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刊奇才”陶亢德的黄金十年

    ■王淼

    陶亢德其人，乃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只读过几年私塾，却于十四岁在苏州当学徒，十八岁发表第一篇小说，二十一岁与朋友一起创办第一本杂志《白华》，二十三岁当上《生活》周刊在东北的通讯员，进而出任《生活》周刊的编辑，二十五岁成为《论语》杂志的编辑，进入他编辑生涯的鼎盛时期。进而兼任《人间世》杂志的编辑，与林语堂共同出资创办《宇宙风》半月刊……经常为这些杂志写稿的作家，囊括了那一时期为数众多的鼎鼎大名的人物，诸如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废名、老舍、丰子恺、冰心等，皆为一时之选。而陶亢德也始终与邹韬奋、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徐訏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直接促成了《骆驼祥子》等一众现代文学名著的发表和出版。周黎庵说陶亢德胸怀大志，“要不是抗战发生致遭挫折，说不定会成为王云五或邹韬奋式的人物”，当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陶庵回想录》是陶亢德晚年所写的一部回忆录，在他身后尘封了整整四十年，方得以出版。这是一部“有料”的回忆录，书中记录的不仅仅是陶亢德个人的经历，同时也再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界与文化圈的状况，诸如文坛秘闻、名人轶事、出版内幕、期刊兴衰……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记忆。书中包含着大量丰富而细腻的细节，作者的文字不动声色，明白如话，看似白描一般的叙述，却意味深长，既具可读性，又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一些著名作家的“八卦”自然是少不了的，但作者态度严谨，基本上是据实写来，不作臧否，不以自己的态度去定义他人的行为。然而，作者虽然并不轻易表明态度，但据实写来本身却未免就是一种态度，其间的微妙之处，自可供有心的读者慢慢寻味。

    陶亢德的朋友或者说他“能计划，有见解”，或者说他“决不做没有目的之事”，或者认为他做事情从不屈服，“却节节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即便是“精明干练，头脑冷静”的陶亢德，身逢大时代，也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先是为谋生而“落水”，抗战胜利后身陷囹圄，继而又在后半生被打入另类，可谓一生坎坷，饱尝艰辛。更加令人叹息的是，他的编辑与出版业绩也因为他的身份而遭到遮蔽，使他最终成为一位被文学史遗忘的人物，若用“一生襟抱未曾开”来形容他的平生，想来并不为过。

    陶亢德的办刊人生

    陶亢德的办刊生涯始于苏州。那是1929年的年末，彼时的陶亢德尚在苏州做学徒，生活并不宽裕，有时还会给《红玫瑰》等一些低俗杂志写些男女关系的小说换钱生活。只是单纯出于喜欢，他便与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新文艺旬刊《白华》。《白华》的命运注定是短暂的，初出茅庐的陶亢德却也因之收获了一些办刊的经验，为他以后的办刊生涯埋下了伏笔。

    1931年，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正在沈阳谋生的陶亢德流落到上海，因为之前有过为《生活》周刊写稿的经历，他便加入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编辑部。这是陶亢德一生重大的转折点，正是在《生活》周刊编辑部，他一方面广积人脉，结识了许多为《生活》周刊写稿的作家；另一方面学会了邀约稿件、拉取广告、管理杂务等一应办刊的流程。无疑，陶亢德得益于邹韬奋不讲资历、任人唯才的用人政策。

    1933年，邹韬奋不得不出国流亡，陶亢德亦随之离开了《生活》周刊。他先是短暂供职于《申报》旗下的“上海文库”，不久即得到李公朴的推荐，去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说起《论语》，乃是彼时十分畅销的一个文学刊物。陶亢德加入《论语》之后，林语堂退居幕后，他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编辑《论语》，而《论语》的销量继续保持上升势头。1934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以晚明小品文的写作方式为号召，再次引起文坛瞩目，而陶亢德亦兼任《人间世》的编辑。

    1935年9月，陶亢德与林语堂合资，共同创办了《宇宙风》半月刊。这是陶亢德首次以合伙人的身份创办一份杂志。《宇宙风》甫一创刊，便有不俗的销售业绩，这当然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宇宙风》内容精彩，佳作如林，而这则应该归功于陶亢德的善于约稿的能力。陶亢德以编辑名世，他平生编辑过的最重要的期刊，就是《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陶亢德曾经说，他对《论语》只是保姆关系，对《人间世》不过是乳母关系，对《宇宙风》却是居于生母的地位了，可见这份杂志之于陶亢德的重要性。《宇宙风》创刊一年多之后，抗战军兴，杂志先后辗转于香港、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最终因环境的艰难，以及陶亢德与林语堂关系的破裂等原因而休刊。

    陶亢德笔下的文人众生相

    《陶庵回想录》最为精彩的部分，应该是陶亢德对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人物的记录。虽然陶亢德的行文颇为节制，很少流露情绪，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极富神韵。关于鲁迅，陶亢德既坦陈鲁迅抱有文学救世的仁人志士之心，但鲁迅的杂文却常常剑走偏锋，不无霸气，特别是有点儿“爹死哭娘”的脾气。关于郁达夫，有一次郁达夫在宇宙风社谈天一直谈到深夜，陶亢德送他回旅馆，但到了旅馆，已经下车的郁达夫却并不进去，而是依然在街头踽踽而行。陶亢德在电车站目睹郁达夫独自踟蹰的身影，“不知怎的为他感觉到一种寂寞”。比如张爱玲，陶亢德说她“的确有才，不愧作家之名，不但在日伪时期，无论在任何时期，她的作品总不愧为作品的”。陶亢德写作这些文字时，张爱玲的作品尚未得到重新评价，陶亢德可谓目光如炬。

    因为陶亢德与林语堂之间有着合作办刊的关系，所以，林语堂是陶亢德笔下着墨较多的人物。在陶亢德眼中，林语堂首先是一个实惠的实用主义者，他不占人便宜，但也决不让人占他便宜，陶亢德请林语堂全家看电影，林语堂必请陶亢德吃点心。陶亢德认为，林语堂很想特立独行脱俗傲世，但其实他是循规蹈矩的，不大真个能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来。所以，陶亢德既承认林语堂为人不奸诈，不霸道，却又对他的“风雅”颇为反感，乃至说他钦佩沈三白，拜倒在李香君和芸娘的石榴裙下，不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实是林夫人虽然对他照顾周到，却绝不是中国古书上称赞的佳人，而林语堂以古代才子自居，“不敢钟情于活美人，只好寄柔情于古人了”，读来不禁令人莞尔。

    陶亢德曾经多次写到周作人，一来因为周是他重要的撰稿人，二来他与周一直保持着较好的私交。陶亢德眼中的周作人为人宽厚，外柔内刚，虽然刚刚从老虎桥监狱放出，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风度。因为境遇相似，陶亢德对周作人有着惺惺相惜之感，他以为若以君子之腹度之，未尝不可以相信周作人自譬的舍身饲虎，牺牲一己保全别一些人和一些文物，但他又说事实恐怕没有这样冠冕，周作人当抗战爆发时之所以不肯离开北京，最大的可能是贪图享受，害怕辛苦流离，未免有夫子自道之嫌。陶亢德进而又说，身陷困境的周作人看上去怡然自得，是因为“这原也无可奈何的事，不怡然而勃然或喟然又有什么用？ 困难总须克服，人总要生活下去，那么与其勃然或喟然，的确不如怡然或欣然为妙”，听起来更像是自说自话了。

    陶亢德的办刊策略

    从1931年进入《生活》周刊编辑部，到1941年年末上海全面沦陷，《宇宙风乙刊》最终休刊，是陶亢德编辑生涯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陶亢德编发了大量优秀稿件，并催生了诸多文学名著的诞生。对于遴选稿件，陶亢德的心得是，要将一个期刊编好，首先需要拿定主意，若一味迎合读者，必定劳而无功，因为人心不一，众口难调，迎合读者，其实就等于失去读者。陶亢德本人的办刊策略是，把作者当衣食父母，对他们毕恭毕敬，尽可能稿费从丰，而且每次接到来稿，尽快作复，并保持联系，经常约稿。

    正是遵循这一原则，陶亢德始终与很多作家保持良好关系。比如，周作人的文章既是《人间世》的重要支柱，又屡屡发表于《宇宙风》，陶亢德后来还为周作人出版了《瓜豆集》，并邀请周作人为《日本管窥》等书题写书名。陶亢德还经常给出专题，邀约名家为之撰稿，比如，他曾经以“自传之一章”这个题目征文，以极高的稿酬征得了蔡元培、陈独秀、冯玉祥、叶恭绰、郭沫若等人的文章，而约请到的各路名人之多，所约得的文章质量之高，均可谓极一时之盛。

    晚年的陶亢德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说1931年是对他一生极有关系的一年，1941年则是对他一生最有影响的一年——前者大有利，实现了他文人幻梦的一半；后者大有害，让他一失足成千古恨。时代的风云际会，曾经把他推上了文化的前沿，随即又将他甩进命运的低谷，但就办刊这一行而言，则诚如徐訏所言：“陶亢德是一个上好的编辑，他办刊物，从拉稿选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以及与书贩打交道，一个人都可以做，可说是一个全能的人材。我一生遇见过好的编辑很多，但像亢德这样全能的人材则没有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