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江：
这是一本红色的书——我首先是说它的封面，用了大红底色，彰显了主旋律读物标准的颜色特征。令我稍感意外的是，我在卷首看到了你写的序。而在我的印象中，你以前的兴趣好像还未曾涉及这一领域。
你在序中主要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史研究和主题出版的结合问题，一个是有别于“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精神”。我感觉这两个问题都是和本书有关、同时又是很有“想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恰好和我近来的一些新想法有着相当奇特的理论关系。因此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想和你讨论这本书。
不过我想先说说本书让我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此前对于中国科技社团的研究，已经出现过不少，特别 是对某些著名社团——比如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等等——更是已经有不止一种学术专著问世。在这些研究给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科技社团，特别是早期的科技社团，似乎和中国共产党并无什么特殊关系。人们更多关注到的总是这些社团以及它们的创始人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联系。但是本书的书名《中国共产党与科技社团的百年》就非常引人注目——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这个书名毫无疑问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百年以来的中国科技社团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且从正文第二章开始，作者真的展开了围绕本书书名所示主题的严肃叙事。
如果作者是认真的（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如果本书的论述能够成立，那本书就是一本主题极为新颖的书，可以说是一个创新。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你在序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展开谈谈应该是合适的。
刘：
好吧，就先从这个问题说起。通常，讲甲与乙的关系，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直接的，就像你所说的，此书从第二章开始就开始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百年以来中国科技社团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另一种关系，则是人们可以通过逻辑建构出来的，比如说，许多科学史著作都要从远古讲起，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讲起，如果以严格的科学概念（也即从16～17世纪诞生于欧洲的西方近代科学）为限制的话，那么，那些非常久远的发展的故事与后来意义上科学的关系，就是通过逻辑的建构而形成并具有了合法性的。这样的说法不知是否可以回应你的问题？
当然，说创新与否倒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不喜欢将创新这个词作为万灵药来用。这里建构的中国共产党和百年以来中国科技社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讲背景和后来发展的关系，但作者也没有说只有这唯一的关系，与科技社团有关系的内容可以有其他很多的，这里只不过是表明作者在突出地以他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和视角来看。当然，在书里讲到后面的部分，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了。
至于你说到的关于科学史研究和主题出版的结合问题，以及有别于“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精神”这两个有“想头”的问题，我倒真的挺有兴趣，想听听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江：
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我们两人共同的老朋友韩建民。他近年成了主题出版的理论权威，到处应邀作报告，阐述主题出版的各种相关问题。我和建民有着长期的合作历史，据我的观察，他对主题出版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将许多以前不被认为是主题出版的出版物，纳入了主题出版范畴。事实上，他正是通过逻辑建构两者之间的关系，成功地拓展了主题出版的领域。
考虑到建民有非常“正统”的科学史学术背景——学物理出身，哲学硕士，又是我指导的科学技术史博士，所以建民本人和他多年来活跃的出版活动，就是科学技术史和主题出版之间关系的一个鲜活例证。
尽管本书的出版应该与韩建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又何尝不可以从韩建民的故事获得启发，来理解科学技术史与主题出版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呢？
至于你在序中谈到的“科学家精神”，确实引起了我的兴奋。你想必还记得我们谈论另一位老朋友“向理论深渊踊身一跃”的那次对谈吧？ 我一贯认为谈论“科学精神”是一种非常冒险的理论重负，所以总是绕道避之，敬而远之。事实上，我近年更感兴趣的是谈论“工匠精神”，我感觉这比谈论大而化之的科学精神更重要、更迫切，也更让人踏实。现在看到你呈现了另一个路径——谈论“科学家精神”，并且认为这和科学精神相比“是更为具体和明确的”，这当然令人兴奋，我差点又想说是创新了。
稍微引申一下，“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正好比翼双飞（出于美学上的对称考虑，后者可以置换为“工程师精神”）。你在初步界定“科学家精神”时所说的“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精神气质，以及相关的优良品质和追求”，也完全可以移用来初步界定“工程师精神”，比如：“工程师们在从事工程技术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精神气质，以及相关的优良品质和追求”，不是也挺合适吗？
刘：
你谈到韩建民，他确实近年来在出版界大力宏扬和拓展了主题出版，并亲自出手策划了一些成功的出版物。主题出版现在很热，其内涵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中。提起你指导韩建民读科学史博士，想来这段学习经历，的确对他的工作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至于“科学家精神”，这可不是我的原创。实际上，科学家精神的提法，以及近来越来越被重视，这本是源于官方的标准说法。而且，对于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也有着官方的标准界定，这就是：1.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2.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3.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4.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5.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6.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当然，尽管官方对科学家精神已有标准界定，但作为学者，作为研究者，也还是可以对科学家精神给出自己的诠释的。而你又提出“工匠精神”或“工程师精神”，这应该是对应于狭义的科学定义并相应与科学家精神相联系，同时对应技术与工程的概念并将之与“工匠精神”或“工程师精神”相联系。这种更为细致的分类自然也有其好处，不过如果采用广义的科学概念（也即将技术与工程都包括进去），那么笼统地采用“科学家精神”的说法也不是不可以。总之这只是一个定义问题。
江：
看来“科学家精神”确实比大而化之的“科学精神”更为具体。让我们再回到这本书上来。在本书所论及的各种社团中，当然基础科学和实用技术都存在。前者如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成立，今年正逢百岁），后者如数种工程师学会。在本书第二章给出的“1914～1936年成立的主要科技社团”表中，这两种情形都有。不过我相信在当时，很多社团的发起者和活动成员未必会注意到这两者的区分，尽管在实际活动时，这两者的区别其实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和后果。
关于“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以及“工匠精神”和“工程师精神”，这四者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我的总体感觉是，“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都明显需要充实。而且这两种精神的论述，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精益求精”这个说法，就有人将它置入“科学精神”的要点中，也许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精益求精”肯定、甚至更应该成为“工匠精神”的要点之一。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的真正的工匠（电工），我可以明确地说，“精益求精”在实际操作中经常是有害的——世界上任何测量都是有限的，我们对精度的要求也总是有限的，追求超越设计要求的精度，那不是浪费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对于工匠来说都是要不得的。
你前面说“在书里讲到后面的部分，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了”，确实是一个准确而富有技巧的表达。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科技社团就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和管理之下。而且早在延安时期，这样的领导和管理事实上就已经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本书涵盖的时间轴上的绝大部分区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科技社团的关系，就是事实存在着的直接关系，并不需要再进行逻辑建构。
刘：
你谈到“工匠精神”与“精益求精”的关系，其实意味着我们对于“工匠精神”的定义和理解。在你的说法的启发下，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与科学家精神有所不同，似乎还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对于“工匠精神”的定义。当然，在某些定义中，“精益求精”是被列为其内涵之一，不过，从你的质疑来看，也许对于究竟何为“工匠精神”，以及究竟何为值得倡导和发扬的“工匠精神”，还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或许对于技术哲学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借鉴还是非常必要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历史上你所说的应用技术型的社团与“工匠精神”的关系，也就又有了某些不确定性。
此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科技社团。我们可以从科学史中得知，科技社团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但科技社团与执政党的密切联系，这应该是一种中国特色吧。如果要对这种中国特色深入发掘，恐怕需要在与国外情况的对比中才能更好地有所阐明。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作者在一本书中做得面面俱到，但这也许真是将来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江：
你的这个看法我非常赞同。说到这里，就难免要说几句本书的白璧微瑕——或者是我的吹毛求疵了。
例如，在本书第269～274页，给出了截至2011年中国科协所属的181个全国学会的一览表，这当然是很有用的，但既然是讨论“科技社团”，而且这个表中所列的学会包括了中国档案学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流行色学会等等，那就没有理由不考虑非中国科协所属的全国学会中，也有比上述学会更“科技”的学会，比如民政部所属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性学会——我碰巧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可能是作者收集材料时考虑疏忽了，确实只是白璧微瑕，但本书如果有机会再版，可以针对上述问题修订补充，争取白璧无瑕不是更好吗？
刘：
其实任何著作都总会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你所举的例子当然也是合理的。但任何著作又都可以通过某种限制来使自己的讨论在逻辑上更严密，如果此书的书名中加上“中国科协旗下”的限制，恐怕就不存在你讲的这一微瑕了吧。
最后我再谈一下此书的一个优点：由于作者工作便利的关系，书中选用了来自原始档案中的许多珍贵历史图片，许多图片是以前未曾公开发表的。无论是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公众来说，这些图片本身都具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这也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