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对解放区儿童文艺建设的贡献

    读到辽宁师范大学乔世华教授的论文《解放区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以〈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为中心》，文中列举了多篇探讨解放区儿童文艺建设问题的理论文章，其中孙犁的《儿童文艺的创作》创作和发表时间最早（创作于1940年10月，发表在1941年2月16日《晋察冀日报》），可见他对这一问题早有关注并有所思考。

    孙犁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肯定了解放区儿童文艺建设已经取得的成绩，接着介绍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他指出，苏联儿童文艺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正是将“神话、幻想、现实新鲜巧妙地结合起来”。而战争环境中的儿童文艺要求更切合现实，儿童们也更“需要政治的、战斗的、科学的教育”，孙犁遂建议作家们摒弃将儿童视为成人缩影的通病，“除去深入现实生活以外，更深入儿童的生活，研究其生活，心理，进步的过程，不同的状态等等”，以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文艺作品，进而推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的开展。

    这篇文章仅一千五百字，字里行间皆是真知灼见，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然，敏感善思的孙犁在解放区儿童文艺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不只有这一篇理论文章，他重视文学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创作或编辑了多本/篇儿童文艺作品。笔者将就自己平时的积累，浅谈一下孙犁对解放区儿童文艺建设的贡献。

    一是编写儿童读物。抗战前，孙犁曾在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担任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他“回忆彼时授课，课文之外，多选进步作品，‘五四’纪念，曾做讲演，并编剧演出。”（《〈善闇室纪念〉摘抄（二）》，《孙犁文集》补丁版7，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了解儿童，更掌握了教儿童以新思想、新文化的方式方法。孙犁还一直是鲁迅忠实的追随者，他对儿童文艺有所关注也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为解放区儿童编写普及鲁迅的读物对于孙犁来说是自然而然又得心应手的事。在1941年，他接连写出了《鲁迅、鲁迅的故事》和《少年鲁迅读本》两本儿童读物。《鲁迅、鲁迅的故事》全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鲁迅的小说缩编”，主要取材于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一部分是编配一些人对鲁迅的回忆，或编者个人对鲁迅的感触”（《〈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孙犁文集》补丁版8，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同年9月，该书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列为“青年儿童文艺丛书”第一辑，被沙可夫赞为“灌输鲁迅精神的补品”（《序》，《鲁迅、鲁迅的故事》第1页）。《少年鲁迅读本》则是一部简练的《鲁迅传》，全书共14课，介绍了鲁迅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求学经历和文学史上的功绩，同年连载于晋察冀《教育阵地》杂志。为迎合儿童读者的需要，在编写过程中，孙犁将鲁迅作品中古今杂糅、深刻犀利的语言改编得浅显易懂，着力宣传了鲁迅热爱祖国、同情苦弱、顽强斗争的崇高精神。这两本书激励、教育了无数儿童和大人学习和弘扬鲁迅精神，投入到对敌斗争之中。

    二是创作了多篇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善写、多写女性是孙犁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回顾他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可以发现，他还常以儿童为主角展开创作。孙犁笔下的儿童形象丰富，有儿童团员、战士子女和普通儿童，他们都有着坚强、勇敢、机敏、勤劳的美好品质。孙犁以细腻、灵动的笔触叙写着他们的故事。

    《儿童团长》（叙事诗）中，儿童团长小金子和身患腿疾的儿童团员小拐五坚持在雷电 交加的雨夜完成站岗任务。《一天的工作》（通讯）中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员银顺子、小黑狼和儿童团员三福不甘落后，要求承担与大人一样的工作量，并圆满完成了任务。《黄敏儿》（短篇小说）中，黄敏儿的父母奔赴延安，把他托付给老友照顾，鬼子来到村里欺压村民，抓走了戏耍过汉奸的黄敏儿，村里的儿童团员佯装鬼子的小勤务，成功救出黄敏儿。《村落战》（短篇小说）中的小星只是一名普通儿童，在战斗最混乱最紧迫的时候，他从容地穿越在草房和地道间，干净利落地完成了送干粮、监视街口、安抚村民、送命令、护送通讯员等任务。

    孙犁还曾在作品中感叹战争裹挟下儿童命运的脆弱与无常，《爹娘留下琴和箫》（短篇小说）中，战友的遗孤大菱二菱两姐妹俊俏、懂事，和父母一样爱好音乐，却在一次转移的途中不幸死于日军炮火。他自知“内容有些伤感”（《宴会》，《孙犁文集》补丁版1，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两年后在《芦花荡》（短篇小说）中为大菱、二菱改写了结局：两姐妹有惊无险，苇塘中的气氛也不再凝重，老渔夫为她们狠狠地教训了鬼子，酣畅淋漓、十分痛快。

    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文艺通讯》上，鼓舞着解放区的儿童们学习榜样，自立自强，投身抗战，维护和平。

    三是编选多篇儿童题材作品。抗战时期，孙犁在晋察冀通讯社、边区文联等处担任了《文艺通讯》《冀中一日》《晋察冀文艺》《山》《晋察冀日报》副刊《鼓》等刊物的编辑。在工作中，孙犁在遇到儿童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因自己缺乏阅历而无法写成的作品时，他总会予以重视。

    柳杞的《守卫》是解放区文学中少数谈到儿童汉奸问题的作品。孙犁在《山》的第二期（1943年2月）用近一半的容量刊载了这部优秀的中篇小说。《守卫》讲了孤儿马栗子在第八次替日本人刺探情报时被八路军抓获，在连队的耐心教导下，他迷途知返，还识破了一位儿童汉奸去连里投毒的计划，守卫住了全连的安全。《守卫》的主角是儿童，但面向的读者群体不单单是孩子，它同样警醒着因思想愚昧、贪图小利而受敌人蛊惑的大人。

    林漫（即李满天）的《待不下》经孙犁修改后发表在《鼓》第九期（1943年3月10日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敌占区的一名儿童投身抗战前压抑、委屈的心理状态。拴子的爹参军后，汉奸总是以此为由来欺侮拴子一家。爷爷被打死，娘只会忍气吞声。爹留下的一张八路军画报成了他唯一的寄托。最终八路军路过他的村子，他毅然离家，跟着队伍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因报纸版面有限，孙犁不得已删去了《待不下》原作结尾中八路军演出和慰问拴子娘的片段，让拴子成了绝对的主角，他的故事也鼓动着处境相同的人们自觉入伍参军、奋起反抗。

    《冀中一日》中也有许多反映了儿童抗战生活的作品，如《和政委在一起》中聆听程子华政委的讲话、《据点附近的学校》《一课》中的游击上课、《税》中的参与缉私、《在苹果树下》的儿童代表大会、《午饭后》的写标语、《劳动英雄看谁当》《当我吃了两个果子》《家庭识字牌》中的慰问抗属、《放哨不忘念书》《没有通行证走不了》《教书》中的站岗放哨等。孙犁精心选编的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创作的不足，呈现了抗战中儿童群体的人生百态。

    以上便是笔者对孙犁在解放区儿童文艺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的简单概括。孙犁并非专研儿童文艺的作家，却是解放区众多作家中，在推进儿童文艺建设上相当务实的一位。他的工作无一不在实践着自己在《儿童文艺的创作》中提出的愿景，他为解放区的儿童们输送了大批宝贵的精神食粮，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培养着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和对抗战的热情。当年稚嫩的儿童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若他们再翻看起这一篇篇文字，想必会有记忆犹新之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孙犁对解放区儿童文艺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在过去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文学价值，在当今更是对中华民族抵御的伟大斗争的别样见证，是一段永远不能被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