位》的双重结构，到《小世界》的滑稽模仿，再到《美好的工作》的“英国状况”，身为学者型作家的洛奇十分具有理论自觉性，始终走在时代前沿，不断进行文体创新。

    2011年，戴维·洛奇推出其小说创作的封笔之作《天才的私密》，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国名作家H.G.威尔斯为主人公，用威尔斯与五位女性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串联起其不凡的一生，由其私人生活辐射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文坛与世界政坛。此书包罗万象，令人目眩神迷，几百页的篇幅中囊括了诸多文坛名流，如亨利·詹姆斯、萧·伯纳，政治巨头，如高尔基、罗斯福，揭示了他们隐秘幽微的暗面，展现了爱德华时代的时代特征与精神风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洛奇继写作《作者，作者》后，第二次向传记小说这一文体发起“冲锋”。

    传记小说，顾名思义，即传记与小说两种文体的结合。洛奇明确将自己的小说划入传记小说之列，将其他作家的作品，如拜厄特的《孩子们的书》划入历史性虚构之列。在洛奇看来，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自己的创作目标是使档案史料与想象推测之间的衔接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事实材料与想象推测圆融地结合一体。洛奇此举无异于行走于钢索之上，过于趋近传记，则会被指缺乏想象力与创造力；过于趋近小说，则会被指颠覆历史、混淆事实。因此，传记与小说、事实与虚构、史料与想象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张力，以及洛奇将使用何种技巧在这些互为矛盾的概念之间求取平衡，成为本书的看点之一。

    以真实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家往往惧怕官司缠身，开篇便同传主撇清关系，宣称“本书纯属虚构”，洛奇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小说的前言、后记、访谈等副文本中一再声明，文中几乎所有情节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所有角色都是根据真实人物描绘的，所有著作选段、演讲以及大部分书信都出自历史人物本人之口，自己不过是在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对话时稍稍行使了一点小说家的特权。小说后记中所罗列的参考文献几乎皆为传记、自传和书信集类作品。洛奇还“贴心”地将自己因创作需要而“不得不”虚构的几封书信标注了出来。此外，他还在《卫报》上，用很长篇幅讨论自己在写作威尔斯与罗莎蒙德·布兰德的恋情时，为确定二人恋情真正的起止时间，是如何耗费精力、多方对比、细心考证。而当进入到正文本后，小说中充斥大量史料，包括威尔斯与友人的往来书信、诸位名家的作品选段、当年的新闻报道、讣告、杂志上的书评等。这些内容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人物关系上都和真正的历史基本吻合，都证明了《天才的私密》对事实的尊重与遵从。

    可同时，洛奇写作时也充满焦虑，他尝试使用各种手段，来避免《天才的私密》过于趋近传记，其中最引人注目便是自我对话的设计。小说第一章，威尔斯在回忆奥威尔对自己的评价时，头脑中出现一个声音：“那一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吧？”此句在书中为醒目的黑体字，它不时出现，和威尔斯展开对话。当威尔斯抱怨费边社成员无作为时，这个声音说“那你愿意放弃你的黑桃别墅和仆人吗”；当威尔斯提到毒杀“阴间人”时，这个声音说“可是‘毒杀’……你这不是鼓吹谋杀吗”；当威尔斯谈起将妻子凯瑟琳更名为简时，这个声音说“凯瑟琳就是那个渴望浪漫之爱而未曾实现的女人，她接受你为她更名为‘简’时，她的自我的那一部分就被压抑下去了”。这一标识为黑体的声音贯穿全书，虽然也出自威尔斯，却和非黑体部分的意识碰撞不断，它提出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威尔斯最常被人诟病的，涉及种族歧视、精英主义、男女关系、双重标准等。但洛奇并没有给两个声音的任何一方以压倒性优势，两个声音处于平等地位，互为攻守，互不相让，威尔斯可以为自己争辩，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黑体声音的质疑。这正是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绝佳体现。拉玛钱德朗说过：“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思想意识只是一个外在现象，你完全意识不到大脑里的真正活动。”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意识模型支持了意识有深度的观点，从此如何在作品中表现意识的深度成了小说家关注的重点。《天才的私密》通过呈现人性的矛盾，揭示了意识的深度。

    可以说，《天才的私密》是洛奇对其“交叉小说”概念和美学多元化思想的又一实践。它介于小说和传记之间，取两种文体之长，使自己获得双重收益。如米亚·科托所言：“过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未来的材料。”《天才的私密》绝不是沉迷华服的古装剧，它自有现实指向性。小说中威尔斯与詹姆斯之争，实际影射的是文学与市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又与洛奇自身的身体状况、洛奇和马尔科姆间的关系、洛奇在“亨利·詹姆斯年”的惨败形成互文。虚构手法的加入避免了传记的僵化死板与模式化，超越了生平信件的整理与总结，回归了传记的初衷——记录人生。

    另一方面，传记小说的兴起与传记的回潮不无关系。好奇心与窥私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小说主人公威尔斯因《时间机器》蜚声中外，是当之无愧的名流，其私生活的精彩程度不输其文学生活，读者对名人私生活的窥探欲或许会使作品及译本受到额外关注。传记也是人道的纽带，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具道德性。小说从传记处汲取了真情实感与道德感，向读者展现个体生命的非凡，这种影响甚至会超越文本，进入生活。最终小说发挥了两种文体的优势，对传记和小说双方都形成一种有益的补充。正如洛奇说，“传记小说不觊觎取代传记，但能补充传记，提供一种对于真实人生的不同解读。”或许没有哪一文体、学科、理论是完美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话，在对话中互为补充，激发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