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以及师友情谊

    几年前，曾应邀编写了《我的八十年代》，连“小引”都完成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一来新作不多，必须动用我的其他书籍；二来八十年代的我，一半在中大，一半在北大，写作方向不一致。在那篇未刊“小引”中，我提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个神奇的时代。所谓否极泰来，从‘文革’废墟中崛起的中国，冲破重重思想及制度的障碍，一举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路线与基本格局。那个年代，举国奋起，上下一心，虽也有阴晴圆缺，但在晚清以降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一段是走得最为顺畅的。多年后回望，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等背水一战，最为关键。有幸躬逢其盛，虽从未有‘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经历，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多少也能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文学者，生活在如此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其故事居然也能活色生香。这不禁让人驰想，一旦风起了，什么样的动物都能飞，差别只在距离远近以及时间长短。”

    作为一名七七级大学生，回望当年的恢复高考以及校园生活，真的恍若隔世；“说出你我的故事”，辨析我们的光荣与梦想、机遇与局限，构成了第一辑“时代记忆”。这其实是删繁就简的“我的八十年代”。最想说的，还是那句话：“至于因缘凑合，八十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普遍有较大的表演空间，但其业绩也不该过分放大”；“‘八十年代’能否以比较健康的姿态进入历史，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这代人的视野、胸襟与见识”（《遥望八十年代》）。

    当初设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历史时刻，编成一册小书，谈论早就消逝的八十年代，当然是别有幽怀。在我看来，单就精神饱满与勇于开拓而言，八十年代最值得缅怀。不过，个人的那点可怜的小故事，只有附着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方才值得再三讲述与玩味。只是一次次讲述，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添油加醋，越说越详细，越说越神奇，最后连自己也都信了。谈论八十年代，我缺少现成日记，也没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相信钱穆说的：“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师友杂忆·在台定居》）这话很有哲理，只是须略为修正：有些蕴藏在心里的关于个人以及时代的话，暂时不合适说出来，与其吞吞吐吐，或歪曲变形，不如不说。这样也好，不是重要人物，也没多少戏剧性，装也装不好，不如琐琐碎碎，如实道来，说不定另有一番风采。文章并非一气呵成，其思考与表达，必定带有撰文时的时代印记。这就要求读者思绪活跃，在八十年代、写作时间以及当下情势三者之间不断穿越。

    在本书所收《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的“附记”中，我谈及如何拒绝“伟大”或“有趣”的诱惑：“对于有机会且有权力发表回忆文字的人来说，除了战胜自家的虚荣心，还得抵御公众的好奇心——后者的‘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记得有一次接受采访，记者问我刚听闻打倒“四人帮”时，是否十分激动。我说没有，因那时我在乡下，信息闭塞，根本不知道北京城里谁好谁坏，谁英明谁无能谁臭狗屎。习惯于今天拥护、明天打倒，从来都是敲锣打鼓庆祝“伟大胜利”，已经完全麻木了。我属于后知后觉，上大学后，才逐渐了解“文革”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以及打倒“四人帮”的伟大意义。基于此切身体会，追忆往事时，我尽可能忠实于自己的记忆，努力还原历史现场，拒绝为了配合演出而事后诸葛亮。

    相对来说，第二辑“我的大学”最有辨析度，因恰逢恢复高考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大潮，我们这一代是“有故事的”，就看能不能讲好。关于自家高考故事，以及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我多次接受媒体专访，如《中大学生、北大教授陈平原谈77、78级现象：我们的苦与乐》（初刊2002年5月5日《南方日报》，收入拉家渡主编《八二届毕业生》，广州出版社，2003年）、《1977恢复高考，我的命运我做主》（《文史参考》2011年6月【下】）、《“我在中大康乐园完成了精神蜕变”》（2013年5月22日《广州 日报》）、《2017老同学陈平原吴承学忆昔思今话高考：“觉得自己真的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2017年6月 6日《南方日报》）、《陈平原：77、78级大学生是在一个不幸的时代找到了一个好位置》（2017年7月6日《南方都市报》）、《陈平原：下一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财新周刊》2017年7月10日）。2017年6月6日凤凰网推送的答问《陈平原：恢复高考的最大意义是给年青人希望》，日后整理成文，改题《那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初刊2017年12月29日《北京青年报》，收入《参事馆员见证改革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等。至于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回望恢复高考时》，并非原作，而是有心人根据我的文章及答问拼接而成。

    与恢复高考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我那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高考作文。除了撰写《永远的“高考作文”》，接受专访时，我多次被问及此话题。这还只是故事的开端，其后的逐步展开，更是大大出人意外。我在《〈故乡潮州〉后记》中补充了后半段，且强调：“一篇高考作文，竟有如此魔力，诸多戏剧性变化，乃大时代的投影。不是我特别能干，而是当代中国史叙述需要这一笔。”

    第三辑“师友情谊”题目显豁，也最为用力，只是此等话题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大学，且“丹青难写是精神”。谈论董每戡先生，乃应邀撰序，“算是一位后学的读书笔记”；其他各篇，都是怀人文章。怀人文章其实不太好写，在虚与实、情与理、文与史之间，须保持必要的张力。其中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先生是我硕士阶段的指导教师，相对比较熟悉，感情也最为深挚，只可惜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最早的1992年，最迟的2021年），风格迥异。穿插其中的《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有点特殊，目的是推介吴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二十年前，此文初刊《中华读书报》时，先生很得意，开玩笑说“以附骥尾”。

    第四辑“校园文化”主要收录我在中大的演说或与中大相关的文章。前年十月，在京接受《百年中大·薪火相传》口述史小组的访谈，被问及“关于中山大学校园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在中山大学就学，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的回答如下——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们与中大一起复苏，目睹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与展开。具体到自己的小环境，中文系同学在系领导支持下，创办《红豆》杂志，我不是主事者，但积极参与。至今翻阅保存完好的那七期杂志，还是很感动的。从第一期的周扬题词，楼栖教授的《代发刊词》，到第七期封底的出版日期1980年12月，工本费三角五分，还有众多同学的作品，很容易触摸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氛围。

    多年没有读书或教书的机会，终于否极泰来，同学与老师密切配合，那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至今记忆犹新。多次搬家，留存的笔记极少，不知为何，古代文学的课堂笔记未丢失。翻阅开来，1979年9月13日卢叔度老师开讲《诗经》，1980年2月28日黄天骥老师开讲魏晋隋唐文学，1980年9月6日苏寰中老师讲北宋文学，至于南宋及元代文学由吴国钦老师讲授，教明清文学的则是刘烈茂老师。因专心听讲，我的笔记不是很详细，同学中笔记比我精彩的大有人在。

    1984年初夏，我硕士毕业，北上求学，黄海章先生为我书成《重题燕子龛遗诗》三章。其中“花开花落浑闲事，流水高山自写心”的襟怀，我在《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1993）中曾提及。今年夏天，黄天骥先生给我写一幅字，把我和妻子的名字都嵌在里面，让我很感动：“平原跃马任扬鞭，万里江山欲占先。忽睹青峦分曙色，晓虹彩绕碧云天。”

    中大七年，不仅长学识，而且养性情。我日后到北大念博士，主要业绩确实是在燕园取得的。但我多次提及，我的精神蜕变是在中大完成的。记得80年代后期，有一专访，谈我初到北大有点自卑，在未名湖边徘徊。那时我在国外，妻子替我审稿，将这一段一笔勾去，说你不晓得，他进北大气很壮，一点都不自卑。那种底气，是在康乐园养成的。

    这篇未刊的口述史，最后一问是：“中山大学马上就要建校一百周年，巨变的中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国家，您对百年母校想说点什么吗？”我的回答是——

    中大办在广东，除了必不可少的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还有就是与地方文化氛围相激荡。整个广东乃至大湾区的风格，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生猛且务实”，关键在这个“且”字。务实而不保守，生猛而不莽撞，靠的是认清二者之间的张力，把握好分寸。少喊口号，多做实事，胸有大局，稳扎稳打，下一个百年，中大肯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不过在我看来，比起“迈进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及文化复兴做出重大贡献，这种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文章更值得期待。

    这就说到近年的热门话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何在政治与经济之外，兼及教育及文化。这方面，中大乃近水楼台，完全可以大有作为。本书之收入《岭南文化的新变与大湾区的未来》，好像是说开去了，其实别有深意。

    虽然十几年前就写过《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岭南文化如何“步步高”》（2013年4月16日《广州日报》）等，但我并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的专家，只不过作为广东人，自觉有义务为大湾区呐喊助威。去年9月，我在广州的楠枫书院和我中大的老师黄天骥先生合作做了一场很好的对话，讲生猛的、务实的广东，以及包容的、交融的岭南文化等；11月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我因疫情无法参加，录制视频在会议上播放，也是讲岭南文化和大湾区的未来。但所有这些演讲，其实根源于2020年11月底，我应深圳南山区委的要求，为南山区的中层干部做的专题演讲，题为《岭南文化的蜕变与新生》。

    这就说到，多年来我虽主要生活在北京，但一直在观察广州、香港、深圳这三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崛起与演进——“在这么小的一个地区，集中三座同样有岭南文化基因的大都市，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此壮观景象，让人浮想联翩——三城间能否真诚合作、携手前行，以致好戏连台？”（参见《“三足”能否“鼎立”——都市文化的竞争与对话》，2011年11月18日《南方都市报》）这才能理解，为何讲述中大的书籍，会收入一则略显离题的《我与深圳的文化因缘》，这里的潜在思路，不局限于“三校区五校园”的办学格局，而是中大该如何借助国家的大湾区发展战略，实现真正的腾飞。

    八年前，为庆祝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我请花城出版社刊行了《怀想中大》初版本；如今，临近母校一百周年庆典，我调整思路，增加了十七篇新作，删去已入他集的《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并将此增订版交给中山大学出版社。依旧还是随笔集，长长短短，略表心意而已。

    2022年3月9日初稿，3月19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