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华日日新——我与中华书局琐记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我作小诗一首，并书写献礼：

    一观沧海灿星汉，盛世中华日日新。有口皆碑功业著，无言桃李自成春。

    我作为读者与作者，与中华书局结缘数十载，回忆起来，心中满是感佩，愿将与书局联系的点滴记录下来，以表达我的敬意。

    一、初识

    想想我和中华书局的直接交往应该在1987年，因写论文向柴剑虹先生请教。

    我77级本科留校任教，1985年在职读研。当时的学者较多关注方法论，在南京大学听课时，周勋初先生说：“有方法当然好，但你要拿出成绩来，材料很重要，文献是研究的基础。”周先生还提及南京大学收藏的《千唐志斋藏志》拓本，语重心长地说：“全国只有三本，十分珍贵！我在图书馆翻看，很受用，高适祖上的材料就在那儿发现的。”这句话对我选题也有启示，要选一个实实在在，又可以利用新材料、具有新视角的题目。《论中唐边塞诗》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这样确定的。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人入幕和中唐边塞诗；二是中唐落蕃人的边地诗歌创作。这两个方面都与中华书局联系起来了。

    后来由董乃斌老师介绍，将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推荐列入“大文学史观丛书”，而傅璇琮先生正是丛书主编。傅先生为《唐方镇文僚佐考》作序也提到了这件事：“我与戴伟华同志原不认识。1989年下半年，在京的几位古典文学研究同行倡议编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并推选我担任主编。有位朋友介绍戴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建议列入此套丛书。我一看题目，觉得与我过去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中所谈的相合，就很快决定列入这套丛书首批印行的五种之中，后即由现代出版社于1990年2月出版。自此之后，伟华同志即与我通信，彼此时常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序文中傅先生说“原不认识”是实情，“有位朋友”即董先生，他是丛书编委。

    而研究落蕃人诗（敦煌P·2555写卷）则和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有了联系，并得到柴先生指教。认识柴先生是由我本科老师车锡轮先生介绍的。这里我节录1987年5月27日柴先生复信：

    五月廿一日大札拜读，获悉您对敦煌P·2555写卷甚有兴趣，且有进一步研究，十分高兴。前几年我曾涉猎一二，时间仓促，研究不深，只是抛砖引玉罢了，十分希望能有同道充分利用此卷材料，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来。

    我在新疆师大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初探》），因该学报当时是试刊，未正式发行，所以后来又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的《敦煌学论文集》（1985）中，不知您那里能否找到？若找不到，我可将师大学报寄一份（这几天我忙于发稿，得抽空找一下）。写那篇文章时，我也未看到P·2555的全部照片，所以受局限很大，一些看法不准确，仅供您参考。1983年，我又写了一篇讲P·2555卷内容的文章，参加兰州的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已收入论文集，至今尚未出版，我将原稿寄给您，供您参考，尤其是请您指正。该稿只留这一底稿，所以您用后仍请寄还给我。 ……

    柴先生当时在做《文史知识》的编辑，信中说“欢迎您有空为我们写稿”，我很兴奋，《文史知识》在我们心中地位崇高，也会向学生推荐，特别是当时在扬州师院工作的葛兆光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发文，那是高山仰止啊！ 葛先生曾告诉我，将《唐代幕府与文学》列入丛书出版计划不容易，得到傅先生肯定，要认真珍惜和修改。我和葛先生同在一栋筒子楼，他宿舍双人床上床放满书，下床靠墙一边也放满书，而且堆得很高，他睡觉时如何翻身，会不会一不小心书就塌下来？ 他一周总要去图书馆还一大包书，又捧回一大包书，怎么看的？ 这些印象太深刻了。由于柴先生帮助，后来在《文史知识》发表《唐代幕府与文学》（1988年第10期）和《“芥舟”新解》（1989年第8期）。我心中的重要刊物给了我发表论文的机会，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

    二、书品

    说到中华书局的刊物，那得感谢《书品》。《书品》给我推介过《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书品》1999年1期）、《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修订本）》（2008年2期），而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更是得到高度重视，《书品》在2006年3期“书苑撷英”做了介绍，2006年4期又有专文推介。

    这里我要说的是中华书局学者的著作对我的影响。我给傅璇琮先生、徐俊先生、俞国林先生写过书评，他们是中华书局的三代学人、三代出版家。

    （一）傅璇琮先生

    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的选题就得到过傅先生著作的启发。我对傅先生很崇拜，听不得别人有一点微词，有次在西安会上听到有位先生讲傅先生，我觉得是对傅先生的不尊重，就立即反击：“傅先生的学术有目共睹，傅先生对年青人的扶持有口皆碑。”

    我给傅先生多部大著写过书评。2004年10月傅先生六十万字的《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收到先生赐赠的大著，读后感慨万千。尽管知识分子很羡慕纯粹的学术境界，但现实多有纷扰，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傅先生为：有做学问的机会，就满足了生存的意义，而政治上的风起云落，人事上的升降沉浮，与学术相比，还是轻重分明的，“我由此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做学问，确不必有什么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辱，真如我为《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所立的标题：‘一心为学，静观自得。’”能摆脱世俗之桎梏、坚持纯粹学术操守者，方能领略表里澄彻、静观自得的胜境。以纯粹的态度做学问，那就是以学术为最高利益，维护纯粹学术的名誉。“近二十年来虽然已成果不少，但可开拓的领域还极多，这就要求我们真正下实实在在的工夫，不求近利，不沽虚名，这样作出来的，必能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脚跟，在学术进途上标出业绩。”他鼓励年青学者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真理，坚持纯粹学术之理念，“这是治学的一种正气，一种与虚假、作伪绝然对立的正派作风”。傅先生很少直接去批评学术界有碍纯粹学术的现象，但这种焦虑在以上所引用的话中就有所表现。

    （二）徐俊先生

    徐俊先生七十万字的大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是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因敦煌文献都是以写卷面貌出现的，其整理和编撰方式与一般的文献整理并不一样，具有独特性，而《辑考》就是写本文献整理的典范。尤其可贵的是，《辑考》不仅在体例上追求诗集的原始状态，而且始终注意考察与诗集相关的文学史问题。立足于整理敦煌诗集，同时又不断思考其所具有的性质以及文学史意义，因此，这部书就不仅仅是文学史料学的重要成果，而是寓理论探讨于考辨之中的文学史论著作。徐俊先生在《前言》部分表达了对文学史的深度思考：从文人结集的历史进程看，由于书写工具和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可以区别为“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而敦煌诗歌写本则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遗物。在此，徐俊先生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比如说：“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形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的。”我们在讨论作家群体形成、作家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时，应充分理解和吸收徐俊先生的观点。

    （三）俞国林先生

    俞国林先生《吕留良诗笺释》，皇皇三册，蔚然大观，读后深受启发。其书之优长，可概括而言之：首先，搜罗众本，去重辑佚，洵为目前收集吕留良诗歌最为完善的著作；其次，以时代编次作品，对每首诗的写作时间详加考证，甚至精确到日，知人论世，裨益非细；复次，体例改善，于常规的校记、笺释之外，又增加有“资料”一项，备收与本诗相关的墓志、碑传、序跋、唱和、题署等文献，为读者提供学习研究之便利，兼具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功能，文史互证，可为别集整理的新范式。

    以傅先生、徐先生和俞先生为代表的中华书局编辑们学养深厚，严谨认真，以书为乐，以学问为乐，不管是做书还是著书，都以纯粹的姿态为之。他们的著述往往是该领域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从而树立起学界的标杆。

    三、投稿

    张志和《渔歌》文，我曾投《文史》，很快被退稿，理由是格式不符刊物要求，论证不够严谨。我欣然接受退稿，补充了日本文献材料，还原出唱和原貌。《渔歌》唱和初式结句第五字有一固定字，这由《经国集》载诸人《渔歌》唱和所证明，说明《渔歌》五首是唱和产物。又补充了苏轼与黄庭坚的“渔父”创作，以证明张志和只有“西塞山边”一首。《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为题的论文在《学术研究》发表，引起很大反响。正是在《文史》编辑所提意见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才使论文以现在的面貌出现。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被中华书局录用，2006年出版。责编张耕先生助力很多，又撰写短文在《书品》2006年3期“书苑撷英”推介。最近此书作了修订，加上3万字自序，被列入《唐诗之路研究》丛书，要在中华书局以《地域文化与唐诗之路》之名出版，责任编辑余瑾博士认真甚至有点严苛，她对我说：“提醒一句，不要因为此书曾在书局出过一版而大意。”看到寄来的校样上满满的批注，实在惭愧！ 我不敢稍懈，断续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校稿。不敢说完全校净，但相信会以新的面貌问世。

    四、墨迹

    我有一点收藏的爱好。因向傅璇琮先生书信请教较多，保存了多封傅先生的信札。其实，我一直希望得到傅先生的毛笔字墨宝，但终成遗憾。我几次拜访程先生都未留下照片，真是憾事。庆幸的是傅先生为《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序是手写本而不是复印件，中华书局300字稿纸，整整10页。其中涂抹之处，足见先生严肃认真，推敲改定。

    程毅中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通讯评审专家。论文得到程先生的表扬，他指出论文题目应改为“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研究”，我意识到程先生要求加上“关系”二字，内涵深刻。我在完成其他课题时，总不由自主地想到程先生“关系”二字。看到评阅书上程先生的字极好，总是等待机会向程先生求一幅字。

    我曾向赵守俨先生求过字。收到《唐代幕府与文学》时，封面题字是赵守俨先生的，又心生贪念，向赵先生去信，婉转说明自己非常想有赵先生的字做纪念。赵先生1990年6月9日复信说：“我一向疏懒，殊少握管，因此写一两个书签，尚可勉强应付，写条幅则难免露出马脚。容稍稍熟悉一段时间，必尝报命，绝非推脱，至希见谅。”

    徐俊先生是书法名家。1995年9月我入王小盾老师门下读博，10月底王老师组织一场小型报告会，徐俊先生作了“敦煌诗歌整理和唐诗写本”的报告。他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任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补遗你们为什么不做？ 你们有条件也有责任啊！”“责任”二字，我也会时时想起。我收藏徐俊先生的第一幅字，其实是一封类似便笺的信，写于2004年4月13日。因我办唐代文学年会，他未能及时填回执，催了一次。他回复的信，连标点符号在内计84个字符，其中有一误笔“似情况”，可见徐俊先生确实很忙；等到11月到广州开会，在我家中请他改为“视情况”，供我收藏，我很珍惜。近年徐总更忙，但还是为我题写书斋名。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书局的学者、编辑代代传承，坚守职责，赓续中华文脉，功莫大焉。很多学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在中华书局的扶持、帮助和见证下成长起来的。我的学术生命，与中华书局交融在一起。祝愿中华书局日日新，又日新，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