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国埃及学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标志着一门以考古学和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的创立，时至今日，埃及学正好走过了两百个年头。相较于西方埃及学，中国的埃及学起步较晚。自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立以来，中国开始培养出了一批具备象形文字释读能力的埃及学者。由于翻译和整理象形文字文献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因此国内埃及学者都曾对象形文字文献进行过翻译和注释，但大多为单篇文献的整理研究而未能成集，或有编辑成集的文献集，但大部分没有对象形文字进行转写。因此到了中国埃及学发展已近四十年的今天，中国学界需要一套由中国人转录自原始文献，并对其进行归类、翻译和注释的文献集。

    2015年由郭丹彤教授译注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中、下卷）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包括王室铭文、自传体铭文、科技文献、故事等类型的文献97篇，但仍留有遗憾，这就是古埃及纷繁复杂的行政文献并未收录。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郭丹彤教授以《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整理研究》这一课题申请获立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由此作为其中一个子课题的文献集《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也便应运而生。

    由郭丹彤主编，郭丹彤、杨熹、梁珊译注的《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是一套系统翻译、注解古代埃及新 王国时 期 经 济 文 献的巨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象形文字文献转录，下编为象形文字文献的转写、翻译和注释。全书共850页，收录了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也即第18、19、20王朝的经济类文献共计79篇。这套书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对象形文字原文进行了精准全面的转录。由于大部分象形文字纸草文献的底本都是用行文快捷但字迹潦草的祭司体埃及语书写的，因此对于这类纸草文献的整理来说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转写成易于辨认释读的铭刻体埃及语文献。而经济类纸草文献，由于其间包含着大量的字迹潦草的数字和日期的记录，而在转写成铭刻体埃及语时更是困难重重。但对其收集整理却十分必要，这些数据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埃及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量化研究，而且它们也是我们研究古埃及的国家体制、社会分层、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除了经济文献中的数字书写潦草外，这些数据本身也难以理解，因为虽然埃及人有着享誉古代世界的数学知识体系，但他们对于数字，尤其分数的运用并不细致。为此，埃及学界现行相关转录版本没有将过于潦草的数据全部转写出来，这就导致学者在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出现歧义，甚至错误。基于此，本书下大功夫将祭司体原文中的几乎所有的数据全部准确地转录成铭刻体，并附有彩印图片以便读者查阅，为学者对古代埃及经济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文献资料。

    本书选录的篇幅最长的韦伯纸草是一篇记录了土地清算数量以及每年收成的文献，其祭司体原文不乏分数和计量单位书写欠清等问题，对此，以往转录者通常直接漏转，译本也直接漏译，或者对不同的计量单位不做区分，而本书不仅对其进行了全部的铭刻体转录，而且在拉丁化转写和翻译中做了详细的整理和标注，使读者在阅读时一目了然。而都灵税收纸草的祭司体原文中大量的年份记录残缺不全，为此，本书根据上下文以及全文的内容，对其进行了补录，并做了详细的注释，从而增强了该文献的完整性。

    第二，创立象形文字文献整理版式新范式。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整理上国际埃及学界并没有统一版式，而由于我国的象形文字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还不多，统一的版式也未形成。并且国内的大部分译注类著述只有中文翻译和注释，并没有对文献进行拉丁化转写，而在国外，虽然象形文字文献的整理时有拉丁化转写，但多为单篇文献，像本书这种全书79篇文献全部附有拉丁化转写的文献整理著述并不多见。拉丁化转写是象形文字文献整理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没有拉丁化转写，我们对译文是否符合埃及语语法规范，是否漏译，译文是否精准，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定。本书收录的文献不仅全部附有拉丁化转写，而且根据中文古典文献整理的范式，结合古代埃及原始文献本身的特点和含义，对译文进行了适度的补白，并对其中的度量单位以及人名、地名、神庙名称和土地的类型进行了标注，方便读者的理解。如此，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整理版式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规范并容易理解的范式。

    第三，扩展性注释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为了便于读者对文献的理解，本书对79篇文献的译文均作了详细的注释。并且本书的注释并不只是简单的指明某一专有名词是人名、地名、官职或者度量单位等，而是对这一专有名词的扩展性解读，即不仅指出这一专有名词的基本含义，而且也对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阐释，从而使读者对其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本书在对韦伯纸草中出现的诸如“马夫长”等官职、“女市民”“外国人”等社会阶层、“新地”等土地类型等专有名词的注释就是典型的扩展性解释。

    第四，附录索引提高了本书的实用性。为了给读者查阅文献最大限度地提供方便，本书制作了索引，将书中出现的神名、国王名、人名、地名、神庙名、土地的类型、官职等所有的专有名词逐一制成索引，这在国内外国古典文献整理上鲜有前例。

    然而，本书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首先，基于文献资料收集的难度以及部分铭文版权问题，本书收录的部分铭文仅仅是节选，例如哈里斯纸草等。虽然这些节选对于相关研究有一定帮助，但若要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作为文献资料，仅有节选是不够的，因为透过这些节选的文献，研究者无法对古代埃及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构建。其次，虽然本书将诸如韦伯纸草和都灵税收纸草等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重要的经济文献收录其中，但仍有一些经济文献没有收录。因此，这套文献集在“全”上还需要下功夫，建议本书作者继续收集相关文献，将它们作为本书的增补刊发。

    本书作者在后记中说，整理古代埃及原始文献是她毕生的事业。事实上，古代埃及原始文献整理、翻译和注释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事业，而是中国埃及学者共同的事业。这套书只是我国埃及学者对古代埃及原始文献整理研究的开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质量上乘的文献整理类著述问世，从而为我国埃及学的长足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