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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英国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上个月来到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发表演讲，以支持英国笔会发起的首版书义卖活动。
在这篇题为《书，书，书》的讲话里，巴恩斯谈到了自己读书和藏书的经历和心得。
他说：
电视第一次在我们家出现那年，我10岁或11岁，而互联网直到我人生过半才进了家门。我最初写书全凭手写，后来换用旧的电动打字机，那是一台IBM196c，它的备件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从未有过金斗〔Kindle，亚马逊公司出品的电子书阅读器〕。虽然我在电脑上给报刊写稿子——也写这篇文字——但我基本上是个害怕使用科技产品的人。书，书，书——它们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新书、旧书、二手书、藏品书。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对面就是一排书架，上面放着参考书，统统是印在纸上、硬皮装订的：20卷的《牛津英语字典》；21卷的《英国人名词典》，外加11卷增补；20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就是人家叫做“便携版”的，每一卷都小到可以装进外衣的大口袋（过去有人说到年轻的奥尔德斯·赫胥黎才华出众，从他的谈吐当中，你就能看出他当天早上往口袋里塞了哪一卷）。我当然可以在电脑上备齐所有这些书，可我偏不，原因有两个：其一，直觉告诉我，研究是应该花些力气的，哪怕只是从架子上拿起一本重重的书；其二，在翻阅参考书的时候，你往往会有不经意的发现。进入我视线的当然还有福楼拜的全集；佩夫斯纳《英格兰建筑》系列的大部分；我母亲1915年的《比顿太太家政手册》，一本《霍布斯-乔布森》，以及数不胜数的字典和百科全书，往往都不是最新的版本。我一向喜欢老参考书，因为它们告诉你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当代的参考书也会告诉你这些，然后解释为什么现在认为它们是错的。但我更喜欢读的是信以为真时的真实，就像我想知道比顿太太告诉你烧什么菜，而不是想今天就下厨，或是要吃这道菜。
我一向是个读书人、买书人、嗅书人、藏书人，最近这些日子，我又成了个惆怅的弃书人。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是个亲英的美国散文家，死于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在1902年出了一本书，不无幽默地取名《琐事》，《旁观者》的评论员曾经力赞：“如果《琐事》放在门厅的桌上，你就不会在意别人花多长时间穿衣服了。”他后来又出过《琐事别集》和《琐事全集》。但我提起他的名字，是要引用他那句更令人难忘的俏皮话：“生活诚可贵，读书价更高。”这句话很好玩，也很幽默，但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读书不是在你不生活的时候，或是生活让你失望的时候，或是你在某些方面丧失能力的时候才做的事。读书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读书就是生活，只有读书才能充分解释这个叫做生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为了不跑题太远，巴恩斯接着谈了初版书的价值，尤其是对照初版书和再版书，揣摸作者对字句所作修订时抱着何种意图的乐趣。他也简述了自己在英格兰各地淘二手书的经历。
然后他讲道：
正像我说过的，书现在是也一直是我的生活。写书，读书，不喜欢就放下。最后这一点在我看来很重要。有一种戒律——也许是英国人的戒律——坚持认为：（一）如果一本书上了你的架子，你就有责任去读它；（二）一旦开始读了，你就该把它读完，你对自己、对那本书都有责任。我从来不赞成这种观念。我记得我15岁左右读《呼啸山庄》，读到还剩40页就放弃了，还恨不得放弃得再早一点。（别那么震惊——我后来读完了这本小说。）我经常——或者说还算经常——读书读到前二三十页就丢开，而且对此毫无负罪感。我有时读杂志上的诗，读三四行就不读了。如果你开始读我的书，认为它不适合你，结果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的书上去了，那我也不会特别不高兴。
巴恩斯继而谈到书的未来：
那么书的未来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差不多是最近这些年才提出来的。所指是实体书。约翰·厄普代克晚年有一首诗《作者为自己贺寿，2005》，诗中深情写道他早年从文，看到“我蹒跚的文字变成了铅字昂首阔步”。他接着写道：
再让我的书脊在架子上排开，每年多出一本不管我的生活多么失常！
我也记得这种感觉，虽然轮到我，更像是每两年才多出一本。在同一首诗中，厄普代克忧郁地——实际上是悲观地——写到印刷书的未来：
生命倾注于文字——纯属虚掷是有心保存这随意挥霍的东西为了谁，在那难以想象的未来在我死后，谁还会读？
印刷的书页只是一个五百年的短暂奇迹
我远没有那么悲观。正如我们看到的，购书量在封锁期间还上升了。对实体书的兴趣似乎并未减弱，搞不好还增加了呢。别的什么人大概也说过：就书里的内容——文字、乐趣、道理——而言，实体书实乃完美的传递载体。但我确信在这一点上，根本用不着我来说服诸位。
朱利安·巴恩斯2011年以短长篇《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获颁布克奖。
他在中国也很有名，出了很多书。有些作品，如《福楼拜的鹦鹉》还一译再译再再译。
巴恩斯的小说近作是今年4月出版的《伊丽莎白·芬奇》（Eliza⁃beth F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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