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文化意义

    今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海上多事，尤须英雄列阵。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俄乌冲突，美欧联手，约翰逊辞职，安倍晋三遇刺，一系列突变使全球秩序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世界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国际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当此之时，郑成功之于时代的意义，在于面对西方强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胜利；特别是以强烈的海洋意识，纵横东西洋，倚海誓图强，率领“郑家军”水师打败了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殖民者，开启中国海权新时代。

    长篇纪实文学《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一书，就是对这段历史的形象记录。事实上，传统的中国是陆权国家，而非海权国家，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中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例外或者异数，就是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所缔造的海商集团与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围绕南海、台湾海峡、台湾的控制权所展开的全球化竞争、贸易冲突和战略博弈。在这场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的生死搏斗中，最终以郑成功于1662年收复台湾为标志而取得全面胜利。

    这足以闪耀千古。拿破仑在谈论伟人的时候曾经说到，天才就像流星一样，必定烧毁，才能照亮自己的那个世纪。郑成功就是那个烧毁自己照亮世纪、胸怀故国视通天外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美国南加州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卫思韩认为，郑成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而且也是17世纪世界史上的人物。这样的定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有远见。客观上看，在近四百年的历史积淀和时代变化中，郑成功的形象不断得到强化，他不仅是历史人物、民族英雄、海权先锋，还是一个蕴含巨大的文化触媒，就像一座富矿，越挖越多宝贝，越见精彩，最后变成了一位“神”。在由“人”到“神”的持续建构中，逐渐积淀和形成了郑成功精神，或曰郑成功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在我看来，郑成功精神，或曰郑成功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又蕴藏着深刻的时代内涵，是激励人们前行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儒家文化，核心是忠诚爱国。郑成功从小接受老师曾其五四书五经的严格教育，打下扎实的儒学功底；年轻时游学南京，师事大儒钱谦益，确立经世致用的王道思想；隆武皇帝即位后接见他、器重他，赐其国姓，改名成功，赐尚方剑，仪同驸马，使他深怀知恩之遇，这些都从正面强化郑成功尽忠报国的热情。清军入闽后，突遭父降、君亡、母死的变故，这些则从反面激发了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决心。终其一生，郑成功始终忠于明室，奉其正朔，受其封爵，以明“嗣藩”自守。正如黄宗羲所指出的，“自（永历）缅甸蒙尘之后，中原之统绝矣。而成功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外，称其正朔……以申大义于天下。”郑成功忠君报国的思想和行为在康熙皇帝后期就受到朝廷的肯定和褒扬。经由郑成功，儒家文化在台湾落地生根，发扬光大。当然，这里的儒家文化包括典章制度、行政体系、文化教育、民间风俗等等，但核心是忠诚爱国。流风所及，影响最大的当数日本。郑成功的故事由日本净琉璃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于1715年创作并演出《国姓爷合战》，由此在日本刮起了“国姓爷文学”的旋风，并对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思想的萌发产生卓越的影响。

    尚武文化，核心是敢于亮剑。郑成功以一介儒生，仗剑而起，反清复明，纵横东南半壁16年，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的嚣张气焰，最后，横绝江海，收复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主义者。台湾之战，是东方古老文明对西方殖民主义第一次战略性的胜利，它阻止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步伐，维护了东方国家的主权独立，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郑成功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得到海内外华人世界的深刻认同，也在大航海时代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近松门左卫门在《国姓爷合战》中，则将日本武士的气质寓于以国姓爷为首的各种人物身上，特别是将国姓爷塑造成一个“谙熟军事兵法，对主君尽忠尽义的武勇无双的强有力者”，甚至将国姓爷的形象与日本的“神国”英雄相提并论。剧中写道：“他的出阵和威武好像征讨三韩时站在神功皇后舻舳上的武神的再现。”由于郑成功的威灵赫奕，加上他是中日混血儿，因此，日本民族把郑成功当作理想武士的载体、开疆拓土英雄形象的载体、忠孝节义的载体、情感宣泄的载体，郑成功的形象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榜样作用和激励作用，郑成功也成为继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之后，另一个深入人心的神武形象。这是中日之间在郑成功形象上的一种资源共享，当然解读的角度容或不同，尤其要警惕其别有用心的文化图谋，关键是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正本清源、为英雄正名。

    海洋文化，核心是通洋裕国。1646年，年方22岁的郑成功有两次体现其战略思想的进言，一次是3月对隆武帝的条陈，即延平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一次是8月对郑芝龙的劝谏：“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郑成功的这两次进言，其核心就是通洋裕国，开发海利，富国强兵，体现了自觉的海洋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眼光。1650年，郑成功取得厦门，终于有了一个开展海上贸易的基地。1653年4月，在回答郑芝龙劝他投降清朝的复信时，郑成功写道：“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 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 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在这里，郑成功之所以对清朝有恃无恐，是因为他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优势地位，海岸广阔，航线畅通，贸易繁荣，兵多将广，粮饷充足，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他牢牢地掌控了东西洋的制海权。同时，这一论述还涉及用兵布局、后勤补给、战略腹地和攻守难易等命题。可以说，郑成功的这一海权战略思想几乎囊括了比他晚出生250年的美国著名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的“海权论”的主要精华。正是在这种海权思想和战略思想指导下，郑成功才开启了其坚持16年的抗清斗争以及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壮举，书写了东亚海权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而“通洋裕国”也应被视为最早的改革开放理论，早期的四个经济特区，厦门有其一，岂非偶然？ 郑成功的实践，直接启示后人，泽被当代。

    商业文化，核心是建立网络。华商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就是郑芝龙、郑成功缔造和率领的海商集团在明清易代之际纵横东西洋，先后与明朝以及荷兰、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既斗争又合作，终于在乱世中崛起，成为远东水域的海上霸主。在郑芝龙时期，通过与日本、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外贸易，通过对澳门、广州、宁波开展对内贸易，通过掌控台湾海峡制海权并向东西洋船只征税（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三管齐下，财源滚滚，郑芝龙因此富可敌国。在郑成功时期，除照单全收郑芝龙时期创造的商业模式外，郑成功还独创了五商组织，其商业网络遍及海内外。五商组织大约成立于1651年，分为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山路五商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主要负责采购生丝、绸缎、绫罗等大陆货物并运销外洋，机构设在杭州；海路五商则以仁、义、礼、智、信五德命名，主要贩运东西两洋换回来的白银、硝、磺、铜、铅、麻、木材等军需物资，机构设在厦门；分支机构则遍布沿海各省大城市及海外各港口。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和木宫泰彦的调查，从1647年到1662年，郑成功派往日本贸易的商船约占中国商船总数的80%，平均每年达到20艘左右，派往东南亚一带贸易的商船达到20艘左右；东西洋贸易额相加，郑成功海外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为424万两银，每年海外贸易利润总额为269万两银。在鼎盛时期，郑成功军队约为15万至18万人，甚至更多些，按照当时每人每年约20两的养兵标准计算，郑成功军队的开支，每年在300万至360万两之间，其海外贸易收入约占郑成功总支出的60%左右。这一笔收入是郑成功解决军费开支的最主要渠道，也是其军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建立平台，发展商业的战略思想，重视商业，以商养战的战略思想，在今天不仅成为大众创业的常识，而且成为国家制胜的利器。

    契约文化，核心是遵守规则。1662年2月1日，经过9个月的围攻和谈判，揆一和郑成功双方代表在大员街的税务所各按本国的习俗举行誓约、签字、盖章的仪式，然后互换条约，完成换约媾和的手续。这个条约双方略有不同，揆一以荷兰文写了十八条，郑成功以中文写了十六条，但主要内容则基本一致，包括守军将所有炮台、碉堡、重炮、火药、战具，以及东印度公司的粮食、商货、金银等一切财产交与郑军，郑军则承诺释放荷兰俘虏，发还捕获的小艇和守军日常用品等。此后，双方严格按照条约的要求各自遵守规则，履行职责。荷兰人体面地撤退，中国人自豪地接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以战胜国身份跟外国签署的一个最有影响的和约。尊重契约，照章办事，而不是言而无信，甚至背信弃义，郑成功为东亚人民，特别是国际关系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血缘文化，核心是系出一脉。我们常常说，血浓于水，可见血缘是一种最天然的纽带。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泉州人、母亲田川氏是日本平户人，这种特殊血缘关系对东亚文化，特别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已是人所共知。前几年，本人在研究郑成功的家谱时发现，郑成功的曾祖父、石井郑氏第九世西庭公郑瑢娶四位夫人，即李氏、钟氏、吾氏、谭氏，生二子，李氏、吾氏无出，钟氏生长子士俦，谭氏生次子士表。郑氏家谱记载，谭氏为潮州澄海县人，其子士表，就是郑芝龙的父亲、郑成功的爷爷，也就是说，郑成功有着潮州人的血统。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对于本人这一点小发现十分感兴趣。多年前的一个国庆节期间，我们专程到澄海做田野调查，经反复考证，初步认定，位于澄海县城的港口村有可能是郑成功的曾祖母谭氏的出生地，这个村现存有建于明清年间的谭氏宗祠和天后宫，村外就是连接南澳岛的莱芜港，明清时期叫碧望港，曾有“红头商船谭半港”之称，港口的水手多半姓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碧望港与刺桐港都处在同一片海域，因此，就有了郑成功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联姻的可能，而当年的潮州人就是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的。另一方面，潮汕地区也与郑成功反清复明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刚才说了，郑成功的曾祖母是潮汕人；其次，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于1635年至1644年被任命为南澳副总兵，达9年之久；再次，1646年冬，郑成功率义士到南澳招兵，并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其四，郑成功先后29次进入潮汕征兵、征粮，金厦漳潮连成一片，潮汕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重要基地；其五，1657年，永历帝封郑成功为潮王，因南京未克服而辞让。从血缘关系和现实关系上看，潮汕都是研究郑成功绕不过去的地方。据统计，目前东南亚有华侨二三千万人，其中原籍潮汕、泉州的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郑成功的媒介作用，这种血缘文化、地域文化对所在国文化，乃至对中华文化、东亚文化都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先生指出：“郑成功的丰功伟业远远超过他亲历事件本身，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时代主题、传统东西洋成为国家核心利益所系的形势下，在郑成功收复台湾过去360年之后，台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现实情况下，进一步研究郑成功、书写郑成功，彰显郑成功文化的价值，弘扬郑成功精神，特别是彰显其忠诚爱国、热爱民族、担当文明的爱国精神和不畏强权、依靠群众、英勇善战的斗争精神，可谓正当其时，意义深远，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