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我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拥有极大的热情，而且还认为它有着不容轻易否认的思想艺术价值。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才能够坚持不懈地长期追踪中国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

    成为一名小说家，曾是王春林执着的梦想。

    大学时期，他差不多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学期刊的阅读和小说写作上。遗憾的是，除了收到客气却冰冷的退稿信之外，一无所获。在毕业论文写作之初，王春林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不仅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且和那位名叫倪吾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痛苦灵魂产生强烈共鸣，他放弃了原有的选题计划，最终将毕业论文确定为《倪吾诚简论》。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初是如何一字一句认真阅读“文艺探索书系”（上海文艺出版社）中的系列作品……尤其是赵园的《艰难的选择》。这部以现代小说名著中诸多知识分子的形象为主要探讨对象的著作，直接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影响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在山西大学从教二十余年后，王春林于2020年调至《小说评论》任主编。作家贾平凹评价王春林是“文学壮汉，能吞能吐”，评论家贺绍俊则以“文学批评界的一头大象”形象地形容王春林的“威猛”：“吃”进去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认真的写出一篇篇“进食”报告。且不说单篇的文学评论，仅是今年，王春林就有《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海派长篇小说十论》（译林出版社），《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陕师大出版总社）等著作问世。

    中华读书报：对作家的持续跟踪，尤其是对当代作家的高产量的持续跟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王春林：对当代作家的持续追踪，如果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代文学创作一种近乎于同步的现场批评。也正如您所言，由于当代作家小说作品的数量极其巨大，所以，这样一种跟踪式的阅读批评，的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具体到我，因为在大学里长期任教，所以，除了必须完成的本职工作之外，可以说我把所有的时间全都用在了这种看起来很是有一点“出力不讨好”的持续跟踪上。之所以会这么说，主要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因为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当代作家的很多作品都谈不上有什么恒久的生命力，大多属于过眼云烟。一个研究者把精力用来持续跟踪这样一些作家作品，当然是“出力不讨好”，谈不上什么价值。一方面，我固然承认，经过一定时间沉淀后的所谓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当然不容置疑，但在另一方面，所有的文学史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广泛的现场批评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如果缺失了带有“沙里淘金”意味的现场批评做坚实支撑，所谓的文学史研究也同样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我之所以能够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持续跟踪研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中华读书报：能否以王蒙为例，谈谈您的学术研究和方法？

    王春林：虽然说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算起，到现在我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已经是三十多年的时间，但却很难说是一个成熟的文学批评家，当然，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研究的方法。如果一定要以《王蒙论》或者说王蒙研究为例来加以说明，那我只能说坚持了一种充分尊重文本的文本细读，与一种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考察相结合，再加上后来汲取的一些西方现代批评方法，比如叙事学理论、精神分析学维度、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大约也就构成了我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中国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您几乎都能在第一时间写出评论文章。有没有您觉得不好驾驭的作品？

    王春林：我曾经不无自嘲地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因为我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拥有极大的热情，而且还认为它有着不容轻易否认的思想艺术价值。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才能够坚持不懈地长期追踪中国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唯其因为我长期专注于文学现场的跟踪，所以也才每每看似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写出评论文章，作出相应的思想艺术判断。遗憾处在于，或许与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判断作为必要的参考有关，我的判断往往也做不到那么精准到位。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也曾经碰到过一些不好驾驭、难以把握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一般您选择怎样的作品为评论对象？

    王春林：在我看来，每一个成熟的批评家，都应该有自己选择批评对象的标准。具体到我个人，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标准，除了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品质之外，还必须同时考量这部作品在年度总体创作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作家个人创作历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自己长期以来所信奉的一种原则就是“批评即选择”，当你选择某部作品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的时候，首先就意味着你对它基本价值的肯定。

    中华读书报：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您的阅读有什么技巧？如何才能精准地把握一部作品的要核，您有什么方法？ 一般阅读几遍开始着手评论？

    王春林：谈到文学阅读，我个人的一种体会是，所有的阅读恐怕都谈不上什么技巧，其间只存在态度认真或者不那么认真的区别。这一方面我的一种自我评价就是，自己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认真阅读者而已。因为我读作品相对多一些，所以便有人猜测我有什么特别的阅读方法。实际上，我不过是抓紧点滴时间，把别人用来喝牛奶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罢了。一般来说，只要是我的批评对象，都会在阅读两次之后才会开始着手评论，有的作品甚至还会阅读三次四次。至于怎么样才能把握作品的要核，不同的批评家肯定有不同的方法，具体到我，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充分尊重文本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尊重自己的阅读直感。

    中华读书报：从事评论工作，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哪些？您和作家之间交往多吗？有人认为评论家应该和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您怎么看？

    王春林：出于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由衷热爱，我不仅喜欢鸡蛋，而且也还希望能够见到下蛋的母鸡。也因此，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借助于这一路径，我得以结识了很多此前仰慕日久的优秀作家。在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过程中，我的确有缘结识了不少作家，而且也还与其中的一些来往密切，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尽管如此，我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与作家的交往会影响到我的文学批评文章的写作。

    中华读书报：多年来您的勤奋有目共睹，仅关于长篇小说评论的著作就有《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等等，评论家孟繁华评价您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最勤勉、最敏捷的勘探师和研究者”。您觉得呢？

    王春林：这跟个人的兴趣有关，我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有着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另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相对来说，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高端成就的文体，就是长篇小说。很多时候，只有长篇小说这一体量巨大的文体，才能够对时代、社会、人性、历史乃至于人类的存在作出全面立体的深刻描摹与表现。

    中华读书报：作为评论家，您对自己的评论文章是否也常常回顾？比如您也注意到，自己与既往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曾经过多地使用“人性”这一关键词，并且“总是试图尽可能地规避这一语词的使用”。

    王春林：一个批评家，在文学批评的路途中，不时地驻足回望自己的批评来路，以作出及时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如您所言，在回顾自己批评道路的时候，我的确曾经意识到曾经过多地使用“人性”一词，并且试图在此后的作文过程中力图有所规避。但更深入地想来，却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因为事关文学的本质，有一些语词想要规避恐怕也是规避不了的。比如，社会、现实、历史、叙事、描写、存在，当然也包括人性，以上这些语词和文学关系之紧密，简直到了须臾都不能分开的地步。除非你不再谈论文学，只要你想谈论文学，这些语词的无法回避就是一种不争的事实。顺其自然，很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处置方式。既如此，怎么样才能够积极有效地提升自己文学批评文字的内在品质，就是我此后必须努力的一个方向。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目前的工作和学术研究状况？ 贾平凹也是您关注最多的作家之一，到了陕西，文学研究的氛围是否更为浓厚？

    王春林：我目前的基本情况是，一方面，编《小说评论》杂志，另一方面，完成其他的一些社会兼职工作，与此同时，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跟踪式阅读研究也仍然会持续进行。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对如同贾平凹这样的当代一流作家的及时关注与研究。贾平凹的创作，正处于某种喷涌的最佳状态之中，我不仅愿意继续追踪他的创作轨迹，更试图能够对这位令我格外敬重的作家做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西安是所谓十三朝古都，希望这样的文学氛围能够给我的文学批评写作带来一些必要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