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我在离开宜昌很多年后第一次回去游荡,完全是无规划的。这座我童年生活过的城市早就被抛在脑后,地理上,我和它有近千公里的距离,而精神上,我从小就被父母灌输“我不是宜昌人”的概念,他们对自己被下放的这座城市“深恶痛绝”。可以想见上世纪七十年代宜昌和北京的巨大差距,我要是他们,我也终日想象逃离。
回宜昌玩耍完全是突兀的,我大概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去,偶尔和在北京的高中同学聚会,他们心目中也没有这座城市。大家说起来,也就是吃,而且集中在早餐——小面,与重庆的还不太一样,更朴素些;还有重油重辣的包子,我完全没有印象。
小面还记得,是因为高中是市重点,后门有一家小面馆,中午不吃食堂的时候可以吃,只有两个门类,小面和牛肉面。牛肉面就是往上面稀松地撒一些牛肉渣,在各地都没有看到那么寒酸的浇头,可能也真的是穷。
我们学校在当地赫赫有名,唯一的省重点。我们班最差的分数到了别的学校,都名列前茅,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去了别的中学,会被众星捧月。那是教育资源尤其不平衡的年代,整个宜昌市,也就我们学校的学生能考上大学。
长江带给高中生的乐趣有限,晚饭和自习之前,我们可以去散步,那时候不懂美丑,只是地理分辨,指着江中间的岛屿说,那是西坝;指着远处的山说,那是磨基山。这是一种幼稚的辨认,属于人类的本能,来源于狩猎时代。更远处的山则是无名,一片片延绵开来,很像一个洗完头的女人躺在那里吹头发,但是仅仅看得到头,有一种日常的恐怖。也许是不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未知引起的恐惧感。
这次回宜昌,莫名其妙就去了高中时整天看到的西坝,去吃鱼,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地方。高中时候,基本家里不会出门吃饭,后来举家搬迁,我就更没有在宜昌吃饭的机会,偶尔回去过一次,会被叫到老邻居家喝鸡汤之类,很少有出门吃饭的机会。西坝吃鱼,是不知道哪里瞥过一眼的传说,没有直接的体验,也觉得离自己太远。
这次是和北京认识的朋友唐小松一起回的宜昌。他是我杂志界的同行,有次媒体聚会认识了他,但是不熟悉。后来约着吃饭,发现大家共同之处很多,写过很多共同的题材,有很多类似的爱好。最巧的是,他在兴山县长大,属于宜昌下面的县城,是屈原和王昭君的故乡,我们那里一直传说,兴山的女孩儿好看,肤白胜雪,当然小松是男孩子。
我就约他说,什么时候回宜昌叫上我,我不太想一个人回这座城市巡游,也不太想打搅那些久不见面的同学,估计会相对无言。他已经从媒体人转行成了摄影师,放弃了一切工作机会,走入了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领域,经常回到宜昌拍照。
他说也是偶然,接触到一个纽约的艺术摄影家,然后开始拍摄家里的花木、鸟,还有收养的流浪猫、自己的爱人。这种拍摄,让他心情平静,彻底地没有杂念。瞬间,特别懂得他,但是一直没有看到他的作品,也不是很能知道他的风格。
本想去吃一些土菜,腊猪蹄火锅之类,可是最后不知怎么的,就去了西坝吃鱼,出租司机带着我们,直接过长江大桥,冲下那个江中间的岛屿。一路向前向前,我们已经在这个船形的岛屿上了,正在趋向船头,司机一路喋喋不休,最后才知道,留在西坝顶头的这家江鱼馆,外观破旧,可是鱼并不便宜,不是本地人的日常消费,应该有给司机的回扣。就连这件事都不让我生气,心里有莫名兴奋,觉得“回扣”是多么古老的一个词。古老的小城啊,司机和在门口打麻将的大姐迅速勾兑了眼神,我的眼睛也是摄像机,什么都看到了。
一百五十元一斤的长江肥鱼——其实就是野放的江团,三斤重,下火锅,配菜都不算钱。其实这个价钱我们也能承受,可是在小城大概是笔开销。胖厨子、有悍然之气的老板、眼神总是在打电话的大姐,几个人捧着粉红色的俊俏的鱼,让我们观看,随即现场宰杀,以防止我们认定后再换了货,像一台训练有素的程式化戏曲,各司其职,包括翩然远去的司机,其实我们哪里有那么机警。
这肥鱼切块后在锅里,肉嘟嘟的,在奶白色的汤里翻滚,我才意识到,我们,两个这里长大,但是已经阔别了宜昌很久的孩子,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江边餐厅里,第一次,成为家乡人民心中的豪客。本来也是嘛,神秘的西坝吃鱼所在,一向只有本地的黑白两道通吃的大哥,还有招待远方的贵宾才用得上,一般吃饭,一家人也就一百多元,平白无故来吃什么五百块钱的鱼。
餐厅有着二百七十度江景的玻璃窗风光,因为正在岛屿的最前端,是一种土气,傲慢、不精装的阔气,非常本地大哥范儿。鱼真好吃。我们看着窗外的江水,滔滔不绝地、静默地流了下去,这就是宜昌。这条江这么多年也少有改变,无论是屈原,还是欧阳修,都和我们一样,看着阳光下江水灿烂流淌。
我们吃完了鱼,在江边漫长的公园散步。宜昌的滨江公园分外地长,我看到了广场舞的妇女们,风度翩翩地摇晃着扇子,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老头们目光游离,一会儿看女人,一会儿看江;黝黑的少年们在江边游泳,故意将水溅在半拉着裙子的年轻女子身上;也有绝望的中年人,满目无敌地在江边的台阶上坐着,吹着江风,也许已经吹了几十年。
我喜欢这些风景,但是这些风景与我无关。我庆幸它们与我无关——我已经逃离了它们,但一丝微茫的联系,让我在看到它们的时候,有些微的感动。
一年后,我看到小松在宁波的中国港口博物馆做的展览《轻舟》,更真实明白,对于同一条长江,我和他的感受截然不同。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时空上,他都停驻得更久,幼年待过的家乡兴山、长大后的工作所在地——位于偏僻的风景区的银行营业所、夜晚他一个人走过的江边,都更有一种刻骨感,真的像有人夜夜用江水的潮气拥抱过你,用柔软懈怠的涛声侵犯你,你们都是长江的子弟,逃离不了它——这对于他更像是宿命,对于我,则是一个背景。
除了精心挑选的长江档案,我喜欢他拍的一组昏暗的长江景色《两岸猿声》,沙滩上的脸、塑料封皮上的仙鹤、长江中的疲惫的游轮、雾霾中的屈原像、呆立在江中的人、《离骚》的“骚”字、孤独的钓客,还有脸向下、像个浮尸一样的游泳的人。他说拍摄的时候内心绝望,沿着长江走着,抓拍着,随意而恣肆地往相机里储存风景。
这些风景再次在展览中出现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风景,而是创作者抑郁的敏感的情绪,虽然不过来源于日常景象,但那个酷似溺水的游泳者,说不定很快乐。就像张爱玲写的《异乡记》,寒冷的浙江乡村,一路在各种车,包括独轮车里颠簸,前途未卜,心情感伤,写的那种景物,全部蒙着灰突突、油腻的薄棉被。创作者眼中的景象,才是真实的存在。
也有特殊的美丽,薄暮给长江罩上了一层绛红的绸子,是给穷人家的新娘的披挂,也是教堂里给神像披上了几十年没洗的披风,但还是难掩宝光。
还喜欢一组《九歌图》,是摄影者用宜昌的诗人屈原的《九歌》为题,结合陈洪绶的版画,为日神、月神、死神、河神造像——在他的城醒来,梦中这些神灵与故乡的人们共处、赐福、招魂,乃至缠绵、云雨,也是他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