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学记》：一位纯粹的学者的画像

    2021年8月10日，著名历史学家、吐鲁番文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朱雷与世长辞，享年85岁。经其弟子刘进宝组织，由朱先生的生前好友与学生撰写纪念文章36篇，加上附录2篇、后记及99帧照片，编成《朱雷学记》（以下简称《学记》）一书，于2022年5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对朱先生的缅怀追念。

    笔者的硕士导师齐陈骏先生曾在1979年赴武大进修，聆听过唐长孺、陈仲安先生的课程，并与唐门弟子朱雷、陈国灿、黄惠贤、卢开万诸先生相熟。齐先生与朱先生同龄、同乡，《学记》中有两帧珍贵的合影照片（174—175页）。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多次提到朱先生，并介绍他的学问。笔者工作后在敦煌、南京、武汉、兰州、杭州等地与朱先生多次谋面，有幸亲聆教诲，领略风采；近廿年前笔者博士论文答辩，朱先生也曾评阅拙文，给予批评指正。朱先生离世后半年，齐先生也撒手人寰，两位好友同聚天国。如今拜读《学记》，再次感受朱先生的高尚学风和人格魅力，感慨万千！

    《学记》中的文章分两组，前23篇为朱先生生前好友所写，涉及15家单位；后13篇为门下弟子所写，涉及13家单位，可见朱先生学友遍神州、桃李满天下。其实，他作为国际知名学者，在国外也有许多学术朋友，估计是编者不及约请撰文，致成缺憾（朱先生去世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会长伊藤敏雄、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及佐川英治、气贺泽保规、葭森健介都发来唁函，表示哀悼慰问）。读罢书中的文章，朱先生形象丰盈饱满、栩栩如生。

    一

    朱先生对待师尊的态度，常为学界所称道。他是唐长孺先生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1974—1986年随唐先生到新疆、北京、上海整理吐鲁番文书，十多年师徒相依，情同父子。有几位作者不约而同说到，朱先生为唐先生做饭烧菜、炖汤熬药，特别是唐先生眼睛不好，下楼梯时由朱先生搀扶，并且一步步数台阶以作提醒，以致后来养成下楼必数台阶的习惯。郝春文感叹道：“像朱雷先生这样，长期服侍老师，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很多具体杂务，是我至今仅见的一例。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当代尊师重道的典范。”（51页）

    朱先生不仅对自己的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细心服侍，恭恭敬敬，而且对学界的师长辈也同样执弟子礼，并与同辈学人保持真挚可贵的学谊。王启涛说，“老一辈学者是非常重礼数的，朱雷先生也不例外”（125页），并深情回顾了他的两位太老师张永言、项楚与朱先生之间的学谊。同龄的姜伯勤称朱先生为“师父”，正是因为称道朱先生坚守尊师重道的学术伦理，“朱雷先生正是这种伦理的一位很好的守护者和践行者，这更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总称他‘师父’的原因”（139页）。万毅回忆有次在南京开完会后，朱先生拿出三袋盐水鸭，嘱托他带回广州分赠姜伯勤、胡守为、蔡鸿生先生。万毅背着盐水鸭千里南归，背负的岂止是盐水鸭，那是师尊之间的真挚情谊，也是朱先生对同道情谊的淳朴表达。

    二

    朱先生对学生的关怀无微不至，亲如子女。从13位弟子及其他师友的文章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对学生的无比关爱之情，完全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朱先生对学生是严的。有三位作者提到朱先生有个原则，即坚持不为学生的书写序。马志立回忆道：“先生以自我解嘲的口气说，自己学生写的书，说写得好有自夸之嫌，有瑕疵则应于出书前指出。”（288页）卢开万为吴成国《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所作序言中说：“朱雷教授却认为，老师为学生的书写序，在外人看来不免有回护之嫌，坚持这序言不能由他来写。”（254页）朱先生唯一破例为学生的书作序，是陈翔的遗稿《陈翔唐史研究文存》。这次破例饱含了他对学生的无限哀思。难以想像朱先生在哀痛之下是如何握管落笔撰就序文的。马志立说：“面对荣誉或职位之类，同等条件下，先生不会推荐自己的学生。”（288页）刘玉堂也说：“当自己或亲近者的利益同他人发生冲突时，他选择的是退让。”（209页）吴成国谈到2019年教师节去看望朱先生，先生以颤抖的手写下一句话送他：“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第256—257页）吴成国当时已是教育部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朱先生听他汇报完项目进展后写下的文字，别有真意，既有对学生的期望，更是蕴含无声的严格。

    朱先生对学生也是慈的。读《学记》可以感受到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学习、工作、生活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吴成国回忆1987年帮朱先生誊抄文稿，抄完后获赠一本《通典》，定价23.7元。马志立也说朱先生有次在书店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兴冲冲取钱让他买回，然后说送给他。朱先生还购买多套《太平寰宇记》一一分赠学生。他对学生的关爱还延伸到学生的家庭。马志立读书时寒假回家，朱先生以问候父母的名义予以资助，还预备礼物让他带回家，却不准回赠任何礼物。马志立回家提亲前两天，朱先生嘱其四事：一嘱提亲注意事项，二替他备好礼物，三嘱另备其他何种礼物，四嘱路上注意安全。关切之情，殷殷之嘱，如对子女。他还每年为马志立的儿子准备糖果和压岁钱。对待张小刚的女儿也一样，专门去超市的进口商品柜台买巧克力之类的零食，让他返回甘肃时带给女儿。马志立和权家玉都回忆说，朱先生自己生活节俭，但每年两次邀集学生到豪华餐厅吃饭，并说“这是唐先生的做法”（289页）。

    从学生们的回忆可知，朱先生是在家中给研究生上课和答疑的。这种在今天算是教学事故的教学形式，却成为学生们最深刻的记忆。崔世平说“因为是在家里上课，气氛相当轻松”，“最后一次课，朱先生特意带他们去广埠屯菜市场二楼的书 店买书”（308—309页）。魏斌也描述道，“先生给我们俩开魏晋南北朝史籍介绍课，还有每周的读书答疑，都是在家中。上课时介绍到某一本书，就直接从书架上取出，观摩翻看，非常直观。天气慢慢冷了之后，有段时间还干脆搬几个小板凳和一摞书到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讲课或答疑，一边翻书”，“每次讲一阵子课之后中间休息，经常谈到专业以外的内容，而且一旦开始就很难再收回来，因此每次上课的下半场，往往成为海阔天空的闲谈”（275—276页）。读孙继民的文章可知，每周一次的答疑是唐先生以来的传统，由学生提问，唐先生作答，朱先生和陈国灿先生协助检查批改读书笔记，一同参加答疑。另外，陈仲安、黄惠贤、卢开万、程喜霖先生也曾短暂加入答疑课。七位老师与两位学生的家中答疑，会是怎样的一幅风景啊！ 这一家中答疑的传统为朱先生所继承，继续带领学生在自己家中走过一年又一年。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这道别样的风景已经难以再现。《学记》作者中很少有人谈起教室的课堂，但家中授课和不占课时的私下授受却又如此楔入人心。对比两种教学形式，岂不令人深思！

    三

    朱先生不仅对门下弟子宽严相济，而且对其他青年学子也热心相待。黄楼虽然毕业于本单位，但不在朱先生门下，朱先生也可以不计较不为学生之书写序的规矩，为黄著《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作序，所用“丽龟达掖”的典故，使之顿时名扬学界。

    对外校的青年学子也同样关爱和奖掖有加。1990年中山大学研究生向群游学到武汉大学，登门拜访朱先生，不仅受到接待，而且朱先生还说“我考虑考虑，我需要点时间准备，理一下思路，然后给你讲一次课”（108页）。两天后在家中给向群讲了一上午课，从唐史讲到敦煌吐鲁番文书，开阔了一个年轻学子的学术视野。谷更有跟朱先生做博士后以前，先在河北师大读硕士，论文答辩时朱先生前来参加，答辩后孙继民带他去宾馆拜访朱先生，获得批注满纸的评阅论文。他说：“回到宿舍，拿出先生的评阅论文，看到那密密麻麻的、逐字逐句的修改，红色、黑色的圆珠笔、钢笔字批注，我又一次震惊了，这哪只是评阅，简直就是修改了！这本评阅论文我一直保存着，不只是为了激励，还有感恩和永远的纪念！”（268页）王启涛与朱先生是在吐鲁番开会认识的忘年交，夜里两人竟聊了个通宵，到早晨六点才稍微睡会儿，而74岁的朱先生马上又赶去新疆师大讲座。翌年，王启涛背着300万字的《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书稿，到武大请朱先生审改和写序。朱先生每天起早贪黑，逐条审改，“连在室内挪动一步都舍不得，生怕耽搁时间”（127页）。

    四

    朱先生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尤其在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因此，他深深地热爱新疆和敦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大西北。

    《学记》书后有其论著目录，除了参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外，还单独出版《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等三本论文集和专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发表60篇论文。许多人都说朱先生的论文风格、神韵最像唐先生，传承了唐先生三大治学领域中的一支，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荣新江说，“朱雷先生写出来的文章不多，更没有整本的专著”，“不过‘少而精’，朱雷先生每次出手，我想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做法，所以每篇文章都有新意，而且总是出奇制胜，读来启发尤多”；“扎实的文章中透出一股灵气”（88—89、96页）。魏斌也称其论文“允为精品”，“基于史料敏锐感和想象力的‘巧思’。先生读书多，据说连唐先生都称赞过这一点。这种广泛阅读、博闻强记，再加上秉性聪慧，使得先生的史学考证有一种灵气，巧妙处往往令人赞叹”（280页）。朱先生的论文大多发表在武大的刊物或会议论文集，校外期刊上仅在《敦煌学辑刊》《吐鲁番学研究》《河北学刊》及以书代刊的《丝路文明》《广州文博》各刊一篇。若按现今评价体系，连通过日常的考核都困难，但他却以论文的质量取胜、而非期刊的所谓档次为标准。

    朱先生最初在唐先生指导下阅读敦煌文书，后来参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历时13年。近75岁时，他再赴新疆整理文书，最终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因年事已高，这次西行由朱夫人和博士后崔世平陪同前往，住在新疆博物馆对面的酒店，一日三餐就在附近的四川饭馆吃饭。寒来暑往，半年时光。他生活向来非常节俭，负责接待的新疆博物馆鲁礼鹏说：“每次吃不完的菜，都让老板收起来，晚上热一下继续吃，我听后真想哭。”（143页）

    朱先生对敦煌也是热爱的，称其是“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最早从阅读敦煌文书入手，撰写了许多敦煌学论文。他研究敦煌、吐鲁番的论文基本上各占一半，特别是利用敦煌变文研究唐代历史，别开生面，深得学界称赞。张小刚是武汉人，求学于武大，毕业后本来要留汉工作，但朱先生对他说，“如果有志于学术，就要去国内重要的学术单位，敦煌现在缺人，希望你去敦煌刻苦面壁十年，一定能取得一番成绩”，并为他给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写推荐信，于是张小刚就到敦煌工作了。后来张小刚回武大攻读硕、博士学位，朱先生说，敦煌地处偏远，人才匮乏，能够为西部地区培养一个人才，他是真心地高兴（294—295页）。张小刚明白朱先生的意思，断绝了返回武汉工作的念头，回到敦煌继续坚守。

    朱先生学识广博，举凡历史、文献、考古、天文、地理、昆曲、近代公案小说、俄苏小说、民俗、掌故、革命史、武侠、中医药，无不涉及。之所以如此，孙继民透露一个奥秘，那就是朱先生随身携带个小本子，见缝插针，随时随地，记诵不辍；并说：“绝少见到如此学习记诵的人。如果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先生。”（201页）

    五

    朱先生生性不愿给人添麻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徐少华说朱老师给广州博物馆捐书，8000多册书都是自己在家整理，花了一年多时间清点、编目。

    生病住院时，初入师门的马志立去医院拜谒，朱先生严令不准携带任何礼物，也不准再上医院探视。马志立说，无论是在上学期间抑或参加工作后，朱先生生病住院都不准他到医院探视，也很少让学生帮忙取药。每次外出讲学或去新疆，也从不让学生接送。

    很多人都说朱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如杨果文章的标题为“做一个纯粹的学者”（45页），刘进宝文章的小标题为“视学术如生命的纯粹学者”（226页）；向群也说：“在我的眼里，朱老师是一个学术世界中的完美主义者，一个纯粹的求道者”（122页）；荣新江先生称“他不是一个善于行政的人。他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88页）。这些不约而同的评价，从他者的视角展现了朱先生作为学者的纯粹性。他虽然不善于行政，但也从事过行政，当过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深知行政工作可能占用太多时间，影响学术发展，所以他特别不希望年轻人在行政上耗费精力，而应专心于学问，做好教学与科研工作。他跟弟子魏斌谈过一次话，说“以后专心教学和读书研究，不要做任何行政工作”（282页）。这番谈话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学生在学术发展上的真正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