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被严重轻视的“秘色”古文献

    “秘色”，是指唐、五代、北宋初，越窑烧造的“秘色瓷”。在我国古代陶瓷文化史上，“秘色”研究已经持续有千年之久，可谓是现象级的选题。尤其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于1987年被考古发掘之后，“秘色”研究事实上进入到“显学”行列。在法门寺唐代地宫，考古学家发掘出了13件精美的青瓷器，以及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即公元874年“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意义特别重大的是，“衣物帐”碑中的“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疊子共六枚”铭文，记载的正是这13件青瓷器。至此，唐代是否有秘色瓷的争论便尘埃落定了。

    本来，在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的互证之下，“秘色”之谜理应得到顺理成章的揭示。然而，或许由于学界疏于在这一重大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对千年“秘色”古文献进行回溯性的梳理、研究与甄别，结果致使正读文献与误读文献之间的界线一直模糊不清。学界在征引“秘色”古文献时，常犯的顺序颠倒、真假不辨、误读误引、以讹传讹等错误，应该说多源于此。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陆羽的《茶经》和赵令畤的《侯鲭录》这两段极具学术价值的“秘色”古文献，成了长期被学界轻视的对象。失去可靠文献的有力支持，对“秘色”之谜的最终揭示，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陆羽《茶经》与“秘色”

    “秘色”到底指何釉色？ 这是“秘色”之谜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

    追根溯源，晚唐诗人陆龟蒙（？ -约881）创作的《秘色越器》诗，应该是最早使用“秘色”来称呼瓷器的历史文献。从“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四句诗大致可以知悉，《秘色越器》诗在“以诗证史”中是有重大文献价值的。因为陆龟蒙在诗中明确了：“秘色”在晚唐时已烧造得很成熟；“秘色”烧造于越州之越窑；“秘色”之色为“千峰翠色”；“秘色”最适宜于文人雅士。

    于是，陆龟蒙的“千峰翠色”便成了学界用来揭示“秘色”之釉色的重要突破口。事实上，围绕“千峰翠色”，近年来学界曾展开过较为广泛的商讨与较量，但是《秘色越器》诗毕竟属于文学作品，陆龟蒙的表达实在过于模糊，学界虽然费了一番周折，但在“千峰翠色”具体何指上，依然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其实，从陆羽的《茶经》入手揭示“秘色”之釉色，远比“千峰翠色”来得便捷。

    陆羽，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号“茶仙”。他约生于733年，约卒于804年，比陆龟蒙早了半个多世纪。《新唐书》中有他的传，《全唐文》收有他的自传。陆羽一生著述颇丰，但以《茶经》最为有名。《茶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在《茶经·四之器·碗》中，陆羽对唐代诸名窑，尤其是越瓷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与论述：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在陆羽看来，越州瓷不仅胜过鼎州瓷、婺州瓷、岳州瓷、寿州瓷、洪州瓷等唐代名瓷，而且还胜过在盛唐和中唐时期处于“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崇高地位的邢州瓷。显然，在陆羽心中，已经有了越瓷乃“诸瓷之冠”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陆羽的上述结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出自他严谨认真的研究与论证：越瓷有“类玉”、“类冰”之美；越瓷青，“青则益茶”；越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等等。这是陆羽《茶经》文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重要区别所在。从这个角度讲，如果将陆羽视为学者、将《茶经》看成学术专著似不为过。事实上，陆羽《茶经》的重大学术价值，不仅表现在人类茶文化史上，还表现在中国陶瓷审美史上。在中国陶瓷审美史上，以“类玉”作为陶瓷的最高审美境界，正是始于陆羽的《茶经》。

    既然唐代“秘色”为越窑所烧造，那么就越瓷与“秘色”关系论，越瓷便是“秘色”的母概念，“秘色”则为越瓷的子概念。既然陆羽《茶经》有“越瓷青”与“越州瓷……皆青”的肯定表述，那么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秘色”也应该属于青瓷系列。如果上述推理大致不错，那么即便没有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13件精美“秘色”青瓷器作证，仅仅依据这两条文献，也大致可以推测出陆龟蒙笔下“秘色”所指之釉色。这也就间接回应了“千峰翠色”为何色的问题。十分遗憾的是，在“秘色”之釉色指向的研究与论证上，学界常常舍近求远，对陆羽《茶经》的文献价值视而不见。

    值得一提的还有，从艺术审美史角度讲，相较于陆龟蒙“千峰翠色”的“秘色”，陆羽笔下具有“类玉”“类冰”之质感美的“越瓷”，似乎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精美“秘色”青瓷器更加接近。如前所述，在生卒年上陆羽至少比陆龟蒙要早半个世纪。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有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越窑“秘色”实际烧造时间，与越窑“秘色”称呼产生时间并不同步，应该早于陆龟蒙的晚唐时期，至晚可以前提到陆羽的中唐时期，尽管目前既没有考古支持，也没有文献作证。

    赵令畤《侯鲭录》与“秘色”

    与“秘色”釉色研究一样，“秘色”与“贡”关系研究，也是揭示“秘色”之谜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中文文献中，最早将“秘色”与“贡”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晚唐五代诗人徐夤（生卒年难考，主要生活在五代）创作的《贡馀秘色茶盏》诗。据“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噴。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八句诗歌可知，徐夤心中的“秘色”是这样子的：“秘色”有“贡”与“贡馀”之别；“秘色茶盏”为“捩翠融青”之色；“秘色茶盏”是“轻旋薄冰”的薄胎瓷；“贡馀”“秘色茶盏”已经美不胜收。显而易见，徐夤笔下的“秘色”似乎比陆龟蒙笔下的“秘色”更精美。

    不应被忽视的是，关于“秘色”与“贡”的关系，当时还有一种与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看法相异的观点。这种观点来自“世言”，即民间传说。最早记载该“世言”的是赵令畤的《侯鲭录》。但该传说到底始于何时，赵令畤没作交待。或许是五代，或许更早，但更像是北宋。“世言”认为：“秘色”为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时的越窑所烧造；“秘色”之所以称“秘”，是因为它“为供奉之物”，且“不得臣庶用”。换句话说，因为“贡”，所以“秘”。

    对上述二说，赵令畤认可的显然是徐夤的《贡馀秘色茶盏》诗。或许在赵令畤看来，“世言”错得太离谱了，因而在《侯鲭录》中，他不得不围绕“世言”，进行了一番考证，乃至驳斥：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

    赵令畤，又名赵德麟，宋代文学家。他生于1064年，卒于1134年。他是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属于皇族集团成员。因而他对宋代上层社会的情况应该有所知悉。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越窑最后一次供奉时间是在宋神宗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此年赵令畤5岁，因此他很可能见过“秘色”。“今之秘色瓷器”的说话口气，似也可为此佐证。从“世言……比见……乃知……”之严谨行文格式推断，赵令畤应该是个思维缜密，且擅长逻辑推理和学术考据的人。与陆羽类似，赵令畤也是个严谨的学者。在《侯鲭录》中，赵令畤的考证结论是：“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可见，在赵令畤看来，“世言”根本不可信。

    在《侯鲭录》中，赵令畤并未直接表达“秘色”与“贡”的关系，也没有直言肯定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但是，赵令畤从根本上否定了“世言”，否定了“秘”始于“贡”的说法，即无异于肯定了“贡”并非“秘色”的唯一功能，肯定了“秘色”还有“贡”之外的功能。显然，这与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将“秘色”区分为“贡”与“贡馀”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而据宋欧阳修《新唐书》之《陆龟蒙传》以及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本身，我们大致可以推测，陆龟蒙诗中的“秘色”，很可能也像徐夤诗中所说的那样，是“贡馀”，不是“贡”。因为陆龟蒙隐士的身份，决定了他恐难有接触“贡”品的机会与条件。由此看来，在唐、五代、北宋时期，“秘色”事实上包括了“贡”品与“贡馀”品两大部分。不无遗憾的是，学界误读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久矣，无视赵令畤《侯鲭录》久矣，否则因为“贡”所以“秘”的观念不致于如此盛行，更不可能想当然地将“秘”诠释成“秘密”。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南宋时期，除赵令畤《侯鲭录》之外，还有曾慥《高斋漫录》、叶寘《坦斋笔衡》、顾文荐《负暄杂录》、赵彦卫《云麓漫钞》以及施宿《嘉泰会稽志》等文献对“秘色”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令人难以理喻的是，在“秘色”研究中，当代学者似乎对《侯鲭录》之外的“秘色”文献更加情有独钟。殊不知，从生卒年上考察，赵令畤是第一个征引陆龟蒙诗来研究“秘色”的人，第一个完整考证“秘色”起源的人。他对“秘色”与“贡”的关系，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南宋其他文献在时间上都滞后于赵令畤的《侯鲭录》，在内容上还有明显“因袭”赵令畤《侯鲭录》的迹象。如果说赵令畤《侯鲭录》是继陆羽《茶经》、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之后，又一不可或缺的“秘色”古文献的话，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在“秘色”研究中，赵令畤的《侯鲭录》才是最值得学界首先征引的有原创价值的宋代“秘色”文献。相对而言，南宋其他文献的学术价值，恐怕更多表现在，它们与《侯鲭录》一起，营造了关于“秘色”起源、“秘色”与“贡”关系的学术共识。

    陆羽的《茶经》和赵令畤的《侯鲭录》被严重轻视的学术后果提醒了学界，在法门寺唐代地宫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对从唐到清千余年间广泛散布在诗赋、正史、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之中的关于“秘色”的代表性历史文献进行回溯性的梳理、研究与甄别，已经成为完整揭示“秘色”之谜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