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作”的未来：拒绝工作还是无法工作？

    圣保罗曾经主张：“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训诫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规范。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将其奉为圭臬。如果我们是穷人，我们会秉守穷且益坚勤劳致富的格言；如果我们是富人，我们就会相信时间就是金钱。但穷人因为勤奋工作越来越穷，富人因为鼓吹勤奋越来越富。几千年了一直如此。直到有一天，有人站出来说：懒惰有理，拒绝工作！ 事情一下子就开始严重起来了，因为有人竟敢违抗勤劳的古老律令。

    徐志伟和王行坤主编的《“后工作”理论》汇集的正是这样的声音。这本书汇集了一些最卓越的头脑的劳动哲学，包括社会主义运动的弄潮儿拉法格、莫里斯，哲学家罗素，经济史家波兰尼，人类学家萨林斯和格雷伯，资深新左派弗洛姆、奈格里、高兹等。凭借这些声音的担保，我们不应该再把“拒绝工作”当成一种修辞或玩笑。

    拒绝工作的“后工作”

    《“后工作”理论》是一个五部曲。王行坤撰写的导言勾勒了左翼思想中的劳动概念的历史源流。大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左翼劳动观：一是把劳动视为纯粹工具性、压抑性的必要性活动；二是把劳动视为一种可以在替代社会语境下转变为游戏的活动。两种观点都可以部分地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找到根源，因此作者尤为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对劳动的复杂理解。作者认为，工作本身的性质依赖于它所处的社会语境，现时代的劳动确实是压抑性的，因此拒绝（雇佣）劳动的口号是合理的；但是通过创造出相应的社会条件，劳动也将会变成一种自我满足和获得尊重的活动，因此更合理的道路是重塑我们的工作。按照导言的指引，本书所谓后工作理论，大体是对资本社会的工作伦理的批判。

    该书第一辑“懒惰权与反工作伦理”中的四篇文章来自拉法格、莫里斯、罗素和鲍勃·布莱克，他们拒绝了几千年来支配我们的工作伦理：你应该把劳动作为一种恩典，把勤劳作为一种美德。他们以宣言的文体，共同宣告了一种相反的态度：懒惰、闲散、嬉戏和享受。拉法格以一种并非完全戏谑的语调写道：一切灾难都出自对劳动的酷爱，而懒惰则是艺术和德行之母。布莱克几乎完全戏仿了拉法格的文章，他直截了当地说：“没人应当工作。”与之相比，罗素显得过于节制，他仅仅期待把工作时间压缩到4小时。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的文章，他没有简单拒绝劳动，而是区分了有效的工作和无效的劳碌，前者有益，带来生活的福祉，带来对休息、产品和工作中的快乐的期望；后者有害，除了带来劳碌和痛苦，没有任何价值。

    第二辑“劳动与闲暇：来自人类学的启示”分别来自波兰尼、萨林斯、苏兹曼和格雷伯，他们为第一辑中的宣言补充了人类学的证据。长久以来，我们秉持着一种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社会科学信条：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人永远是自利的，劳动就是为了获利，勤劳最是合理。然而，波兰尼、萨林斯和苏兹曼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并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人性，人类也并不总是把获利作为劳动的目的，很多原始社会的人，一直生活在一个丰裕的社会中，并不会感到物质的匮乏。他们从事劳动不是为了报酬，而是为了互惠、竞争、承认和享受。这些事实让当下的过度劳动显得尤为荒诞。对此，格雷伯提出了一种解释，现在很多工作无非是一些狗屁工作，并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

    本书的第三辑“拒绝工作：意大利自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收录了特龙蒂和奈格里的两篇重要文献，以及威克斯的二手研究。自主主义以“拒绝工作”作为其革命策略，但这并非是要拒绝一切有意义和有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拒绝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劳动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创造的手段，而更主要地是一种统治和支配的手段。正是通过对劳动组织的不断协调和发展，工厂政体从工厂延伸到了社会，成为一种中心统治形式。因此，拒绝工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拒绝，同时也是工人自我价值增殖、释放自我创造力的一个契机。

    然而，拒绝工作的策略无疑会带来这样的担忧：如果没有工作，生活何以为继？ 本书第四辑“基本收入与后工作的未来”可以视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部分收录了弗洛姆、阿罗诺维茨、哈特、高兹和利文斯顿的作品。这五篇文章都围绕着基本收入这个中心主题展开。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多的问题已经不是资源稀缺问题而是收入分配问题，目前创造的财富已经足以让我们缩减现有的劳动时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展望一个没有工作或很少工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分配一个基本收入，以让我们免除物质的匮乏，最终，工作将不是为了获得报酬，而是为了获得享受和尊重。

    无法工作的“后工作”

    本书收录的译文大多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来讨论拒绝工作的必要性，但在自动化技术加速发展的语境下，我们面临的境况，也许不再是拒绝工作，而是无法工作。机器也许将取代人类成为劳动过程的主角，人类的工作即便不是完全成为历史，也将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不工作将从一种主动选择的抵抗策略，变成了一种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结局。即便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类工作无非是杞人忧天，它仍然将会取代大量的人类工作岗位，我们有必要将另一种意义的“后工作”提上议程。

    如果说第一种意义的“后工作”主要是对工作伦理的批判，那么第二种意义的“后工作”则意味着工作的被动终结。在当今和未来的技术语境下，如何思考工作本身？ 我很赞同导言作者王行坤的观点，自动化技术是有限度的，人类的工作无法被取消，技术总是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因此，工作无法终结，而是将被重构。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后工作问题亟待探讨。比如，即便工作仍然存在，但工作岗位的缩减似乎是可预见的，如何防止大量失业人口沦为无用的人？ 如何设计后工作社会的正义原则，确保其正义底线？ 如何在工作终结之后，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本书所收录的“拒绝工作”的文献，显然都难以回应这些后工作问题。虽然本书中关于基本收入的文献，可以回答后工作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但关乎人生和道德的问题呢？ 当我们取消了一切艰苦的、有挑战性的劳动之后，一切都变成平滑的、无风险的游戏，我们的心智是否将变得平庸和无趣？ 虽然书中有些地方也在强调，游戏也可以是严肃的、竞争性的，但这仍然需要我们回答，在后工作社会中，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吸引我们从事这种有挑战力的游戏，防止我们滑落到追求即时反馈的享乐之中。如果说美德的养成过程就是战胜人性中的自然倾向，那么防止我们在后工作社会中坠入及时行乐的自然倾向中，同样也是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有德性的社会的必要步骤。

    可惜的是，本书收录了大量资本语境下“拒绝工作”的后工作理论，却没有收录技术语境下的“无法工作”的后工作理论。这无疑给“拒绝工作”的编者增加了“继续工作”的要求：再编一部《“后工作”理论》（第二卷）。然而，瑕不掩瑜，总体而言，本书译文流畅，译校俱佳，颇值一读。编者的态度尤其难能可贵。本书编者都是勤劳的人，为了“拒绝工作”，他们努力工作，方才有了本书的面世。在古典的意义上，他们是个有工作德性的人；在现代的意义上，他们是批判工作的人。这让他们“拒绝工作”的号召，有了古典与现代的双重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