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死亡出发理解城市的生生不息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亮明了儒士的主流死亡观——死是生的意义终点，因而生者需要优先面对“生”，学会“生”，如此方能正确，不留遗憾地“死”。然而，若将这句箴言放到人生哲理之外的许多场域，似乎还是将其倒置过来更为熨帖——“未知死，焉知生？”医学诚然如此，考古学亦循此路，而城市研究，何尝不也是“向死而生”的一种探求呢？ 笔者无意旧调重弹简·雅各布斯闻名遐迩、把城市视作有机生命体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那毕竟只是想象城市“死亡”的一场沙盘推演。在以人为中心、为主体、为灵魂的城市里，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昼夜不歇地上演着。灯红酒绿是城市明亮的白昼，黑衣丧钟是城市寂静的长夜。不论我们主观上有多么热爱朝阳，多么恐惧银辉，完整的城市史书写都理应“让时钟转完一整圈”。

    阅毕法国汉学家安克强经典著作《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笔者以为该书较好展现了一种从死亡出发理解城市不息运转的史学路径。这里愿结合书中案例、思考，略谈几点读后体会，就教于城市史、医疗社会史同好。

    且从“为什么城市须要‘善治’死亡”谈起。遵照安克强的思路，这首先是城市人口问题的一脉分支。城市在多数时候是净增长的人口流入地，基数膨胀使得城市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同步飙升。上述人口波动引发的变化，只是让城市“面对了死亡”，但要说明为何全球城市近代化过程会不约而同地展开行动“管理死亡”，还要引入城市史范畴的“权力（利）”视角。支配或曰推动城市日常运转的权力（利）多种多样，但与死亡治理现象有牵连的，主要有二：一是追求整洁空间的市政权力，另一项为实现“尊严”的集体人权。不论现实有多么肮脏、混沌、残酷，近现代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城市意象，都被寄予了区别于乡村的、发达又文明的期许。事实上，近代城市科学与规划实践的诞生，主要就是服务于这类文明期许。《镰刀与城市》里，安克强梳理了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对露死街头（或弃尸）乱象的清理、整顿工作。这即是现代城市空间“先行者”为创造整洁环境而行使市政权力。在近代上海，城市死亡治理背后的集体人权，往往以中国文化里深根宁极的“善”（人道）状貌出现。摊开《镰刀与城市》，字里行间频现的一类死尸收集、安置、处理主体，便是善会组织。无论是立足服务旅沪同乡的四明公所寄柩间、燕平山庄，抑或上海闻人携手创设、面向城市底层穷人的普善山庄，均以保护逝者最后一丝体面的人道目标为根本遵循。若以后来者心态审视，《镰刀与城市》述及的善会死尸代存、收敛案例，颇为契合现代城市正义的价值感。虽然其动机与模式尚未从传统中国慈善模式里完全蜕壳，但其间确已闪烁起现代性光亮。

    千万不要误以为城市死亡治理是一派消弭不和谐，彰显人性光明的可歌可泣场面。事实上，《镰刀与城市》呈现的城市“死矛盾”，方才是真正大流。同时正是在“死矛盾”的反复磨砺下，近代城市治理的许多方面才能够加速生长。

    安克强在《镰刀与城市》里花费较大篇幅，重现了近代上海城市葬俗管理中的传统—现代对峙。其中尤为典型的，是火葬在上海的落地推行。事实上，自1920年代末往后，国民政府、租界当局以及汪伪政权皆曾在上海力倡火葬，以求卫生与节约土地资源。然而，在强大的死亡文化传统与葬俗经验面前，现代城市治理手段不堪一击，无论哪方执政都没能促成近代上海城市火葬的普遍化。直到解放前夜，上海城市里选择火化的依旧是少许宗教信仰者或个别开明人士，大部分焚尸炉烧灼的，是慈善组织收尸的“死无人知”者或者经济窘迫的棚户贫民。对此安克强坦言，“中国人对火葬的极度不情愿”可以作为一种对近代上海火葬发展缓慢的解释。震惊中外的四明公所事件的端头亦复如是，法租界管理者没能尊重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强烈死亡敬畏，将四明公所附属的丙舍（寄柩所）、坟地视作普通建筑设施随性拆除，最终酿成了血刃惨祸。笔者看来，这种冲突恰是《镰刀与城市》极富想象力的一面。它叮咛每一位读者思考城市如何善待、包容传统的问题，也帮助我们联想如何使传统有机、不违和地融入现代城市，在推广良俗同时，能更多地尊重、保护市民价值感。

    《镰刀与城市》揭示的另一层深刻“死矛盾”，是寄柩所、公墓与城市扩张的空间之争。这是“死者”与“生者”之间围绕土地展开的一场带有“持久战”色彩的“遭遇战”。安克强给百年前黄浦江畔的这块热土安上了一个虽让人难以接受，却又无比贴切的绰号——“上海‘大墓地’”。随着城市发展能量不断溢出建成区边界，近代上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面临“房在墓边建，棺于床边躺”的尴尬局面。通览《镰刀与城市》各章节，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勾画出一幅“中心辐散”的近代上海墓地、寄柩所、火葬设施迁移图，从最早的城墙边到后来的租界铁门外，再到当时极为偏远的大场等地，死者一直在为生者“腾挪空间”，简直是一部“墓地的退却”。

    读到此处，笔者不禁心生疑窦，难道承接死亡只是郊区的“义务”，城市不肯、不能接纳死亡印记吗？撇开意义层面的生死观文化影响，似乎不如人意的城市丧葬设施的设计、设置，也是梗阻在城市生与死之间的一道横坎。《镰刀与城市》多次提及，华界及租界居民抵制周遭寄柩所的主要控诉，是“臭气熏天”“极不卫生”，如此糟糕环境，自然无法与现代城市和谐相融。反观伦敦、牛津、剑桥、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维也纳、柏林、莱比锡等欧洲“扫（名人）墓旅行目的地”，著名逝者在教堂后院的墓地，或者树立在公墓里的纪念碑都是游人如织的风景名胜。这些墓地庄重而不阴森，环植芳草鲜花，宛若怡人公园，既是城市记忆的宝贵组成、见证，甚至还能为城市吸聚旅游热度，一定程度上带动城市休闲产业高质量增长。如此看来，承接死亡不单是郊区的“义务”，更是城市的责任与“机会”，而其善治诀窍，便是在公墓的设计、设置上“为死人着想，更为活人考虑”，合理突破文化、空间维度上城市的“阴阳”界限。前段时间网上曾有过“未来名人故居”热议，其核心论题是公寓时代的名人故居难以独栋保留，未来该往何处纪念先贤。有热心网友给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做好公墓文章，让墓碑变身真正的纪念碑，保留城市点滴足迹，向后人传递一座城市的人文温度。

    安克强在结语里写到：“上海曾是一座致命的‘杀戮之城’。这种说法听上去很残忍，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的高死亡率，使任何试图规避这一残酷现实的行为都是不可能的。”从晚清探索起步，历经华洋新旧交锋对话，再到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定型现代城市死亡治理，上海的城市近现代化道路脱不开死亡事务，更离不开死亡磨砺。一条条不复有人横尸街头的马路，一处处肃穆而集约的火葬设施，一位位在身后留下尊严感的逝者，都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社会善治“摸着石子过河”的历史成果。而这种死亡“赐给”的善治，大抵也是城市不息生机的汩汩暖流，温润着城市的现代性，催化着更美好的城市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