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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辉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以来现存最老的出版机构，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新出版业的一大肇端。商务印书馆的成功，既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也给当代出版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研究标本。要庆幸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研究之初起
商务印书馆值得研究，在当下已经是一种共识。商务印书馆研究的出现与兴起，应当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起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初期。在这之前就有萌芽，甚至1949年前就有人注意到商务印书馆的价值，写过有关商务的文章，但是以观察性为主，还谈不上学术研究。到了改革开放，研究没有了禁区，便有了研究的土壤，有了自觉自主的意识。
最初做商务印书馆课题研究的，主要是出版从业人员，不算职业研究者，是出于职业兴趣而做一些研究。如商务老职员汪家熔先生便是出版界较早研究商务的人。大约是他所从事的资料室工作的组织安排，他从1980年便开始整理张元济的日记、书信和诗文，进而进行研究，1985年出版了《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后来又有《商务印书馆及其他》等著作结集出版。汪先生已于2019年6月故去，最初投入商务研究的一些职业人也大多离世。发表的刊物也主要是行业刊物，如《编辑学刊》《出版史料》之类。另有新闻出版署下属的出版科研究所的叶再生先生个人筹资主编的《出版史研究》，全六辑，曾出版多年（1993年至1998年，一年一辑，印数均是1500册）。
中国的商务印书馆研究，甚至还晚于国外或境外。且不说日本的学者实藤惠秀在1949年前就作过观察，就如1978年第一部研究商务的专著，是法国汉学家戴仁先生所著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后又有新西兰学者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这几本书成为大陆学者最初的范本。后一书商务印书馆在1985年就出版了英文版，书名From Qing Reformer to Twentieth-century Publish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1867-1959。顾廷龙先生题签即是书名：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1867-1959。这个国内出版的英文本，可能不易见到。1992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了张人凤、邹振环的译本，书名有改动，可能更切合。我手里的这个译本是钤有商务印书馆95周年纪念印的赠本。前一书在内地的出版时间为1996年，印行时商务印书馆约请的译者李桐实已经故去。最初印行时似非正式出版，因为无版权页，商务的前言也只说把此书印出来，可能是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我得到这个最初的版本，为杨德炎先生所赠。他已去世，谨此深表怀念。
好在后来居上，开花结果，国内的商务印书馆研究异军突起。
学界的加入
商务印书馆因为有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人，在上个世纪初的进入，实现了双赢。商务印书馆因为知识人的加入，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之路，创业才走上了正轨，找到了更高的平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知识人文化人则找到了最好的职业，安身立命与安心立志相结合。我早年有篇文章说到“编辑是天底下好的职业”，那么这样的提法恰好倒更像是早期商务印书馆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写照。
商务印书馆研究，也有类似的进入。知识分子主动地进入商务印书馆研究范畴，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进入。此前有零星的进入，如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王绍曾先生（1910-2007）算是一个，他写出了国内第一部张元济的传记《近代出版家张元济》，时间当在1983-1984年（原后记与增订本余话在时间的说明上有些矛盾）。这些知识人，我主要是指大学与专门研究机构的人文学者与相关研究人员，或者可以称为学术知识分子。如有一个群叫做“出版史研究”，我发现其中大多是高校的教师与研究人员。知识分子的进入使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有五个扩大，即研究队伍扩大，课题范围扩大，学术视野扩大，发表阵地扩大，社会影响扩大，连术语也更具有学术意义。这五个扩大很有意义，如学术队伍扩大，硕士、博士以商务作为毕业论文的更是难以计数。再如发表阵地扩大，许多社会科学刊物，高校学报等都发表了大量商务印书馆研究论文，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就使商务研究，有了上升为一种专门学科的基石。到2017年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时，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更是知识界介入商务研究的一个高潮。据会议报道，计有周振鹤、陈平原、陈万雄、张人凤、袁明、季家珍、王立、黄兴涛、许纪霖、沈国威、周武、洪九来、吴永贵、范军、张志强、石鸥等来自国内17个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高校、学术机构的学者、学科带头人、学术新秀共70余人与会。从这份名单看，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学界人物。
为何有这么多知识人进入商务印书馆研究，一是商务印书馆确实有很高也很独特的研究价值；二是学术界总是要扩大研究领域，起初出版还是他们的边缘研究，现在已经成为热门课题。
商务印书馆学的提出
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谁最早提出的，我是从张稷的文章《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2017年），最先见到这个提法。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商务印书馆要运用多学科工具，展开全景式研究。任何一种比较成熟或正在走向成熟的研究门类或学科，总会有人去做回顾的工作。对这种研究作阶段性的思考，正是这门学科前行必要的路标。商务印书馆就是一种研究门类与学科，这样的阶段性回顾总结，近20年来颇有一些文章。陈锋、陈江有一篇《关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1999，《出版科学》），张国功也有一篇《商务的文化与文化的商务——近期商务印书馆研究一瞥》（2001，《编辑学刊》），张志强有《记录百年商务的光辉——近20年来商务印书馆研究著作述评》（2001，《中国出版》）。
商务印书馆学的提出，正是对于商务印书馆研究的及时而又很好的总结与提升。商务印书馆研究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门槛。有报道称，商务印书馆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关注的题目越来越细，并呈现多学科、多视界、多维度的研究特点。确实，这些年来商务研究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把商务印书馆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学是这个新阶段的产物，它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以增强研究的主体性、系统性，大大提升研究水平，掘进学术深度。
商务印书馆研究与商务印书馆学，应当是相近的概念，但两者有联系与区别。联系在于研究对象的合一；区别在于，前者更泛化，或者说是初级阶段，后者更专门，是高级阶段。之所以称之为学，乃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是从研究上升而来的。商务印书馆学的建立与成长，是商务印书馆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显学的标志。我希望也相信，“商务印书馆学”这个概念，能够立得起来，如同敦煌研究变成“敦煌学”一样。当然立得起来的第一步，至少要有一份专门的《商务印书馆学》的学术刊物“导夫先路”。
“新”商务与“老”商务
这是一个不好说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可能还没有人做过专门的对比研究。
商务印书馆已经有125年历史了。它的发展以1949年为界，有两个大的阶段，形成新老两个商务。目前的情况是对老商务的研究多，对于新商务的研究少。对老商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张元济等元老，仅张元济的传记作品就有数十种之多，许多较次要人物的研究未能展开或充分展开。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如已见有《孙毓修评传》（柳和诚著）之类。深入的研究，正在于用这些较次要的人物的研究来体现。对于新商务的研究就更逊色了，除了为数不多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之外（如张稷编的《怀念陈翰伯》，商务印书馆2019年），基本上还没有入题。
作为历史的新老商务有许多的研究课题尚待开发，比如有这样一些是可以研究的。其一，今日商务从老商务学什么。向历史学习是一种共识，“如何学”可能要多做一些研究。其二，新老商务的对比研究，这种对比是多角度的。比如新老商务的异同，最大的差异可能是体制的不同，如老商务是民营的，新商务是国有的，新商务经过公私合营改造，并于1954年迁至北京。由此带来出版发行与企业制度的不同。另外还有出版范围曾经有过的不同，我说的是新商务在前二十多年曾经被人为地划定为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和外国学术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机构，这样就明显地使商务的社会影响受到影响，幸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的出版，维系着新商务在大众心目中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差异，哪些相同，都应去研究。其三，今日新商务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因为时代不同，新商务比老商务自然有其进步的地方。但也有落差的地方，这是毋庸讳言的，不过目前人们还是不好去做这样的研究。老商务是全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今日新商务虽然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但绝没有与老商务同等的地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这样的研究，既割裂了历史，也不能穷尽研究的价值。
海峡两岸的商务印书馆
前一个问题，即新商务与老商务，是时间概念产生的，当然也有各自不同的时代内涵。单说今日的新商务，则既是时间的，也是地理的。我的意思是说，商务印书馆是经过公私合营改造，并于1954年迁至北京，从而结束了老商务的上海时期，开启了新商务的发展历程。
除了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之外，还有一个在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一派说是王云五去台后在台湾创办的，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他们复兴了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其实早在1949年以前，商务董事会就数次讨论过在台湾设立分馆的筹备事项，1948年1月5日，台湾分馆正式营业。这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时台湾刚从日本手中回归祖国不久。这个分馆和王云五在台湾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个什么关系，可能要进一步厘清。或许还有更多的商务印书馆，如香港商务，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商务，它们能不能作为新老商务发展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分流来对待，有些是清楚的，因为直接使用了分馆的名义。但是我们对多地的商务印书馆尤其是海峡对岸的商务印书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我们见到海峡对岸有学者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王学哲、方鹏程（分别任过台湾商务的总经理与总编辑）著《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里，就有专门的章节做了研究。相比之下，大陆方面的学者还要加强此项研究。
这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或者说子课题。类似的还有大陆的清华大学与台湾的清华大学。两岸的商务印书馆交流，从掌握的有关情况看，虽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商务印书馆同仁，以视频形式共同参加庆祝商务印书馆125周年活动，但似少于两岸的清华交流。祖国需要统一，台湾商务印书馆也需要与大陆商务印书馆汇流。商务印书馆研究，也要进入这个课题，既能促进了解台湾的商务印书馆，也可深化北京商务印书馆的研究。
宏观与微观研究
商务印书馆研究中，同样有一个宏观与微观的问题。微观是基础，宏观是方向，微观需要工夫，宏观需要思想。
宏观研究，当指能体现某些重要现象与重要规律，以宏大的视野来考察商务的课题。这样的研究当中，早些年商务人李思敬的有关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化思潮的研究（《百年读史的思绪——商务印书馆的创业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革新》，《出版广角》，1998年第2期）曾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
微观的研究，当是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许多，从某个人物到某本图书杂志的研究都如火如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罗志田对《小说月报》的研究（《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当然他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的，带有宏观的色彩。
我本人在商务印书馆研究上，曾经试图打通宏观与微观。我提出过两个观点，一直都为学界认可，人所称引。一是“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座”（商务的官网上用了我这句话），这是较为宏观的课题，此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一是“张元济不可追”，这是一个微观研究的成果。记得张国功先生还沿着这个话题进一步申论，周百义先生也套用这个提法，接着说“张元济，不可追；周振甫，或可学”。
现在的状况是微观多于宏观，这必然使研究有局限，甚至缺少引领，难得见大场面大气象大文章。商务印书馆研究要想进一步提高，上层次，上台阶，还必须加强宏观研究。缺少宏观研究，不只是缺少了肢体，更重要的是缺少了大脑。
商务研究的资料问题
近年来，民国出版研究资料有专业研究人员如吴永贵等，做了有成绩的整理。而作为民国出版业重镇的商务，专门资料虽然也有过较为零星的出版，如商务印书馆编的几种纪念集以及《张元济全集》《高凤池日记》等的出版，几种台版王云五回忆录甚至全集的引进出版，但无多且不成系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截止到2022年3月，百度学术上有“商务印书馆研究资料”一项，系相关论文(共593篇)，但很少有齐全完整的新的史料尤其是原始档案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出版。
希望有机构或有研究者，能够搜寻与整理成系列又较为完整的商务印书馆研究基础资料，予以出版。我个人就感到，手头缺少一份有关商务印书馆研究的完整书目与论文索引，如果有学者能做做这一个书目索引，相信应当是一种填补空白的工作。范军教授十年前曾做过 一个《张元济研究文章（1978-2011）索引》，对治学者不无帮助，后续十年（2011-2022）似也可以整理。
商务印书馆是比较注意和重视整理出版自身档案史料的。它有这种传统。早在1949年以前，商务就编纂过《创立三十周年商务印书馆志略》，后来几乎每年都做过这种志略（保存不全）。其他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商务印书馆复业后概况》以及《商务印书馆同人服务待遇规则汇编》《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商务印书馆通信录》等，为商务印书馆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新时期以来，这种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1979年，以总编室、资料室名义具体负责创办有《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这样的内刊（1993年因故停刊，2012年复刊），上世纪80年代起，就整理了张元济的许多文字。希望更进一步加大力度，真正像他们曾自称的那样，“有责任对这些人物、事业、成就以及相关的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加以整理、研究，并发扬光大”（《复刊启事》，《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新1期）。
我的建议是：其一，创办一份公开出版的以商务印书馆史料为主研究为辅的刊物，或者丛刊辑刊，以团结馆内外作者，推进学术的深入；其二，将自老商务印书馆就有的逢五逢十的各种纪念集以及几种历年大事纪要，甚至新中国成立前就曾印行的那些内部资料汇集出版，新中国成立前的有些资料虽在张静庐的史料集里有所反映，但毕竟不全面不系统；其三，将新中国成立前的《同舟》内刊以及新中国成立的《馆史资料》等，重新整理以成系列，配套公开出版印行；其四，整理商务印书馆旧档案（包括董事会记录）与研究资料集成。我早年曾听汪家熔先生说，老商务包括老中华还有一些过去的档案资料，曾在某个地方遭受风吹雨打。又见有人写文章说，商务的一些旧档案流失了，见《商务印书馆鲜为人知的故事》（方继孝：《收藏》2006年第2期）以及《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流失之谜》（柳和城：《博览群书》2009年第3期）。档案的保存确很困难，既要有档案意识，也要有贮藏条件，它的整理出版要趁早，不然会越来越困难。
（本文作者为编辑家、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前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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