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传记的历史性和文学性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经典评价，道出了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做到历史性和文学性俱佳。传记作为历史书写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承载着读者两个方面的期待：首先，应该是真实的（历史性），然后又必须是可读的（文学性）。回顾传记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记写作的讨论都主要围绕着历史性和文学性展开。而读者视角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则是评判传记撰写水准的最重要的尺度。

    在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以“传”命名的文体主要是给经做注释，即解经。魏晋以后，传记开始逐渐发展为以人物传记为主，并且发展出偏重文学和偏重历史两条路径，分别隶属集部和史部。司马迁的史传写法为古典时期的传记树立了典范，讲究对史料的鉴别、甄选、剪裁、组织，语言精练，人物鲜活，细节生动传神。传统传记是在接受西方传记影响后走向现代化的，以梁遇春、胡适为先导的学者倡导保持传记的真实性的基础上，要增强其文学性，好的传记应该兼具历史性和文学性。

    刘兵教授在他的科学编史学著作《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一书的第十二章详细回顾了西方传记发展的历程。书中叙述西方传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诗人希俄斯的伊翁为当时的名人所撰写的传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记在形式、风格、撰写方法、强调的重点等诸多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书中引述《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传记的形式的分类，排除自传，将传记分为两大类，即“根据第一手知识写成的传记”和“根据研究编写的传记”。前者的作者往往与传记主人公有某种关系，后者则更是我们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所关心的。对于“根据研究编写的传记”，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再分类。据撰写方法的相对客观性，它们可以分为以下6类：资料性的传记（informative biogra⁃phy），它是传记中最为客观的，仅仅通过资料证据来展示传记主人公的生平，除了对资料进行选择之外，作者避免任何形式的解释，这类传记大多可以成为后来的传记作者的原始素材；评传（critical biography），是学术性和评论性的，作者要按学术规范通过对原始材料细致的研究写出，不允许任何虚构，作者的目的主要是评价传记主人公的工作和展示其生平，这类传记通常只能吸引专家的兴趣；“标准”传记（“standard”biography），它是传记文学中的主流，在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保持一种均衡；阐述性的传记（interpretative biography），虽有一定的依据，但却是主观性的；小说化的传记（fictionalized biography），可以自由地进行虚构，凭想象来撰写场景和对话，而且往往是根据二手材料在粗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传记式的小说（fiction presented as biography），完全是虚构的小说，只不过以传记形式写成而已。这种现代眼光的分类，主要依据的是作为历史性的客观真实和作为文学性的虚构，二者所占比重的大小。这里面的文学性是指站在历史性的反面即虚构，与梁遇春和胡适提倡的文学手法是有区别的。

    在历史性和文学性上追求平衡，并非简单的平等用力，而是需要根据所写的传记类型精微把握，对于传记的作者是极大的挑战。科学家传记是传记中较难把握的一种类型，因为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对写作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克丽奥眼中的科学》（P265-266）一书通过引述汉金斯《捍卫传记：科学史中对传记的利用》一文的观点总结科学家传记撰写的三个基本要求：一必须涉及科学本身；二必须尽可能地把传记主人公生活的不同方面综合成单一的一幅有条理的画面；三要有可读性。认为满足这三个要求的科学传记才是理想类型的。

    最突出的困难也许来自于传记作者自身的素养、才情、能力。科学家传记的作者不仅要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传主的科学工作，有能力阐释传主的科学思想、理论，还要全面地了解传记主人公所处的时代、社会及各种有关因素。单单具备这样的知识素养还不够，还要求传记作者有能力解读传主的科学思想形成背后的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并非可以抽象出一定的逻辑关系，而是受到个性的、心理的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把传记主人公生活的不同方面综合成单一的一幅有条理的画面”需要传记作者具有洞幽烛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理论上说，历史是无法还原的，所有对过去事件和人物的解读都是一种臆测。这么看，即使建立在可靠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的传记，也都是传记作者二次加工后重构的图景。科学家传记的历史真实，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心中的“彼岸”，抵达“彼岸”的过程是一场苦修，其难度可想而知。

    困难之二是如何在真实的基础上满足读者对可读性的需求。科学家传记通常采取一种被称为“生平加学问”的形式，其特点是详尽地包括传记主人公的生平与工作的各种材料，卷帙浩繁，作者亦不参与过多的解释。这样的科学家传记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性，却欠缺了文学性，把大多数一般读者排斥在外。

    但最难的是兼顾历史性和文学性。如果过多迎合读者阅读兴趣，让科学家传记变成一种低门槛的通俗读物，就像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科学史写作为什么不成功》中说的：“这种科普的东西，大家随便写写，缺乏学术性。我们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传记文学。写的人嘛，觉得既然是文学，就可以增加一些杜撰的情节，使得文章看起来好像更能够吸引读者，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传统。”如何在通俗可读和严谨深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才是科学家传记写作者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好的科学家传记，“更倾向于建构另外一种意义世界，用一个故事将公众引入具体情境中，使得科学的种子能够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科普一头连着实验室中的地方性知识，一头连着广大公众的现实生活”（王永伟、刘立：《科学家传记：科学史VS科普》，《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8年第1期）。

    笔者曾经对近些年图书市场上科学家传记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和热度较高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相比，科学家传记的销量明显偏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原创科学家传记整体质量不高，正如杨振宁说的那样，科学家传记的撰写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读者到底需要怎样的科学家传记？ 简单地说就是内容是科学的，阅读体验是舒适的，也就是本文前面讲到的历史性和文学性俱佳。就此而言，大象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中外科学家传记丛书”或许值得关注和讨论。

    该丛书是《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四十年来科学家人物评传栏目文章的选粹，作者都是对传主的科学贡献和生平有着深入研究的科学史家，各篇评传都是从浩如烟海的科学史中，选取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启发性，同时兼顾故事性与趣味性的人和事为切入点，娓娓讲述，并阐释探索、发现与创造历程及其对人之观念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所塑造的科学家形象立体、真实，可以增进读者对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创新方法，以及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品格作风的了解。举个例子，玻尔是量子理论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中外科学家传记丛书”中，为其作传的戈革先生也是国内研究这段科学史和玻尔最权威的专家，他曾翻译了十余卷的《尼耳斯·玻尔集》。真正的专家为自己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作传，才能写出信实可靠的作品。同时，戈革先生人文修养和文字功夫极其了得，其作品不但可读，而且颇耐品味。

    总而言之，笔者的看法是，历史性和文学性（或曰真实性和可读性），应该是科学家传记写作追求的目标，也可以作为评价科学家传记作品成败得失的标准。

    （作者为大象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