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的文化史研究

    六年前，胡新编辑来华中师范大学拜访章开沅先生，邀请先生加入他策划的“文化中国名家文库”。先生很谦和地说，自己的研究重点不在文化史方面，零星的一些文化史方面的文字，也已编在刚出版不久的文集（指《章开沅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里了，恐怕难以如愿。但胡编辑不气馁，很恳切地讲述了他邀请先生加入的理由，先生最后为胡编辑的诚意和决心所打动，遂同意选编这本近代文化史论集，并委托我代为选编。

    章先生在序言里说，自己的学术生涯带有流浪色彩，“漂泊无定，随遇而安”，但这并不表示先生的学术选题是完全出于偶然，彼此没有关联。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乃因他能见微知著，触类旁通，由表及里，探究根本，在深层次建立关联性。事实上，章先生对近代文化史的探究，在随机性的表象之下，有着内在的系统性和纵深的理论性。

    所谓文化史的系统性，就近代而言，即对近代历史转型中人们关于古今、中西文化问题的处理，关于变革、新型国家的目标和道路设计等，有着比较全面的关注和考察。

    近代文化史问题进入章先生研究视野很早，改革开放前就曾撰述《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等篇章，他用力很深的张謇研究也有文化史的意涵。到改革开放后的学术高峰时期，章先生始终没有“忘情于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文化史“副产品”非常多，除《辛亥革命史》第六章“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外，专题文章如《张謇与中国近代化》《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时代·祖国·乡里》《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1903年的国内革命思潮》《排满与民族运动》《排满与民主运动》《“排满”平议——对辛亥前后民族主义的再认识》《论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特征》《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论国魂》《论辛亥国魂之陶铸》《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孙中山与中国国情》《孙中山与世情》《孙中山的亚洲梦》《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等，讨论的大多是时代变革、新型国家的目标和道路设计方面的内容。章先生还著有讨论近代人物处理古今文化问题的专书《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和一些论文，以及讨论近代中国社会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文章《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对容闳的再认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金陵之光——陈裕光办学理念试析》《南京帮”的故事——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等。可以说，近代文化史中的核心问题和主要面向，章先生都做过探讨，而且彼此呼应，自成体系。

    所谓文化史的理论性，一方面是对史的理论解释，一方面是对“史鉴”的理论见解。

    关于近代中国的文化现象，章先生每每都能从史实的深度考察中提出深刻解读。例如，他经过研究，发现1905年对于革命思潮的界标意义其实是建立在1903年（癸卯年）界标意义之上的，“癸卯年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的一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新觉醒至关重要；又发现革命思潮的发生不止于中国留日学生的觉醒，国内的江浙地区也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革命思潮最为重要的策源地”，其作用比之中国留日学生毫不逊色。对于革命思潮中极重要的“排满”概念，不同于国内外学界将其笼统贬为种族主义倾向，章先生提出这个口号虽袭用了昔日“夏夷之辨”的名词，内涵已经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和建立共和国的目标连接在一起，非同已往。章先生还突出解读了学界很少注意的“国魂”概念，将时人所谓新国魂的基本精神归结为民族主义，揭示出这种民族主义不是义和团式的，而是既不笼统排外，也与专制不相容的新型民族主义。在近代士人传统文化认同方面，章先生提出了极具张力的“从离异到回归”论述，在近代中国应对外来文化方面，章先生提出了交流、融合和本土化的“文化传播”认识脉络。

    关于史鉴的理论见解，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时代担当，章先生通过各种讲演，有很多领域的切入。如关于历史遗产的活化，关于时代意识，关于世界和国家意识，关于宗教和文明，关于人类未来，关于国际文化交流，关于社会的发展，关于大学的治理，关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关于学术的研究，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等等。章先生1987年发表过《提高文化史研究的自觉意识为“两个文明”的建设作贡献》的讲话，后来作为他晚年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反复提出“史学参与社会”的主张。他对多领域的文化史切入都是这种“参与”努力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集中的是在教育发展、学术研究的走向方面，提出了“治学不为媚时语”“教育要用爱来办”“好制度比好校长更重要”等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当然，章先生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内在的系统性和纵深的理论性，与体系性的文化史家的研究，在风格上还是有很大不同。体系性的文化史家比较注重文化经典诠释的内在理路和思辨逻辑的完整，章先生的文化史研究则如他在序言中所描述的，多建基于他独特的人生际遇和洞察力，其系统性和理论性可以说是从崎岖而丰沛的生命中自然“长”出来的。

    去年5月28日，章先生不幸与世长辞，敬以本书作为先生的周年纪念。愿先生的历史之辨、文化之思、未来之梦永远激励世人，愿这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转型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