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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著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1935年11月8日生于南京，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而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主要著作逾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每年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
“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无论儒家的理想价值能否获得指导与规范社会发展的地位，我们仍可深信儒学有其蕴藏深处的活力与源泉。”成中英一向认为，儒学的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挖掘这块土地深处的灵泉。只有不断地把儒学的理论说清楚，把其理性原则与德性伦理的理想价值列举出来，儒学才能把历史文本的沉默转化为现代话语的说服力，再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
多年来，这位曾经希望成为散文诗人的哲学家，一直辛苦奔波，孜孜不倦，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知，做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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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家庭背景和孩提时代的环境，对人的性格和兴趣的形成有无形的影响力量。您走上哲学研究之路，有怎样的缘起？
成中英：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成惕轩先生从小就在祖父炳南公的鼓励下精读古书并治旧学。我从小喜欢看天文地理，喜欢神话故事，小学四年级就看了《封神榜》《西游记》《三侠五义》等，我也不知道是喜欢听故事引起我的好奇心，还是因好奇心而特别喜欢听故事，也许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我养成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喜欢追求真实是什么。我喜欢文学，继而又由喜爱文学而走向喜爱哲学，总是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这也许是一个人的理性发展的自然线索吧！
1946年，父亲鼓励我写一篇自重庆到南京的旅行游记，我写完投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竟然发表了。在南京读书的两年，我开始接触西方翻译小说，如大仲马的《侠隐记》、但丁的《神曲》、纪德的《地粮》，凡是有启发、有生命性的，具有开展性的文学我都喜欢。这使我对西方文学怀有很大兴趣，并导致我以后对文学创作总是跃跃欲试。高中时代，我热衷的求知对象一是天文、物理，二是西方翻译文学。1949年我们自成都到台湾。我接触到张澐的《天文学》，看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看得最多的文学作品是五四时期作家翻译的俄国、法国作品，其中雨果和屠格涅夫给我的启示最多。我还读唐弢的《落帆集》，对卞之琳、臧克家等诗人也很着迷，那时我还想做一个散文诗人，在《新生报》上发表过散文《小石》《电钱杆》《红叶》，也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为自己取笔名“好山”，因为那时我已知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我更偏喜仁者。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哲学？
成中英：我考取了台大外文系，方东美先生讲授“哲学概论”，成为我踏入哲学的门槛。我曾经把听方师课的笔记背得滚瓜烂熟，又到图书馆内尽情阅览各种方师提到的哲学著作，包括他早期的《科学哲学与人生》。大学二年级，我已经下决心研究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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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在1956年赴美留学，从西方哲学的灵魂深处传播、肯定中国哲学，这种使命感来自哪里？
成中英：出国之前，父亲送我《五经集传》，怕我驰入西学迷不知返。其实，我心中早有志向追求西方学术和哲学，以反哺中国传统，使其立足于世界，这不仅是民族文化感情的作用，也是经过理智反省后的志向。我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就读，又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我的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锻炼，使我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感到其心脏的脉动，而且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哲学既不同于文史，也不同于科学，却与这两者不离不杂，有其严肃的理知性格。我当时觉得，我可以奉献于中国哲学的就是这一颗哲学的赤子之心。
中华读书报：具备了开阔的学术视野之后，您对中国哲学是怎样的态度？中西哲学的打通面临怎样的难题？
成中英：我一点也未曾忘怀中国哲学。我的哲学生命在生长中，除了吸取西方哲学的精华外，也努力在为中国哲学“培风”（庄子语）。我一直利用时间发掘中国哲学的问题。
中西哲学有其结构上的不同，西学犹如结晶玉石，中学犹如行云流水，两者如何才能融成一片，正是我哲学生命和哲学生涯的重要课题，也是我锲而不舍的追求所在。
中华读书报：研究儒学，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成中英：哲学的知识和儒学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我如何与世相处、与人相处、与己相处的源头活水。我的儒学研究，大概可以归纳为：一是理解的阶段，从小长大注意到中国人的历史遭遇，并从经典中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二是治学的阶段，能看到知识及其系统的重要性，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有自觉的追求，也认识到西方在这方面的历史成就；三是愿景的阶段，我从生命中发现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发而为对宇宙生命的一种感受与关怀，进而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从易学到儒道的一贯价值性、包含性、世界性。我接触到的家庭和社会是温暖和有爱心的，中国文化就是爱心文化、关怀文化，人和人之间彼此关怀、彼此依存、彼此同行。民族的灾难下，产生爱国心理是自然的。
我在自己的追求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根源非常关注，对中国历史出现的卫国爱民的圣贤与民族英雄非常敬仰；一方面对于求知有强烈的兴趣，一方面力图创造性的思考，觉得人类作为一个灵长类的生物体，必须认同宇宙持续不断的创造力，把理解世界看成自我的一个责任。我深信理解世界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这是我逐渐形成的一个坚定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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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支撑儒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成中英：儒学发展，先后经历了先秦、两汉、宋明新儒家、清代以及当代新儒家。在隋唐时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儒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到了一种遮蔽。儒学是开放的体系，把外在的宗教作为成长的资源，才产生了宋代的宋明理学。那么后来的儒学是否在衰退？ 不是，它的主体还在，而且产生了更完整的体系，这是一种成就，但不是最后的成就，也不是永久的模式。清代儒学的研究形态，基本沉在故纸堆，对世界的张力呈现一种自我保守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封闭，是闭关政策造成中国和世界脱节，造成文化往后看不往前看的自满状态。
我强调哲学是儒学活力的来源。哲学是超越的，如果不能用哲学意识认识历史，历史就成为一堆断烂朝报了。所以要跳出来，考察人性的意义，追求善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儒学在清代的发展，从历史来看是闭塞的，造成儒学整体开始往下走。明末西学东来，并非通过自觉的交流，而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教，没有对应的理解，没有知己知彼，中国文化沦为西方侵蚀中国的工具，而非文化沟通的管道。列强的侵略战争，把中国推向历史悲惨的境地。
儒学发展经历的转折点之一，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中，进一步否定儒学的价值，儒学的整体性丧失掉了。历史的消解，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到自我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产生了对儒学的全面否定，连根都要挖掉。
中华读书报：这时候的儒学呈现怎样的状态？儒学的恢复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成中英：儒学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幸好保存了一份历史的记忆，并没有说因此就消失。事实上，无论近代历史如何自然消解，儒学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或人类生命的一种本体的学问，跟人的存在和对存在的完善性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个最原始的文化记忆，也是本体学的体现。历史是无法取消的，其外在合理的形式仍有其内在的魅力，即使自我批判也不能全然抹杀。这是文化生命的肯定。
儒学的恢复，要求人能够理解自己，关怀他人，从关怀他人到理解自己，从理解自己到关怀他人，仁义之道是与生俱来、无法摧毁的。儒学的种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让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充实起来，这时就要问内在的活力是什么，生命力在何处，这就要从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上追溯，所以儒学重新受到尊重和重视，不单纯是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也是基于全球化的动力，因为历史在全球化这个阶段，都需要掌握自己的文化，要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在这种要求下，儒学的精神就能很好地恢复。这种恢复，要回顾人类历史，面对整个世界，并必然走向儒学精神的再认识和再肯定。
一路走来，中国经过了多少历史沧桑，儒学不管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生命还是文化存在的方式，都要求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启发我们对未来应该有怎样的建言和创造。回顾才能改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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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研究儒学的？
成中英：西方的成果怎样为我所用，避免西方犯的错误，包括自私与霸权的错误，怎样能够体现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实现中国儒家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是新儒学发展的动力。
我看到这个动力。第三代新儒家是自然形成的。身处历史潮流中才能够有这样的反思和深思。我个人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前夕，经历了坚苦的抗战，经历了今天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的兴起，我自己注意到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有深厚的根源，有一个凤凰浴火的再生的过程，就是锲而不舍追求维护人的价值或理想的存在，这就是中国近代发展的道德含义。
中华读书报：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中，最重要的方面有哪些？
成中英：科学和人文整合起来。西方是科学知识的体系，中国是人文价值的体系。科学和人文不是冲突的，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价值不必非冲突不可。我们过去较少考虑到的是宗教问题。我三四年前在香港做了《儒家的精神性》的演讲，谈到儒家作为终极信仰的可能性。信仰不一定是宗教，更不必依赖外在超越，因为它也可以来自对生命的反思。由于这种精神性的建立，我关注的都是在21世纪发生的事件。我的英文著作里谈到宗教意识，也谈到基督教和儒教对话，我是最早在夏威夷大学提出这种对话的。我谈到儒家的存在性，把现实和理想结合在一起，把外在知识和内在意志结合在一起，在这种认识中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我可以知道我生命本体发展的方向与归宿，知道道德自由，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在当下有怎样的现实作用？
成中英：儒学在当下能起到什么现实作用，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儒学作为一个主体，当即之务，应是把下一代教育好，匡正社会风气，强化现实的公共行政或政策的考虑的基础。如果是君子，有知识，世界因此大治，国家因此更好，何乐不为？ 学而优则仕，仁政是有道理的，不做官，就不考虑儒学了吗？ 这也是一个问题。文化是动态的，在今天中西文化广泛的交流对话中，新的文化也将在未来发生作用，甚至改变中西文化的气质。因此，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改变它的气质，同时中国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激发其潜力。
中华读书报：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您持什么观点？
成中英：首先，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相之后，会发现中国哲学本身就处于世界的舞台。问题在于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哲学被隐蔽在现实历史之中。要发展中国哲学，就要强化自我认知，掌握中国哲学的精髓和源头活水，掌握中国哲学本身的意义，发挥生命的力量，追求对宇宙生命的体验，达到人我共通，消除各种纷争，建立和谐社会。其次，要了解西方为什么能建立哲学，才能对症下药，化西方问题于中国哲学之中。西方哲学强调逻辑、强调科学，已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经“甚嚣尘上”，好的地方我们要承认、学习，也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把西方哲学纳入更大的系统。所谓“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我最大的愿望是以哲学实现自我生命、实现最后的和平繁荣，这就是后来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实际的做法就是对话。我创办《英文哲学季刊》期刊已经五十年了，尽量帮助西方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认识哲学问题解决的基本方向，而不局限在西方的死胡同里。西方是二元主义，机械性的；中国哲学是一元主义，动态性的；一元可以包含二元。另外要广结善缘，光说走向世界是空洞的，要有心愿并且长期地推动。我希望在和西方对话中加强对中国哲学的充实和健全，这个过程不只是走向世界，是自我发展同时帮助别人发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仁爱精神的推广。
中华读书报：重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关系，是您近几年重点关注的，您提出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再发展过程，都是以回到自然宇宙观为开始点的。能否简单阐释一下？
成中英：我们讲中国文化复兴讲得多，很少讲中国哲学的复兴。我在很早前提到一个命题，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要以中国哲学的复兴作为根基和主导。哲学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哲学的实现。文化中有很多优良，也有一些缺陷，需要以哲学的冷静进行全面思考。中华文化复兴首先要加强反思的能力，要有认知的精神，有理性的哲学思考，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发展，越需要哲学。孔子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这需要哲学的精神，哲学的自觉。“哲学”这个概念是西方传来的，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哲学，中国是哲学的民族。我们最根本的追求就是，让中国人作为生命体，作为一个民族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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