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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春，北大开启“校友终身学习计划”，第一讲选择我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据说是斟酌再三，既考虑讲者，更顾及论题，希望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校友，实现“开门红”。预定播出时间是2021年5月4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可那个时间段我刚好有课，只好采取录播的方式。
两个小时的讲座，主要面向全球的北大校友，没有边界，超越专业，不设答问。主办者是北大校友总会，除了要求政治上稳妥，别的没什么禁忌。我做过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深知校友之间因年龄、学科、职业、地位等差异，立场及趣味真的是千差万别。涉及大的历史阐释与现实判断，更是矛盾重重，用年轻人的话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既然没办法全面讨好，那就照直说——不考虑听众趣味，就用我平日讲课的姿态。
讲座的主体部分，借用了我的两篇文章——《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2019）、《“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2010），后面则引申开去，谈论作为方法的“触摸历史”，以及作为功能的“思想操练”，顺带介绍我在北京出版社刊行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2018）。最后一张PPT，谈“为何不断地跟‘五四’对话”，用的是我书中的一段话：“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讲座内容属于老话重提，只不过略加剪辑与发挥，说实话，我没太用力，也未有大的期待。因我在北大为研究生开设过两轮专题课“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2015年秋、2018年秋），修课学生以中文系为主，兼及人文及社科各院系，反响还可以，但说不上热烈。学生的期末作业中规中矩，属于专业化操作，我推荐了好几篇在刊物发表。但有一点，无论听课还是讨论，学生们都过于平静，似乎读不出老师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真没想到，这回面向全球北大校友演讲，效果竟出奇地好。先是讲座播出的当天下午，北大校友会副秘书长发来短信：“汇总的总流量为242189。陈老师，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校友组织纷纷询问如何回看，因很多校友在旅游，无法静心看。对您和北大评价之高，让我们都很感动。”这还只是当天的统计数字，事后应该还有回看的。果然，一周后，校友会秘书长告知，此讲座的点击量超过36万，让他们大喜过望。
而让我“大喜过望”的则是，讲座播出一个半小时后，我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的电话，说她看了视频很激动，建议以此讲座为基础，制作一本小书。我半信半疑，漫而应之。作为声名远扬的出版家，甘琦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对母校以及对五四特别有感情，这很正常。可出版不仅仅是文化事业，还必须有商业方面的考虑。我在港中大教过书，也与香港三联书店、中和出版社等多有合作，深知香港出版学术书籍之艰难。因此，发去她索要的讲座PPT以及若干篇我谈五四的文章，就此搁下，不再挂念。
未曾想，十个月后，甘琦居然来信，说疫情期间多有耽搁，但这书还是要做的，已安排好责编林骁与我联系。看了林骁发来的以讲座为线索，穿插进好些我以前文章片段的制作方案，我不以为然，当即回了一封不太礼貌的信：
看了发来的书稿，知道你花了不少心思，希望尽可能适应香港读者的趣味。可恕我直言，这个摘编而成的书稿，很可能上下都不着边际，说雅不雅，说俗不俗。另外，还有个现实问题，你想收录的那篇《五月四日那一天》，原是《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的导言。三年前，香港中和出版社曾推出增订版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现仍在版权期。
你跟甘琦商量，或者放弃此选题，因改造难度太大，且效果不见得好；或者以北大版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为主干，删去对话与短文，增收这几年新写的文章。属于小型的专题文集（15万字左右），但不是普及读物。
按常规，碰到我这样不识抬举的作者，十有八九，编辑会马上放弃的。没想到林骁不屈不挠，说这事可以商量，就照你的思路，改为刊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增订版。
难得碰到这么认真执着的编辑，落实社长的指示，非要把这书做出来且做好不可。于是，我们进入具体的协商编辑流程。来回切磋了好几次，终于敲定，所有文章重新编排，依内在逻辑而不是写作时间，分成环环相扣的五辑：“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多元并存的五四时代”“两代人的合力”“五四的阐释和传播史”“我的五四之路”。每辑文章前面，加一段从我文章中摘出来的“隽语”，既是警醒，也是路标，方便读者进入。经由这一番调整，全书宗旨及整体思路显得豁然开朗。
顺便说一句，我原本建议删去四篇访谈，但林骁认为应该保留。因为答问涉及许多话题，脱口而出，有很多精彩的判断，“有些话说得比文章里还痛快，删了可惜”。可见我还是放不下“学问”与“文章”，而责编则更多从香港读者角度考虑，关注的是“话题”与“感怀”。
事后想想，她的考虑是对的。即便增加了七篇新作，此书依旧如初版序言所言，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带有论战性质的评说：“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可我并不因此而自卑。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论五四这样兼及历史与现实的话题，我不仅需要撰写多次获奖且有英译本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也不惮超越专业视野，追求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的论述。这也是我之所以偏爱眼前这册不怎么专业、近乎“有我之学”的小书的缘故。
书中各文写于不同时期，事先没有统一规划，落笔难免有些重复，此乃明显的缺憾。但我想作为一个读书人，谈论五四这样充满思辨与激情的巨大话题，能有若干专业发现、三两篇好文章，或十句八句精彩的话被记忆下来，乃至传播开去，那就已经了不起了。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初版2018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这回的增订版，增加《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直面核心文本》《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的“五四”百年》等七文。关键不在于字数增加了一半，而是全书结构及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立意、催促与支招，特此致谢。
最后，还必须说说我与港中大的奇妙因缘。1991年春，我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此研究三个月，那时来去匆匆，没有多少感觉。2008年1月起，我有幸成为第五任港中大“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后因工作需要，改为北大与港中大双聘，一直到2015年1月全职回归北大。这期间，我为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除了港中大特有的重头戏“讲论会”，再就是每学期内容迥异的“现代文学专题研究”，包括《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都市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鲁迅与胡适等。可以这么说，帮港中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教育补上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中国文学、教育、思想、学术，是我小小的贡献。除了教学相长，与港中大教师及研究生也结下了深厚情谊，我还得以从容观察这所名校的制度与文化。撰写《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这样的专业论文，自然得益于港中大图书馆保存的档案；至于为中国学界呈献《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6月），以及《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从“大侠”到“大学”——香港文化形象的嬗变》（2014年9月26日《南方周末》）等文，更是与我在港中大的教学经历密不可分。
在港教书期间，我使用最多的生活设施，莫过于中大富尔敦楼的银行、超市与书店——此书店集中销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物，我曾多次流连。如今，能厕身其中，我深感荣幸。
2022年5月2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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