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瓣香私自奉高邮”

    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俞樾”这名字，应该是五十多年前好不容易借到半本没有封面的《七侠五义》，懵懂少年被尚武意气驱使，沉浸在南侠、北侠和锦毛鼠任侠好义的行迹及高超的武艺格斗中，全然不会去理会“石玉昆述，俞樾重编”之题注。即使不经意扫一眼，也会浮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疑惑。十多年后，有心向学，曾在旧书店买到国学基本丛书本《诸子平议》，因为那时钻研重心在古音学，也只是浏览几页便束之高阁。觅得《正续清经解》后，我抄录四百种经解书名，将《四库简明目录》《丛书综录》《贩书偶记》等目录书中相应版本信息一一标注，才知俞樾著作之多，多到使我瞠目结舌。考入《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词典，日与古书交道，始经常查阅《笔记小说大观》中俞樾的《茶香室丛钞》《春在堂随笔》等。古籍整理工作兴起，中华书局先后将《茶香室丛钞》《九九消夏录》等点校出版，亟购置以备审稿之用。及至自己撰写论文，关注经典经说、异文，方仔细阅读《礼记异文笺》《礼记郑读考》《郑康成驳正三礼考》等；又为收集同义复词资料而阅读高邮王氏四种，才知俞樾的多种作品简直就是二王著作的续篇。一代经学宗师、乾嘉朴学殿军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读书历程中逐渐形成。这样一位大学者的著作，对于素有嗜书之癖的我，当然必欲置诸邺架而后安。只是早先见于旧书店的线装，屡因价高而却，而俞著篇幅大、内容广，整理困难，上个世纪一百年中始终无完整点校本。2010年得知凤凰社已出影印，刚准备购置，闻有两批学者在整理点校，及至最近凤凰出版社将汪少华、王华宝两位教授主持整理的《俞樾全集》寄到，终于遂了我可以随便翻阅、恣意浏览的心愿。

    俞樾《自述诗》有云：“十年春梦付东流，尚冀名山一席留。此是研求经义始，瓣香私自奉高邮。”自注：“是年夏间无事，读高邮王氏《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诸书而好之，遂有意治经矣。”据《群经平议序》和《年谱》所记，“是年”为咸丰八年（1858），俞氏三十八岁。《群经平议》初刻刊成于同治六年（1867），前后适十年（《诸子平议》刻成于稍后的同治九年），虽戏称“春梦付东流”，却自喜可“名山一席留”，“尚冀”只是“自知明艳”的故自“沉吟”。两《平议》模仿、继踵二王《杂志》和《述闻》，作为自己著述之第一步，可见俞氏学术起点之高。但这样的高起点并非人人可以随便模拟。王念孙十岁已诵毕十三经而旁及《史记》《通鉴》，从《杂志》《述闻》中随意征引，可见其对经典熟悉之程度。而俞樾亦六岁而授读《四书》，过目不忘。二十岁读《日知录》，作《小笺》，已显露出学术功底和考据倾向。

    《平议》既由读二王著作引发兴趣，步趋撰作，则《读书杂志》与《诸子平议》，《群经平议》与《经义述闻》自有也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同对一经一子予以校正讹误、疏通文意，自会交会于同一字词文句的讹误而产生仁智之见。今《诸子平议》中言“王氏”“王氏《杂志》”“王氏《读书杂志》”“王氏念孙”“王氏念孙《读书杂志》”“王氏引之”等约有一百七八十次，《群经平议》中言“王氏经义述闻”“王氏引之经传释词”“王念孙曰”“王氏念孙读书杂志”等亦一百四五十次。综此三百多条引说中，有赞同王氏父子之说者，有补充二王之说者，也有不赞同其说而予驳斥者，无论其所同所申所驳是非错对，都表明俞书继承王书的事实。《平议》是俞氏中年著作，二书刊成之后，作为瓣香高邮的俞樾，并未停止步武二王的足迹。其《第一楼丛书》中的《易贯》《玩易》《论语小言》虽非纯粹考证，亦属经义札记；二卷《读书余录》中《内经》《鬼谷子》《新语》《说苑》属于《诸子平议》内容；尤其《汉碑》四十一条，更是拟王念孙《汉隶拾遗》而作。《曲园杂纂》中《易说》《书说》《诗说》，仍是继承《群经平议》考证之文，而读《吴越春秋》《越绝书》《鹖冠子》《盐铁论》等，亦是《诸子平议》之续篇；至于《春秋岁星考》《卦气直日考》《七十二候考》等，明显是步王引之《太岁考》之后尘。光绪十四年编成的《茶香室经说》十六卷五百七十条，系授课讲论笔记，虽自嘲不知“稍胜于前”还是“疏舛更甚”，终亦属于经解札记著作。

    王念孙对《杂志》与《述闻》本有一定体例，但因道光七年以后，年届高寿，精力不济，于是匆匆将《春秋名字解诂》《太岁考》等附入合刻。王氏逝世，子引之又匆匆整理两人未完成的《后汉书》《老子》《庄子》等八部书二百多条札记编成《杂志余编》作为二王著作的总结，刊刻了事，这无疑是一个遗憾。俞樾应该深谙王念孙意图，所以在《群经平议》中加入《论》《孟》，完足经部，将《春秋名字解诂补义》别编入《第一楼丛书》，其《诸子平议》不仅于《杂志》因未完成而未收，《余编》亦仅聊聊数条、数十条的《老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作考订，更进而对《商子》《文子》《公孙龙子》《楚辞》乃至《韩诗外传》《潜夫论》《论衡》《中论》《抱朴子》等秦汉魏晋诸子亦一一考订札记，虽数量不多，但可以看出他似乎在有意完成王念孙的遗愿。《俞楼杂纂》所收《广雅·释诂疏证拾遗》，系俞樾早年对《疏证》的补作，只是晚年精力衰退，无力续成，于是作为“拾遗”收入，存此印记。今观其每条下都用“樾谨案”起首，既得王氏父子著述条例，也表达出自己对王念孙的礼敬。

    俞樾高第章太炎曾将《古书疑义举例》与《经传释词》比并，缪荃孙也以为是小变其例而加以推衍。其实《释词》专论虚词，与《举例》异辙。《举例》是俞樾在二王《读淮南子杂志》第二十二和《经义述闻·通说》所罗列古书讹误条例基础上，结合自己一生读书校书心得，总结、抽离、升华而概括出来的阅读古书条例。二王的条例，明显是撮取《杂志》和《述闻》实例的归类排比，约略显得机械。《举例》则是一本经融会贯通、精心安排的专著，其内容更丰富，涵盖更广泛，条理更清晰。相较于《杂志》《述闻》所举，《举例》不仅是青胜于蓝之作，其梯梁来学之功，愈久而愈显，刘师培“叹为绝作”，洵非虚语。

    像乾嘉凡治朴学考证学者无不重视《说文》一样，俞樾在《平议》撰作过程中，曾避居天津，钻研《说文》，著《儿笘录》四卷，参据前辈学者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桂馥、姚文田等人之说，或从或违，以厚植其小学根柢。至于其所著之《礼记郑读考》《郑康成驳正三礼考》《九族考》《玉佩考》《丧服私论》，篇幅虽短，是又在札记考证形式上迈出一步，罗举诸书，断以己见，接轨近代论文。

    晚清民国以还学者多以高邮二王的学术标杆高度，来审视俞氏两本《平议》及其他考证札记，对之不无微词，所以俞氏影响虽大却一直不在学界研究的中心。本世纪初已有多位年轻学者就俞氏著作作专门研究，其功过得失始逐渐清晰，诚如《全集》主编汪少华教授指出，俞樾之疏漏处是在没有充分证据前提下“随意引申”“滥言通假”和“因声求义”。俞氏于古音颇疏，纵观其所有经义著作，多用“一声之转，义亦相通”“同声通用”，而不别声纽韵部界画，这是他与二王的差距，决定了其著作的深度。其次是引证少而主观判断多，以致不免以偏概全。但就古籍流经千年、讹误五花八门而言，证有不足，论有可商，即王氏父子著作亦有所不免，即俞著指正王说也多有可取者。总之，俞樾的经义札记为我们阅读经典、追迹秦汉经说提供了很多启迪性思路，尤其《举例》一书更是为后世提供了一把阅读古籍的钥匙。更值得称道的是，俞樾在晚清乾嘉考据学式微，今文经学兴起和西学已经东渐的环境中，独自扛着二王考证求是的大纛，坚持行走半个世纪，其高寿与王念孙相齐，其毅力与精神亦与王氏相埒，这点非常值得后人敬仰。

    俞樾一生著作宏富，总计近五百卷约近千万字，除少量涉及史部外，经、子、集三部篇幅都有相当数量。《全书》版本虽然单一，但刻工不甚精，故当时就有校勘记订正。且俞著征引繁富，遍涉四部，其整理的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此次整理，凡有不同版本，对校求是；遇引文有疑，校核原书。今观其《平议》《丛钞》诸种，多有纠正原书讹误之校记。辛苦自己，方便读者，完善俞书，这种奉献精神，与俞氏一样值得我们尊敬。

    但《全集》有三十二册，书脊只标示书名。这些著作，有的有篇名有目录，如《茶香室丛钞》《荟蕞编》等；有的有篇名却未编目录，如最重要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有的仅是条记心得而无篇名，当然没有目录，如《春在堂随笔》等。整理本依《春在堂全书》序次，四部内容分散，就群经、小学和诸子类札记而言，已分散在十多册之中，要寻找非常不便。俞樾一生所写文章过千，诗作三千余首，今所辑得之书函亦有一千四百多通，笔记则更屈指难数，若要寻找其某一学说言论，几同大海捞针，无从下手。记得俞樾学生、为《春在堂全书》作校勘记的蔡启盛曾为《清经解》编过索引，非常便于利用。由此想到，《全集》出齐之后，若能将有篇名的作品全部编成索引，无篇目而能拟出篇名的也尽量编成索引，作为附册，这将大大提高《俞樾全集》的利用率，可以更好地推进晚清经学、子学、文学和学术史的研究。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敦和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