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专家徐嘉瑞在云南

    ■齐浣心

    1958年2月4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北京接待了一位来自昆明的客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徐嘉瑞同志来找，因时晏，少谈即去。”日记中记载的徐嘉瑞，就是从云南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天郑振铎与徐嘉瑞只是“少谈”片刻，但在几天后的2月9日，他们又在全国政协礼堂见面了——他们一起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而这次大会的召开，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界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1958年2月9至11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出版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编辑等一百余人参加大会。

    从云南来京参加古籍小组的成立大会的徐嘉瑞，正是古籍小组文学分组成员。这一天中午，郑振铎在家里宴请了徐嘉瑞等人，继2月4日后，郑振铎在2月 9日日记中记载“请徐森老、金子敦（兆梓）、徐嘉瑞、李一氓、赵万里等,在寓午餐”。徐嘉瑞是何许人也？

    徐嘉瑞，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文联主席，1958年2月初，他接到古籍小组的邀请函、作为即将成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分组成员来京参加大会的。

    当时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都是陈寅恪、陈垣、翦伯赞、吴晗、叶圣陶等业界知名专家，担任分组成员的也都是如尹达、夏鼐、魏建功、王伯祥这样学养深厚的时彦俊贤。而徐嘉瑞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史学家、诗人、民间文艺学家、教授。他的名字在当时北京的学术圈，还没有那么响当当，但他在戏剧、历史、文学、民间文艺等多个领域开展研究，学术成果颇丰，也正因此，他被列为古籍小组文学分组成员。

    徐嘉瑞先生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研究范围涉及戏剧、历史、文学、民间文艺等多个领域；他的学术著作对今日的云南乃至全国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自我评价甚高的刘文典，在人生低谷时，曾得到徐嘉瑞的帮助。1938年刘文典从北平取道香港至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其后因生活拮据，于1943年受盐商之聘到磨黑中学（普洱中学）任校长，半年后回到昆明，被西南联大解聘。此时，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的徐嘉瑞对刘文典伸出援手，聘他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这期间，刘文典在教学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45年，西南联大解散，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师生陆续迁回北平，而被西南联大解聘的刘文典，失去了回北平的机会，成为少数来自北平却留在昆明的教授之一。他在云南大学开设了杜诗研究、文选学等课程，云南大学中文系还为他开设了研究室，刘文典得以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校注》等的整理点校工作，他还计划完成《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等。刘文典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与徐嘉瑞对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46至1947年，徐嘉瑞一度赴武昌任职于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钱基博于1946年10月受聘于此，二人成为同系同仁，他们所在的中文系系主任为我国知名语言学家傅懋勣。在此之前有关二人交集情况，史料中未见记载，徐嘉瑞与钱基博应相识于华中大学，并很快熟识并成为挚友。当时钱基博著有《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明代文学》等，徐嘉瑞著有《中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等，二人的研究领域是相通的，所以在这华中大学期间，二人他们二人与刘文典、罗庸等人当时共同为马曜（幼初）的《茈湖精舍诗初集》作序，徐嘉瑞在序中写道：“幼初……又常从钱子泉（基博）问学，子泉先生尝与余称其天资颖异。”马曜为云南白族人，徐嘉瑞为其作序还有这一层同乡之渊源，也因为这层关系，徐嘉瑞与钱基博的交往中会谈及马曜。1952年，钱基博将毕生所藏图书与文物共211件捐赠给学校，他专门撰写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又名“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有初稿本和油印本两个本子），在说明书中，钱基博将所有捐赠物品分为十类，按年代排序，“系以说明”，很多物品涉及钱基博的亲朋旧故，钱基博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其中“西南遗民摩些族象形文残卷两纸”，就专门说明“此系本系旧同仁徐嘉瑞先生得于云南丽江而以相付”（钱基博著，傅宏星主编：《文物散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徐嘉瑞为云南大理邓川人士，工作生活在云南，有机缘得到西南遗民摩些族象形文残卷，但能将这种珍贵资料赠与钱基博，可见二人之交谊之深。这次赠与，应在徐嘉瑞返回昆明之际，他当时在华中大学任职仅一年时间。1958年2月，徐嘉瑞从云南昆明赶到北京参加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徐嘉瑞与钱基博之子钱钟书同作为文学分组成员，似应有机会碰面，而此时钱基博去世近三个月，不知徐嘉瑞与钱锺书是否谈及此事。

    徐嘉瑞1930年完成了《中古文学概论》的专著出版，他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文学分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胡适为该书所作序言称：“云南徐嘉瑞先生编的这部《中古文学概论》，很大胆地采用上文所说的见解，认定中古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时间的平民文学，所以他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一千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这种大刀阔斧的手段，一定有人要认为大逆不道的。但在我个人看来，徐先生的基本观念似乎是很不错的。无论如何，他这部书总是一部开先路的书，可以使赞成的人得许多参考的材料，也可以使反对的人得一些刺激反省的材料。至于为初学的人设想，一部提纲挈领、指出大趋势和大运动的书，总胜于无数记账式列举人名书名的文学史多多了。”其中“这是一部开先路的书”、“指出大趋势和大运动的书”，是胡适对徐嘉瑞这本专著的高度评价。

    1936年，徐嘉瑞完成了《近古文学概论》的写作，请胡适题签，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毛泽东请上海的同志带些书到延安，徐嘉瑞的《近古文学概论》就在其中，毛泽东评价这本书的作者徐嘉瑞是“第一个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此后，毛泽东还将这本书与其他书一起批转给延安鲁艺图书馆收藏。

    此后，徐嘉瑞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就云南花灯的历史源流进行考订并有专门著述，这曾经被同行评价“有失教授身份”。尽管如此，徐嘉瑞始终坚持对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撰写工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致力于云南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工作，为“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收集和整理”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9月5日，徐嘉瑞在《人民日报》发表《昆明大观楼的长对联及作者》一文，介绍昆明市大观楼180字长联，首次将这副长联进行句读，并介绍其撰写者孙髯的基本情况及撰写长联的历史背景，以及阮元、程含章曾擅改长联的情况。徐嘉瑞这篇文章，将昆明民间的长联首次推送到全国人民面前，此后，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为更多人所熟知。

    1960年，徐嘉瑞与田间、老舍、周而复、阳翰笙、邵荃麟、阿英等人一同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周扬、老舍、郑振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徐嘉瑞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十年间云南群众文艺创作、发展情况，他在发言中说：“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徐嘉瑞还介绍说，解放后云南的“京剧”“滇戏”“花灯”先后到北京上演，获得了极大的好评，而这些剧种，都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爱护下不断壮大的。

    徐嘉瑞本人身体力行致力于民间文学的再创造，1957年他根据白族的民间从传说故事创作了《望夫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徐嘉瑞又将《望夫云》改编为歌剧，1962年5月12日，大型歌剧《望夫云》搬登上首都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舞台，《人民日报》专门做了报道。

    此外，徐嘉瑞还整理、翻译并出版了彝族民间长诗《逃婚姑娘》、《纳西族长歌》、《傈僳族古代民歌》等，为整理、保护民间文学做了大量工作，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位“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而是已然成为一位“下里巴人”中的一员，成为一名为“下里巴人”的文学疾与呼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