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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也不是在故纸堆里对历史事件进行碎片缝接。我们期待本套《文丛》的出版，能让更多专家学者从中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不断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穿越广西北部灌阳、全州、兴安、龙胜、资源五县，并在湘江上游的兴安、全州、灌阳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为长征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打开了前进的通途。此战过后，中央红军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策划缘起
关于湘江战役的历史资料，主要分散见于红军将士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录或传记中，如，红军将士方面的有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杨成武的《忆长征》（解放军文艺社，1982）、张宗逊的《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等个人回忆录，以及《星火燎原》《革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4）等收录的个人回忆文章，国民党方面的有《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新桂系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等；或是关于长征的史料汇编，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16）、《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等；或是红军长征过广西所经地方辑录的资料，如《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老山界作证——红军长征过资源的故事》（内部资料，2005）、《红色湘水》（内部资料，2002）等。梳理已出版文献可以看出，这些关于湘江战役的历史记载，从中国共产党角度收集整理的史料较多，从国民党角度收集整理的较少；集中于湘江战役这一主体事件的资料较多，对其前因后果涉及的相关史料较少；描述性记叙的史料（如回忆录、随军日记、口述史料等）较多，其他第一手资料（如军事电文、战事报告、作战总结、报刊等）较少。对湘江战役的文献资料进行大规模、全面性整理出版尚属空缺，这不利于对湘江战役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因此，整理出版一套全面完整的湘江战役史料，无论是从抢救革命文献的角度，还是从推动湘江战役深化研究的角度，都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湘江战役胜利85周年时，策划了《湘江战役史料文丛》，并于2021年完成出版。作为一部系统记述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这一历史主线的史论和史籍史料的专题史丛书，《湘江战役史料文丛》（以下简称《文丛》）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田玄担任总主编，来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档案馆、双一流大学中的年富力强且具有相关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任各卷主编。全套《文丛》分为九册，共计四百五十多万字，以中央红军长征为背景，通过搜集钩沉相关史料，全面记录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数万红军将士用自己的鲜血染红湘江之水的湘江战役这一工农红军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空前大决战，以及中共中央在党和红军付出重大牺牲之后，才最终纠正了共产国际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带来的军事指导错误，从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主力红军，保存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使党和红军最终得以转危为安，走上重新开创中国革命运动新局面的真实历史活动。
编纂体系
《文丛》在遵循中国传统历史编纂方法并吸收国外史书体裁长处的前提下，汲取了章节体、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中外史书体裁优长，确定了通纪、文献、传记、史表、回忆录（口述史料）、报刊等多个类别，按照史料种类进行划分，各卷在具体编排顺序上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兼顾重大事件，构成一个完整的编纂体系。
《综述·史表·大事记》是《文丛》的第一卷。“综述”概述了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及各重大战役，是全书的总纲，并起着导读的作用。“史表”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中央红军、红六军团、中央苏区红军和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红军部队、红军游击队组织等设序列表和职官名录，对国民政府最高军政组织、“围剿”和“追剿”军队亦设置序列表、职官名录，将繁冗庞杂的内容以图表的方式清晰明了地表述出来。“大事记”以条目的形式按年月日顺序，记录有关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的重要决策、重大事件、重点战斗以及其他重大活动，简明扼要地勾画出湘江战役的脉络和线索。
《文丛》设置文献两卷，一卷收录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在中央红军长征转战广西湘江战役前后的重要档案文献，一卷汇集国民党军“围剿”和“追剿”红六军团先遣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的档案史料。这两卷选入的文献突出国共双方的重要决策、战略部署和重要的作战行动，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其中部分文献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文丛》设置回忆录（口述史料）两卷，主要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士的回忆史料，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参加“围剿”和“追剿”红军长征战事的回忆史料。回忆史料是当事人对亲身经历的记忆，在选编时将目前已公开发表的个人回忆录（口述史料）中涉及湘江战役的文字应收尽收，以直观且饱含细节的文字展示湘江战役的面貌，还原出惨烈悲壮而又错综复杂的战争实际。
《文丛》设置人物传记一卷。
本卷是为了克服红军长征转战广西湘江战役史研究中一般不专门记载人物的缺憾，通过记载和研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中央红军、红六军团在长征转战广西湘江战役历史中人物的生平事迹，反映历史人物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
《文丛》设置报刊三卷，以影印的方式收录涉及中央红军长征打响湘江战役相关内容的全国各地报刊共49种，除《中央日报》《中央周报》等“央媒”和《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等名报外，还包括《湖南民国日报》《江西民国日报》等地方报刊，其中不少报刊选自北方地区，例如《庸报》《山东日报》等，其遴选范围远及内蒙古地区（《绥远社会日报》）。
在这些史料中，文献史料对湘江战役的记载最直接、最准确；回忆史料对战斗的细节进行了描述；报刊史料则以逐日记载的方式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长征转战湘桂黔的动态过程。各种史料在时间、空间等方面形成史实相互印证的关系，以较为系统且完整的方式呈现出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及所引起的各方反应的全过程。
“治史”原则
广西是红军长征途经省份之一，流传下来的史料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国共双方在当时的电文、公函、政策、法令、报告等（此即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一种是当时各方报刊登载的新闻报道、讲演、社评等；还有一种是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以及对历史知情人的访谈资料，为数不多的私人日记也是一种重要的史料。
《文丛》在编纂时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将迄今为止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历史资料，包括一些非湘江战役但能够从侧面反映湘江战役的史料，予以辑录。如第一卷中“红军长征转战广西湘江战役前后营以上干部英烈名录”所辑录的姓名囊括整个长征时期。遵义会议后牺牲的英烈本不属于湘江战役史料，但它从侧面印证了后来牺牲的烈士未在湘江战役中牺牲，因而予以收录。其他各卷亦辑有旁证性质的材料。因此，《文丛》在编纂过程中没有将辑录的史料局限于学界对“湘江战役”起讫时间（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3日）的界定，而是将湘江战役视为中央红军长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时限做适当的上溯及下延，主要囊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一）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转战湘桂黔边及国民党中央和湘桂黔等省实力派之反应，包括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对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应行动及其影响方面的相关史料；（二）中央红军做出战略转移决策及国民党中央对围追堵截进行军事部署的相关史料；（三）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湘桂黔边及国民党各方进行“追剿”“堵剿”的相关史料。辑录史料在时限上的拓展，在各卷中以编年体的方式编排，从时间、过程、逻辑等方面对整个湘江战役进行了梳理和缀合，客观公正地反映出事件的来龙去脉。
《文丛》在编纂时还遵循了“严谨审慎”的原则。为了全面、真实地反映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这一事件的历史进程，编纂团队及编辑人员对各种史料认真地考证与核实，不仅体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即使是一个人名、一个地名这样的细节问题，也都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考据，力求让这部《文丛》披露的史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全貌与细节，最终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尤其是对回忆史料，因为事后回忆的模糊极容易出现时间、地名、人名的偏差，为此，编纂人员及编校人员对相关史料均予以一一核查考证，并对原文献中的错误记载以注释的方式予以说明更正，这样既保持原文献的面貌，又确保史料尽可能真实可靠、准确无误。此外，在收集整理史料时也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无法考证的材料予以排除。例如，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碑园内所设之“英名廊”，收集红军名单20321人，广西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等处亦辑录数千英烈名单，这些虽属湘江战役核心资料，但因部分名录有待进一步考证，《文丛》暂未辑录，仅做简单介绍。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文丛》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在项目策划阶段曾设计有“图册”一卷，但因为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图片的收集及考证工作受阻，本着“审慎”的原则，只能暂时放弃该部分资料，未予编入。
出版价值
《文丛》通过对档案、图书、报纸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挖掘，将原本分散的已公开的各类相关史料集中收录，对已刊史料考证纠错，使其更准确；并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了部分首次公开的档案文献，析出众多报刊资料，其中有很多学界未曾注意的史料，有力地填补了湘江战役史料汇编的空白，凸显了专题史料的编纂优势。例如，《文丛》首次公开的有关红六军团长征的各类电文档案，充分证明了红六军团先遣长征对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重大的战略策应作用，有助于史学界深化对红六军团先遣长征探路开道重要作用的历史评判。又如，《文丛》收录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启动阶段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文电档案，以有力的证据反映出了共产国际、联共（布）脱离中国国情和苏维埃运动实际的错误指导，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对中共组织建设和对中国红军建设及其不切合本国实际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指导的危害性。
《文丛》的编纂出版，还具有回应现实、服务现实的应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四史”的重要性，并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十六个字道出学史的深刻含义。而学史的前提，便是史料文献得到收集、整理并出版传播。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涉及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当时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文丛》以“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为重点，将这场战役放到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将各相关利益方置于同一历史场域，再现其复杂多元、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故而对党在湘江战役过程中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民族工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相应的反映。这种从有限性收录到综合性收录的转化，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原理、机制和政治文化，对深化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史研究，对深刻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指导思想、理论道路的路径艰辛，对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之一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否定少数海内外学者否认中国革命历史的“臆造”论等历史虚无化的不实论断，均将形成重要的和不争的史料史论功用。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文丛》的编纂出版，为读者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多维度地了解和研究湘江战役，提供了比较系统、可靠、全面和基础的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但对革命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也不是在故纸堆里对历史事件进行碎片缝接。我们期待本套《文丛》的出版，能让更多专家学者从中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不断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让历史成为服务于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清醒剂、营养剂，给我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本文作者黄毓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常务副总裁，张昀珠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南宁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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