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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6月22日 星期三

    盛世中华日日新——我与中华书局琐记

    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6月22日   14 版)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我作小诗一首,并书写献礼:

        一观沧海灿星汉,盛世中华日日新。有口皆碑功业著,无言桃李自成春。

        我作为读者与作者,与中华书局结缘数十载,回忆起来,心中满是感佩,愿将与书局联系的点滴记录下来,以表达我的敬意。

        一、初识

        想想我和中华书局的直接交往应该在1987年,因写论文向柴剑虹先生请教。

        我77级本科留校任教,1985年在职读研。当时的学者较多关注方法论,在南京大学听课时,周勋初先生说:“有方法当然好,但你要拿出成绩来,材料很重要,文献是研究的基础。”周先生还提及南京大学收藏的《千唐志斋藏志》拓本,语重心长地说:“全国只有三本,十分珍贵!我在图书馆翻看,很受用,高适祖上的材料就在那儿发现的。”这句话对我选题也有启示,要选一个实实在在,又可以利用新材料、具有新视角的题目。《论中唐边塞诗》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这样确定的。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人入幕和中唐边塞诗;二是中唐落蕃人的边地诗歌创作。这两个方面都与中华书局联系起来了。

        后来由董乃斌老师介绍,将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推荐列入“大文学史观丛书”,而傅璇琮先生正是丛书主编。傅先生为《唐方镇文僚佐考》作序也提到了这件事:“我与戴伟华同志原不认识。1989年下半年,在京的几位古典文学研究同行倡议编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并推选我担任主编。有位朋友介绍戴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建议列入此套丛书。我一看题目,觉得与我过去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中所谈的相合,就很快决定列入这套丛书首批印行的五种之中,后即由现代出版社于1990年2月出版。自此之后,伟华同志即与我通信,彼此时常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序文中傅先生说“原不认识”是实情,“有位朋友”即董先生,他是丛书编委。

        而研究落蕃人诗(敦煌P·2555写卷)则和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有了联系,并得到柴先生指教。认识柴先生是由我本科老师车锡轮先生介绍的。这里我节录1987年5月27日柴先生复信:

        五月廿一日大札拜读,获悉您对敦煌P·2555写卷甚有兴趣,且有进一步研究,十分高兴。前几年我曾涉猎一二,时间仓促,研究不深,只是抛砖引玉罢了,十分希望能有同道充分利用此卷材料,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来。

        我在新疆师大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初探》),因该学报当时是试刊,未正式发行,所以后来又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的《敦煌学论文集》(1985)中,不知您那里能否找到?若找不到,我可将师大学报寄一份(这几天我忙于发稿,得抽空找一下)。写那篇文章时,我也未看到P·2555的全部照片,所以受局限很大,一些看法不准确,仅供您参考。1983年,我又写了一篇讲P·2555卷内容的文章,参加兰州的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已收入论文集,至今尚未出版,我将原稿寄给您,供您参考,尤其是请您指正。该稿只留这一底稿,所以您用后仍请寄还给我。 ……

        柴先生当时在做《文史知识》的编辑,信中说“欢迎您有空为我们写稿”,我很兴奋,《文史知识》在我们心中地位崇高,也会向学生推荐,特别是当时在扬州师院工作的葛兆光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发文,那是高山仰止啊! 葛先生曾告诉我,将《唐代幕府与文学》列入丛书出版计划不容易,得到傅先生肯定,要认真珍惜和修改。我和葛先生同在一栋筒子楼,他宿舍双人床上床放满书,下床靠墙一边也放满书,而且堆得很高,他睡觉时如何翻身,会不会一不小心书就塌下来? 他一周总要去图书馆还一大包书,又捧回一大包书,怎么看的? 这些印象太深刻了。由于柴先生帮助,后来在《文史知识》发表《唐代幕府与文学》(1988年第10期)和《“芥舟”新解》(1989年第8期)。我心中的重要刊物给了我发表论文的机会,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

        二、书品

        说到中华书局的刊物,那得感谢《书品》。《书品》给我推介过《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书品》1999年1期)、《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修订本)》(2008年2期),而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更是得到高度重视,《书品》在2006年3期“书苑撷英”做了介绍,2006年4期又有专文推介。

        这里我要说的是中华书局学者的著作对我的影响。我给傅璇琮先生、徐俊先生、俞国林先生写过书评,他们是中华书局的三代学人、三代出版家。

        (一)傅璇琮先生

        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的选题就得到过傅先生著作的启发。我对傅先生很崇拜,听不得别人有一点微词,有次在西安会上听到有位先生讲傅先生,我觉得是对傅先生的不尊重,就立即反击:“傅先生的学术有目共睹,傅先生对年青人的扶持有口皆碑。”

        我给傅先生多部大著写过书评。2004年10月傅先生六十万字的《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收到先生赐赠的大著,读后感慨万千。尽管知识分子很羡慕纯粹的学术境界,但现实多有纷扰,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傅先生为:有做学问的机会,就满足了生存的意义,而政治上的风起云落,人事上的升降沉浮,与学术相比,还是轻重分明的,“我由此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做学问,确不必有什么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辱,真如我为《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所立的标题:‘一心为学,静观自得。’”能摆脱世俗之桎梏、坚持纯粹学术操守者,方能领略表里澄彻、静观自得的胜境。以纯粹的态度做学问,那就是以学术为最高利益,维护纯粹学术的名誉。“近二十年来虽然已成果不少,但可开拓的领域还极多,这就要求我们真正下实实在在的工夫,不求近利,不沽虚名,这样作出来的,必能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脚跟,在学术进途上标出业绩。”他鼓励年青学者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真理,坚持纯粹学术之理念,“这是治学的一种正气,一种与虚假、作伪绝然对立的正派作风”。傅先生很少直接去批评学术界有碍纯粹学术的现象,但这种焦虑在以上所引用的话中就有所表现。

        (二)徐俊先生

        徐俊先生七十万字的大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是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因敦煌文献都是以写卷面貌出现的,其整理和编撰方式与一般的文献整理并不一样,具有独特性,而《辑考》就是写本文献整理的典范。尤其可贵的是,《辑考》不仅在体例上追求诗集的原始状态,而且始终注意考察与诗集相关的文学史问题。立足于整理敦煌诗集,同时又不断思考其所具有的性质以及文学史意义,因此,这部书就不仅仅是文学史料学的重要成果,而是寓理论探讨于考辨之中的文学史论著作。徐俊先生在《前言》部分表达了对文学史的深度思考:从文人结集的历史进程看,由于书写工具和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可以区别为“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而敦煌诗歌写本则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遗物。在此,徐俊先生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比如说:“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形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的。”我们在讨论作家群体形成、作家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时,应充分理解和吸收徐俊先生的观点。

        (三)俞国林先生

        俞国林先生《吕留良诗笺释》,皇皇三册,蔚然大观,读后深受启发。其书之优长,可概括而言之:首先,搜罗众本,去重辑佚,洵为目前收集吕留良诗歌最为完善的著作;其次,以时代编次作品,对每首诗的写作时间详加考证,甚至精确到日,知人论世,裨益非细;复次,体例改善,于常规的校记、笺释之外,又增加有“资料”一项,备收与本诗相关的墓志、碑传、序跋、唱和、题署等文献,为读者提供学习研究之便利,兼具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功能,文史互证,可为别集整理的新范式。

        以傅先生、徐先生和俞先生为代表的中华书局编辑们学养深厚,严谨认真,以书为乐,以学问为乐,不管是做书还是著书,都以纯粹的姿态为之。他们的著述往往是该领域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从而树立起学界的标杆。

        三、投稿

        张志和《渔歌》文,我曾投《文史》,很快被退稿,理由是格式不符刊物要求,论证不够严谨。我欣然接受退稿,补充了日本文献材料,还原出唱和原貌。《渔歌》唱和初式结句第五字有一固定字,这由《经国集》载诸人《渔歌》唱和所证明,说明《渔歌》五首是唱和产物。又补充了苏轼与黄庭坚的“渔父”创作,以证明张志和只有“西塞山边”一首。《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为题的论文在《学术研究》发表,引起很大反响。正是在《文史》编辑所提意见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才使论文以现在的面貌出现。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被中华书局录用,2006年出版。责编张耕先生助力很多,又撰写短文在《书品》2006年3期“书苑撷英”推介。最近此书作了修订,加上3万字自序,被列入《唐诗之路研究》丛书,要在中华书局以《地域文化与唐诗之路》之名出版,责任编辑余瑾博士认真甚至有点严苛,她对我说:“提醒一句,不要因为此书曾在书局出过一版而大意。”看到寄来的校样上满满的批注,实在惭愧! 我不敢稍懈,断续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校稿。不敢说完全校净,但相信会以新的面貌问世。

        四、墨迹

        我有一点收藏的爱好。因向傅璇琮先生书信请教较多,保存了多封傅先生的信札。其实,我一直希望得到傅先生的毛笔字墨宝,但终成遗憾。我几次拜访程先生都未留下照片,真是憾事。庆幸的是傅先生为《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序是手写本而不是复印件,中华书局300字稿纸,整整10页。其中涂抹之处,足见先生严肃认真,推敲改定。

        程毅中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通讯评审专家。论文得到程先生的表扬,他指出论文题目应改为“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研究”,我意识到程先生要求加上“关系”二字,内涵深刻。我在完成其他课题时,总不由自主地想到程先生“关系”二字。看到评阅书上程先生的字极好,总是等待机会向程先生求一幅字。

        我曾向赵守俨先生求过字。收到《唐代幕府与文学》时,封面题字是赵守俨先生的,又心生贪念,向赵先生去信,婉转说明自己非常想有赵先生的字做纪念。赵先生1990年6月9日复信说:“我一向疏懒,殊少握管,因此写一两个书签,尚可勉强应付,写条幅则难免露出马脚。容稍稍熟悉一段时间,必尝报命,绝非推脱,至希见谅。”

        徐俊先生是书法名家。1995年9月我入王小盾老师门下读博,10月底王老师组织一场小型报告会,徐俊先生作了“敦煌诗歌整理和唐诗写本”的报告。他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任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补遗你们为什么不做? 你们有条件也有责任啊!”“责任”二字,我也会时时想起。我收藏徐俊先生的第一幅字,其实是一封类似便笺的信,写于2004年4月13日。因我办唐代文学年会,他未能及时填回执,催了一次。他回复的信,连标点符号在内计84个字符,其中有一误笔“似情况”,可见徐俊先生确实很忙;等到11月到广州开会,在我家中请他改为“视情况”,供我收藏,我很珍惜。近年徐总更忙,但还是为我题写书斋名。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书局的学者、编辑代代传承,坚守职责,赓续中华文脉,功莫大焉。很多学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在中华书局的扶持、帮助和见证下成长起来的。我的学术生命,与中华书局交融在一起。祝愿中华书局日日新,又日新,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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