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遗音乐的出版

    民间音乐源于日常的生活与生产，地方的节庆与礼俗之中，依靠的是师承相授式的传帮带的传承模式。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民间音乐的传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保护民间音乐的同时，保持其乡土性、文化性和音乐性，并注入新的活力，是现阶段非遗音乐保护的重要关注点。

    福建省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福建省占了36项，在36项中，与音乐有很大关系的项目占了23项。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卷）丛书”以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为牵头单位，组织了近50位福建省的专家学者，历时6年编纂而成，以近1500万字的篇幅，共19卷20册，涉及23种文化遗产，成为第一部完整记录福建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类项目的历史、传承状况、音乐形态特征、乐器、曲谱资料、传承人物等的大型音乐类工具书。

    丛书在非遗出版中的一些探索

    保留音乐的乡土性，突出方言的作用。民间音乐中的民歌、说唱、戏曲属于歌唱艺术，与语言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根植于方言的民间音乐，契合了方言的发声规律，产生了独特的韵律，音乐也很自然地记录下了方言的演变和鲜活的使用状态，成为一部娓娓动听的方言历史。

    福建山林众多交通不便，加之境内居民来源繁杂，塑造了福建方言的复杂性。全国的7大类方言中，福建就占了5个，较为成片的语言区域之间，大多不能通话。这样既保留了更加丰富多样的音乐形态和语言形式，也加大了唱词采录的难度。这就要求采录者和编辑都必须对具体音乐种类对应的方言有足够的了解，才不会出现用错字，会错意，导致以讹传讹的情况。“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卷）丛书”中的《南词》一书中的《秋江》里反复出现的“道姑女只”这一称谓，在现汉中本没有这个“女只”字，但在闽南语中，“道姑女只”即是对女道士的称呼。若直接改为“道姑子”，则违背了方言本身的音韵逻辑。

    注重对曲谱的收录。音乐最早只能依赖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随意性和偶然性，同时，音乐也是极为脆弱的，很容易伴随着人文环境的变迁，群落的衰败而消亡。

    乐谱作为最具特色的传统音乐文献类型，它的出现大大改变了这一现象。从最初的文字谱到记号谱，乐谱本身也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发展。如今，乐谱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转换成可视的符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功能，仍是声像型文献无法替代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记谱方式，一直未形成一套统一的语法规则，这也限制了其往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传播。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卷）丛书”用谱文并茂的形式，客观、真实、系统、完整地呈现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23个福建音乐类项目的系列资料。其中很多曲谱是第一次被计入现代通用的简谱系统，在收集到出版的数年间，部分乐曲的口述者也已辞世。

    做好非遗音乐现存文字古谱的整理和翻译，并依据大多传承人年事已高的现状，抓紧其余乐曲的记谱工作，可以于此刻对非遗音乐精准地按下快门，避免了音乐传播过程中的误差，也尽可能地保证了音乐旋律、节奏以及其他元素的准确呈现。

    建立学科体系，赋予其“音乐性”。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民间音乐的实际使用场域正在不可避免地极速缩减，受众老龄化，现有剧团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生存空间的狭窄也桎梏了行业的发展。对非遗音乐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将其抢救封存的阶段，如何让非遗音乐走进校园，符合社会大众的认知规律呢？

    非遗音乐的出版，从原先专门的纯资料性质的归集整理，发展到用现代的音乐理论体系进行分类梳理和研究，完成了一种“音乐性”上的转变。这里的“音乐性”不是指乐音内在关联的合理性，而是使其通用“音乐理论逻辑”的属性。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卷）丛书为例，读者可以看到特点不一的音乐类型。丛书19卷20册，共收入23种传统民间音乐艺术形式，既有戏剧类的“闽剧”“莆仙戏”“歌仔戏”“高甲戏”“梨园戏”等，也有曲艺类的“南音”“十番”“伬艺”“北管”“南词”等，还有民歌类的“畲族民歌”“锦歌”“东山歌册”，亦有舞蹈音乐类的“拍胸舞”等。虽然类型不同，但它又有统一的内容构造格式，即概述、唱腔、曲谱、器乐曲牌曲谱、锣鼓介头、选段、折子戏、传承人物，在此基础上，各册再根据自己的内容类型进行增减或修改，但大体格局不变。丛书各册的重点都放在“概述、唱腔、曲谱、器乐曲牌曲谱”等栏目上。各栏目所选录的内容均是各栏目的经典代表，且不重复，如“唱腔”栏目，它的选录是以词牌为准，做到尽可能齐全，所以同一出戏不同的唱腔被归在了不同的词牌之下。

    依据这一套科学的编排逻辑，丛书各卷实际上已具备了教学乐谱的实际功能，教学者与学习者可按照分门别类的唱腔进行专门的练习使用，任何一个具备相应音乐技巧的个体，都可进行演奏和吟唱。由此，运用现代教学机制传授各类音乐遗产的大体技巧，变成了有章可循，有本可依的一种规范化教学形式。

    未来非遗音乐出版的融合发展

    推进非遗音乐进校园。2020年福州有32所学校成为首批福州方言传承学校，各校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了福州话、闽剧、福州评话、十番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学习。有了方言和经典唱段的导入，非遗音乐拥有了非常充分的接受前提。鉴于全国中小学的音乐课都设置了一定比例的地方课程，如何以丛书现有的非遗音乐种类为基石，参照各学段认知水平及特点，参与地方教材的编写，发挥现有资源的辐射效应。

    随着我国对于民间音乐的大力提倡以及扶持，很多高校开始陆续展开了民间音乐的专业课程学习，但是从现阶段发展整体上来看，绝大部分高校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民间音乐课程，更多时候，民间音乐只作为选修课，发展上未成体系。在实际教学中，音乐理论的内容基本来源于西方。（刘威《谈民间音乐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才智》2018）“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卷）丛书”的出版，无疑为研究福建地方性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和文化积累。这对推动相关专业理论的发展注入了坚实的力量，也为后续出版的研究成功提供了前提。出版社可以针对非遗音乐理论研究，延伸出更丰富的相关产品线。

    打造线下的非遗音乐产品。苏州的各处地标式园林近年来推出了系列的昆曲实景演出，游人可以跟随演员穿梭于亭台楼阁，聆听经典唱段，更好地了解戏曲的缘起与内涵。昆曲推广的另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昆曲学社的兴建，它坐落于昆曲的诞生地——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西浜村，建筑规划布局充分尊重原有村落肌理，将诗情画意、曲调音律一并植入乡村。学社每周定期举行公益演出，也面对社会开班授课。学社内设茶室，游人可沉浸于院中回环播放的昆曲名段中品茗，享用昆曲主题茶点。借鉴这一思路，还可以打造校外研学产品，与非遗音乐所在地的旅行、当地人文景观进行结合，近距离接触非遗音乐的发生地，与当地艺术家及剧团互动，感受原汁原味的音乐。只有让非遗音乐不仅停留与抢救封存的阶段，进而走向动态，走入生活，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创造力。

    开辟线上的非遗音乐产品，并催生相关产业链。为丛书打造一个或若干二次元的产品IP形象，推出类似近几年故宫系列的卡通周边产品，在书籍推广营销时，增加可识别度，提高受众的接受度。并以产品IP为源点，普及各类非遗音乐小知识、小故事，与出版物形成良好的呼应。

    相较于无线客户端市场的蓬勃态势，非遗音乐版块的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出版社作为内容商，在参与开发非遗音乐移动应用软件中，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可利用大的短视频平台，推出非遗音乐主题账号，定期更新短平快的内容，进行非遗音乐的大众普及，同时吸引各地流行乐音乐人对非遗音乐进行挖掘打磨，探讨融合创作的可能性，使传统音乐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另外，在微信上开设公众号，邀请丛书作者分享非遗音乐背后的故事，与线下专题讲座形成良好的互动。

    利用已有的内容资源，与第三方软件商合作，完成非遗音乐的数字化，并与各音乐学院寻求合作，促成非遗音乐资源库的建立。例如，西安音乐学院的“西安鼓乐数据库”和“陕北民歌特色数据库”；武汉音乐学院的“编钟音乐和道教音乐资源库”；星海音乐学院的“岭南音乐文化资源库”等。资源平台可提供非遗音乐的电子乐谱服务，并根据需要，发挥电子乐谱可以根据节拍自动指音的功能，为自学者和演奏者提供练习的便利条件。同时，针对部分有唱腔的乐段，提供配乐、跟唱、领唱等选项。用户可将录好的唱段上传至站内榜单展示，也可分享给站外好友和其他平台。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卷）丛书”，王州总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