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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主要从事德国文学和德国问题研究，同时致力于德汉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是马丁·瓦尔泽作品在中国的主要译者。发表文学和学术译著10余部，其中：《雷曼先生》（斯文·雷根纳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恋爱中的男人》（瓦尔泽著）在2009年荣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艺术社会史》（阿诺尔德·豪泽尔著）获“2016书业年度评选翻译奖”，并在2020年8月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七辑。
瑰丽多彩的世界文学中，德语文学堪称奇葩，许多作品富有深刻的思想和形而上的哲学品质。“高冷”气质或使德语文学作品余韵悠长，但也有可能使人敬而远之。
对于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而言，浸淫德语文学世界四十多年，感受远非如此。
作为译者，黄燎宇有自己的翻译理念，他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强调译者要和作品有“化学反应”，像恋爱般一见钟情。由此，不难理解这位研究托马斯·曼出身的学者，说出“谁喜欢托马斯·曼，我喜欢谁。谁讨厌托马斯·曼，我讨厌谁”的率真之语。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篇对曼进行批判的檄文，使黄燎宇认定作者马丁·瓦尔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对那篇檄文的标题记忆犹新：《反讽作为高档食品或者高贵者的食品》。几十年过去了，他和瓦尔泽友谊像陈年老酒愈发醇香。
喜欢上讨厌曼的人，这有点像是命运的嘲弄。但在黄燎宇来说几乎是必然的。
曼和瓦尔泽差别很大。之所以能同时喜欢这两位作家，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鲜明的“德意志特色”。首先，他们都是反讽大师，其语言的思想密度很大，有一种独特的知性之美；其次，他们都对德国历史和民族精神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发表过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第三，他们都是博学之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学到思想史、文化史及其他实证知识。
2022年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中华读书报专访北大教授黄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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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在《启蒙与艺术的心灵史》（作家出版社）一书中，您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从莱辛一直评说到20世纪的文学大师，写出了德语文学的独特性。
黄燎宇：话要分两头说。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是有共性的，一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是由个性不同的一个个作家创造的，所以必然是丰富多彩的，二来民族文学的概念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学都是在跟外来文学的互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文学特色绝对化。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文学都有若隐若现的“民族特色”，而且主要体现在其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中。
我是真心喜欢德国文学的。每当听人说德国文学不好看的时候我都一笑置之。因为，你要是习惯了读德国文学，再读别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许会察觉出喝酒与喝水的区别。
中华读书报：德语文学大多作品包含深刻的思想，具有形而上的哲学品质。这样的作品在翻译中是否格外具有难度？ 能否举例谈谈，如何让深刻又有哲学品质的作品有效抵达到读者中，作为译者您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黄燎宇：是文学作品探讨纯粹的哲学话题？ 还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哲学品质？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文学语言是否具有哲学品质，译者自己要有鉴别力。托马斯·曼和马丁·瓦尔泽笔下就经常出现哲学化的语言。
在翻译中还有一个辩证关系是：
有些来自非文学领域的专业词汇，你把它翻得越是专业、越是远离文学，它就越是文学，就越能产生艺术效果，就越能体现出作者真正的意图。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译者不解风情。
中华读书报：您愿意分享在翻译德国文学作品时的一些独特感悟吗？
黄燎宇：最大的感悟就是，好作家恰恰表现在有点“坏”，所以“好人”不宜翻译“坏”作家，“好人”翻译“坏”作家，“坏”的地方他肯定视而不见。
中华读书报：怎么理解这种“坏”？黄燎宇：反讽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坏”，反讽所表达所呈现的，是反讽者的高智商和思想锋芒。所以我建议学生在翻译像托马斯·曼和马丁·瓦尔泽这样的反讽大师之前一定要先吃核桃。
我认为，衡量文学水准的高低就是看其思想密度。许多人认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就体现为“美文”和“诗意”，体现为华丽辞藻的堆砌。真正的文学跟这没关系，文学的魅力来自思想的冲击力，当然它的媒介是语言。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认为德语文学中比较具有思想冲击力的作家有哪些？
黄燎宇：德语经典作家都有这个特质。读文学作品我们有多重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丰富我们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进而构建或者修正或者颠覆我们的世界图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一功效。
托马斯·曼说自己的精神星空有相互关联的三颗北斗：叔本华、尼采、瓦格纳，后来又添加了歌德。套用他的话，我的德国文学精神星空也有三颗北斗，他们是托马斯·曼、赖希-拉尼茨基和马丁·瓦尔泽，还有一个海涅。他们的作品都有足够的思想冲击力。
中华读书报：关于翻译您曾有一个观点，就是大力提倡“工匠精神”。
黄燎宇：在文学翻译领域有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会外语就什么都可以翻译，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翻译匠人。鲁迅有一句名言：“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我故意进行了“歪解”，因为有些翻译不准确不是文本造成的，而是词典本身释义有问题——涉及术语和概念时，对于普通外汉词典的释义要保持高度警惕，不经查验和查阅，不能随便翻译人名、地名和概念术语。遇到疑点，要随时请教活词典，即各路专家、学者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
我可以讲一则自身经验。翻译《批评家之死》的时候我碰上了Karaffe这个词。我知道这是盛酒的器皿，但不知怎么叫，德汉词典里译为“大腹车料瓶”，我感觉这是鬼话，可是我去哪里可以找到人话？在十几年前，红酒消费尚未变成我们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时尚，我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最后我急中生智，把电话打到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西餐厅。前台不知道，但是叫来了领班。领班告诉我：这叫“醒酒器”。
再比如德文中的警官怎么翻译？说起来简单，其实很难。严格说，要拿德国警方的机构图，看看他们的职位处于什么地位，再对应中国的警方职位翻译。为此我找过学校保卫部咨询。翻译中涉及我不熟悉的词汇，会找各方面的朋友请教，这是翻译的职业道德。平时听到的译界的笑话，很多是因为译者偷懒不去查证，要么时间不够，要么水平不够。
中华读书报：这种扎实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自什么？
黄燎宇：可能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后者主要是来自德国文化的熏陶。我是做托马斯·曼研究出身的，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曼中学都没毕业，但他的长篇小说最具大百科气象，被视为德国最博学的作家之一。他的勤奋努力和实证精神是一般人不具备的。他遇到任何专业问题都要找专家请教，都要进行田野调查，所以他的作品细节经得起推敲。为了写作为新生事物的X光透视，他不仅阅读相关专业资料，还通过医生朋友的关系到医院放射室进行观摩；为了写现代音乐的问题，他三番五次把当时研究音乐发展史的权威阿多诺请到家做客，以便痛痛快快地向阿多诺请教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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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15年中，您翻译了马丁·瓦尔泽六部小说——《批评家之死》《恋爱中的男人》《第十三章》《童贞女之子》《寻死的男人》《逃之夭夭》——和他的理论作品，因此被称为“瓦尔泽专业译者”。
黄燎宇：我很珍惜这一称号，不过我不会称自己是瓦尔泽研究者。我有敬畏之心，还有自知之明：我很难遵循文学研究的头号清规戒律，难以做到公正、客观，也无法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瓦尔泽几次来中国都是我邀请的，首访是在2008年，比同辈的格拉斯等德国作家，他来中国晚了三十年。此前他的中文译本很少，但令人欣慰的是，读者队伍在逐渐壮大。其中既有像莫言、铁凝、李洱、徐则臣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有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
理解瓦尔泽需要多几道沟回，而且容易遭遇自身思维的极限。上我的笔译课的学生惊奇地发现，有时翻译瓦尔泽的一个短句竟然可以比翻译托马斯·曼的巴洛克式的套娃句更具挑战。其实，体验这种挑战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学生们。翻译《童贞女之子》的时候，我曾经拿着一个让我挠头的短句向三个赫赫有名的德国本土学者求助。结果，他们给我三种截然不同的阐释，让我一筹莫展。随后我向瓦尔泽本人要来第四种阐释，这才豁然开朗。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例子一定不少吧？
黄燎宇：对。瓦尔泽的语言思想密度大、语言留白多，理解起来很不容易。譬如，在《寻找死亡的男人》的第一章，叙事者说某某人“属于那种把分裂的德国称作文化民族的左派。三分之一被囚禁，三分之二周游四方，但二者合在一起是一个文化民族，等等。”这句话我现在很有底气地翻译出来了。但一开始我对原文中的“Ein Drittel eingesperrt, zweidrittel flanierend”（“三分之一被囚禁，三分之二周游四方”）没有把握，问过三个德国人：一个是文学教授，一个是搞政治学的，一个是搞文学批评的。他们各自作出了解释，但未能说服我，好像也未能说服自己。
最后，我问了瓦老才恍然大悟：原来，三分之一指东德，当时东德人很难出国旅游，后者指西德，西德人又有钱又有自由，可以满世界旅游，几分之几则大致与东、西德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吻合。此外，文化民族是文化统一的民族，与政治民族即政治统一的民族相对应。认同文化民族概念的知识分子，就是反对德国统一的知识分子，反对民族统一就是彻底跟民族主义决裂的知识分子，就是左派（在另一种观点看来他们则是右派，因为他们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总之，瓦尔泽是在戏仿左派知识分子。
瓦尔泽是一个善待译者的作家。他不仅乐于回答译者的提问、而且期待译者向他提问。他与译者的工作交谈甚至可以安排在他可以眺望湖光山色的书房里进行。由于这一缘故，我多次前往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即核桃村拜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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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也写过不少批评文章。能否谈谈中德批评界的差异？
黄燎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异同两方面来谈。先说相同点，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是人性决定的。
批评家说作家好，作家就说批评家好，反之亦然。中国如此、德国如此，全世界都一样。人情批评也存在于作家之间。据赖希-拉尼茨基说，德国就存在“你叫我歌德我叫你席勒”的腐败之风。
再说区别，文学批评的发展涉及多种因素。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讲究为人厚道，讲究含蓄有度、谑而不虐。另一方面批评活动受制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在德国，批评是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德国出版一本书，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或者译著，出版社在正式发行之前要给寄一本给批评家看，以便图书和评论同步问世，而且这评论一定要有批判成分。德国的批评家地位是很高的，赖希-拉尼茨基更是雅俗共赏、路人皆知的大名人。默克尔总理曾亲自为他颁发奖项；他死后还享受了国葬待遇，联邦总统也敬献了花圈。
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关注度如何？
黄燎宇：西方看中国文学跟看本国文学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人眼里，本国文学是文学标准，看中国文学是社会文献，需要从政治进行解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主流作家在德国整体而言受到冷遇，德国人对我们重视程度不够。
中华读书报：您对中国当代作家颇为了解，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也有一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有不同看法。
黄燎宇：顾彬竟然说中国作家不了解什么是人，批评中国小说不会写人，认为“中国小说家很少只在作品中写一个人，而且容易流于表象，没有深入人物内心”——德国的大部头小说，哪一部不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物？ 顾彬批评中国的小说仍然在讲故事，认为小说的语言比故事更重要。德国小说家、欧洲小说家不重视故事？ ETA·霍夫曼不讲故事？ 卡夫夫不讲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讲故事？ 他建议中国作家提高汉语和外语水平，谁说大作家一定要外语水平高？ 托马斯·曼阅读外国作品都是靠译文，他的英语也只能对付一般的口语。
小说语言比故事重要，这不需要谁告诉我们。哪个严肃的小说家不关注语言、不推敲语言？他把中国和德国两种文学变成了两个极端。我为我们的作家感到骄傲。
中华读书报：研究德国文学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黄燎宇：回答很简单，就八个字：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理，靠你的聪明和逻辑，言之有据，则需要你辛勤劳动，寻找证据，积累材料。
中华读书报：全球译翻译机出现了，您怎么看？ 您如何看待翻译职业的前景？
黄燎宇：文学翻译中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很难想象翻译机器能解决。譬如，翻译机器能够应付文字游戏和语言的音乐性？ 翻译机器知道如何让概念的内涵外显？ 我相信，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文学翻译都可以高枕无忧。文学语言是抗击人工智能的最后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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