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体面”的

    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体面”的。这个“体面”，一定不仅仅指向某种娇柔的风雅，更多的，是对艺术本身的敬重，是对文明的服从。

    这是弋舟第四次用一本小说集的方式来追忆刚刚过去的一年：丙申、丁酉、庚子、辛丑，在年复一年的记录中，“人间纪年”系列也逐渐有了形状。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评弋舟如鸟：“流畅地穿行于人类生活的幽暗与明亮，绝望与英勇。”弋舟颇为认同：这飞翔的姿态，至少洞察了他写作的情绪。

    作为一个美术专业出身的人，弋舟完全是被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看待的。小说家的职业感和尚未消减的写作能力敦促着他，完成一篇又一篇，一部接一部。是的，弋舟的勤奋有目共睹。

    中华读书报：从2016年写下《丙申故事集》，你陆续完成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为什么坚持写“人间纪年”系列？ 在我们的印象中，你是特别勤奋的作家。这样的自我约束对于创作来说，会是怎样的影响？ 如果完不成，是不是也会有一点自我怀疑？

    弋舟：你说得太对了，完不成，会有一点自我怀疑。也许这有些可悲？ 我们证明自己、保守信心的手段，已经如此仓皇了。但是怎么办呢？ 一位农民不打粮食，可能也是要自我怀疑的吧？ 那么，对于这种自我怀疑的有限克服，也可视作我将这个系列坚持下来的缘由之一吧。

    中华读书报：《丁酉故事集》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这种状态对于写作本身有什么影响？

    弋舟：其中有些篇章是在旅途中写的，倒是真的能够缓释旅途的紧张与疲惫，我一下也想不清楚对写作本身是好是坏，可能节奏会急促或者凌乱一些吗？ 但是急促与凌乱，有时候也或可达成某种预料之外的美感。

    中华读书报：《丁酉故事集》中的人物在各自的人生泥淖中挣扎，有未来世界中被宣布为“无用者”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为赴十八年前约定的中年男子，有目睹父母情感危机的小女孩……你的很多作品关乎困境，能否谈谈你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理解和认识？

    弋舟：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脱离过“现实”的路径，但在有些时候，好像也被认为不那么“现实主义”。我只需要确定，我所书写的一切困惑，欢乐抑或痛苦，都是有着现实依据的。它们从来就不会是，也不可能是纯然的异想天开；同时，文学所强调的那份对于现实的终极关切，也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在自己的创作之中。

    中华读书报：《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虽然都是故事集，但前者侧重人的精神情感，如何穿越困境，后者更多地聚焦普通人，小说结尾有了光亮，人们可以和困境相持。而到了《庚子故事集》中，《核桃树下金银花》有了某种温暖。你觉得自己在写作中有哪些变化？

    弋舟：是的，“有了光亮”，这可能正应验了我的认识——写每一部作品的条件都是很复杂的。现在的我，大约是期望“光亮”的，也更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一点“光亮”。为什么呢？ 因为这关乎写作者此刻具体的情绪，他感知世界的态度，甚至他自己的生理状况、他既有的文学准备。更重要的也许是，这一切都受制于我本身的年龄与气血——一个五十岁的中年男性看待世界时的心情。

    中华读书报：《辛丑故事集》，是“人间纪年”系列第四本，写到现在，是不是早就适应并且享受这种叙述节奏了？

    弋舟：不适应，也不享受。真的更像是一份工作了。这就是“专业化”带来的后果吧，也再次教育了我，让我明白：所有的价值只能产生于劳作。

    中华读书报：《辛丑故事集》收入的几篇小说，其中《瀑布守门人》（首发于《收获》），是“致敬老田”的一篇作品。田耳也写了一篇同名小说。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故事吧？

    弋舟：说起来有些像一个游戏，我们几个人相约以对方的小说篇名重写一个小说。游戏感有时候挺重要的，能让我这样一个所谓的专业作家，提起笔来时，不那么“端着”。当然，首先是田耳的小说本身打动了我。

    中华读书报：《我在这个世上太孤独》是你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作品的完成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弋舟：是的，是第一次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文学作品。既然是“非虚构”，那么就一定会对于我这样一个常年的“虚构”者起到必要的平衡，令我得以矫正某些积习，令我再次确认了生活本身的伟力。

    中华读书报：早期你也创作过关于老年人的题材，比如《锦瑟》，可否谈谈关注老年的话题，有什么感触？

    弋舟：不知死焉知生，也许人的世界观应该这样去建立。当你明白了人会衰老，会最终去向何方，你才会对自己眼前的一切有一个大致不离谱的判断。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中你是如何和这些老人交流的？ 他们愿意和你敞开心扉吗？

    弋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你得调动自己的真诚、智商、情商、经验，等等。相较而言，老人也许是最容易向外敞开心扉的一个群体，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太孤独”。

    中华读书报：《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是你为数不多的散文集吧？ 能否谈谈这部作品对你来说有何独特性？

    弋舟：散文集子也写过几本了，这本集子更多是围绕着“文学”本身展开的，谈作品，谈作家，少了些生活本身的缠绕。

    中华读书报：对于部分评论将你的小说概括为“城市文学”，你怎么看？ 今天如何书写城市？

    弋舟：他们说得也对。今天书写城市，作家本身要有“城市感”吧，他是一个现代性的人，又懂得批判现代性并且体谅现代性。

    中华读书报：你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属于“欠缺生活的作家”，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有怎样的写作障碍？

    弋舟：如此表达，既是个事实，也是个省去许多口舌的策略。有些欠缺估计永远也解决不了，譬如，我不是个女性，就没法绝对解决掉自己男性视角的单一性。那么，障碍也是永恒的，人的缺陷，也是人行动的动力吧。

    中华读书报：你的作品形式多样，甚至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风格截然不同的小说。能否谈谈你在艺术创新上的探索？

    弋舟：可能也不是有着纯然的创新冲动和自觉，而且，我们的“新”，大概率的是“旧”，我只是多少窥见了古往今来文学形式的多样，不过是愿意都尝试着去复盘一下。

    中华读书报：你愿意用什么词形容自己和作品的气质？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性格对于塑造人物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弋舟：我找不到那样的一个词，所以只好任由大家冠以认定的那些词。我的性格必定决定着笔下人物的性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定要找个词来概括，那么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体面”的。这个“体面”，一定不仅仅指向某种娇柔的风雅，更多的，是对艺术本身的敬重，是对文明的服从。

    中华读书报：你曾表达“甘肃生活实际上就是我文学生活的全貌”，甘肃可视为你的“文学的故乡”？

    弋舟：我的写作生涯是在甘肃开始的，很多重要的文学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基本训练，也在甘肃完成，称之为“文学故乡”，是我对甘肃应有的敬意。

    中华读书报：在甘肃，你曾连续获得多届黄河文学奖，拿遍了长中短篇小说的一等奖。回顾那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弋舟：那是美好的记忆，对写作充满了单纯的热情，而且难能可贵，自己的每一次实践都得到了同样热情的呵护与表彰，这简直像是一个奇迹。

    中华读书报：你曾谈到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这种“无根”的感觉对于作家会有怎样的影响？

    弋舟：这种“无根”的感受会让我更慎重也更仓皇一些吧，伤感也许对一个作家而言是重要的。有些人失去故乡会肆意妄为，有些人失去故乡则惘然不安，我应该属于后者。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到西安？从兰州到西安，地域的变化对你的写作状态有影响吗？

    弋舟：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生活的原因，我的亲人都在西安，父亲年事已高，就近一些会更好。我想，身在北京的莫言和身在山东的莫言也会有着不同，人真的很微弱，受制于一切客观与主观的总和。

    中华读书报：在西安的生活怎样？ 以你的敏感，周围的作家群的变化是否也是一种无声的熏陶？

    弋舟：生活上我不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所以估计待在那儿都能自得。人是环境的产物，熏陶谈不上，但一定有些事物会侵染我，是的，这有些让人感到艰难，但这种艰难是无以言传的，就像我们压根无从听到一棵被移植后的植物，是如何表达它在调整与适应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