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宏达：用平视的角度重述张爱玲

    对张爱玲的研究，一直有不同的态度和角度，一是拒斥，另一是仰视，再有是平视。这位命运多舛的作家已属于历史，我们尚在的人，用她引过的一句古语说，只能“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吧。    

    作家张爱玲曾说过，存在于事实之中的是：“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

    作为资深张爱玲研究专家，学者金宏达曾在《平视张爱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中提出，看张爱玲有三种角度，一为俯视，一为仰视，一为平视。《重述张爱玲》则返回现场，查勘张爱玲写作时的现实场景，寻觅一些线索和逻辑，了解她为何写，又是如何写。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即上编，按“知人论文”的原则，重新厘清张爱玲的生平，特别是借助新出现的材料，了解她后期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况。第二部分即下编，进入《小团圆》的公案，从里至外，对所有近缘的作品，进行一番认真探察。

    金宏达说，任何人的生平与命运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相关，张爱玲自不例外。她的存在，位于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特殊段落，这里应该容纳更多素朴的事实，用一句名言说，事实比看法应该更有生命。书稿初成之时，赶上张爱玲冥诞一百年。金宏达颇为感慨：这位命运多舛的作家已属于历史，我们尚在的人，用她引过的一句古语说，只能“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吧。

    中华读书报：作为资深张爱玲研究专家，您早年编辑的《张爱玲文集》影响颇大，您认为多年来读者在对张爱玲的认识上有哪些变化？

    金宏达：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极少有人知道张爱玲。那时海外已有“张爱玲热”，受此影响，国内逐渐介绍、传播她的作品，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真正形成高潮是在她1995年去世之后，在宣传与研究她的作品方面，国内与海外达到了同步，国内的热度甚至超过海外。到2011年左右，《小团圆》及她的其他遗作出版，迎来又一个高潮。不过，这个高潮，也可以说是个“反高潮”，因为《小团圆》的自叙传性质，张氏自我暴露的东西太多，一些资深的“张迷”感到有些不堪，选择了沉默，研究界降温不少，而在一些读者中，依然温度不减，有的人或从她的作品华丽、苍凉艺术风格中得到审美的满足，也有的人是神往她清坚、决绝的人生选择，在她这里倾注了自己许多情感与想像。特别是现在，有些人还将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金句”也附加于她，把她当成人生与恋爱的导师，这与更具知性与理性的研究已无关系。

    中华读书报：在《重述张爱玲》中，您对已有的大量资料缜密研究，重理张爱玲生平，揭示了《小团圆》小说从成稿到被“拦截”再到被废弃——这段往事和以往的书写有何不同？ 有哪些新的事实得以澄清吗？

    金宏达：张爱玲一生写了不少作品，堪称重量级作家，《小团圆》是其中一部重要作品，但很遗憾，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张爱玲自证的，她在遗嘱中明示要“销毁”，而且，她已计划另写一部《小团圆》散文取代它。为什么如此？ 这就要理清它的来龙去脉，包括它的写作背景与动因，它的写作与修改，内容与形式，它与她其他作品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小团圆》自身已经成就了一个故事，我写这本书就是讲一讲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本来就存在，不能隐而不讲。

    其实，《小团圆》从成稿到被宋淇夫妇阻止发表，到修改和最后嘱咐销毁，早就见之于已公开的材料，这也不是新发现，我只是探讨了它存在的内在逻辑，特别提出《小团圆》与《对照记》的关系。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忽略，现实中《对照记》出在前，《小团圆》出在后；事实是《小团圆》写在前，《对照记》写在后。张爱玲在写了《对照记》之后，才找到了改写《小团圆》的出路，即是将体裁从小说改为长篇散文，按《对照记》的路子写，比之稍深入。这个想法，她写信给好几个人讲过。那么，《对照记》的路子是什么，在这里，她写自己和家族是个什么调性，又为什么要这样写，对此作些比照，就能找出她对《小团圆》原稿存在的问题所持的态度，她作出决定放弃原稿，可以说是她长达二十年反复审视、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也映照了她的心路历程。但是，天未从人愿，她既未在有行为能力时销毁《小团圆》原稿，也未能写出新的《小团圆》散文，在她身后，《小团圆》小说原稿还是出来了，这对研究者或是一个幸事，但决不是一个美谈。世间有些事就是这么吊诡。

    中华读书报：《重述张爱玲》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读来环环相扣，很有吸引力。您在写作结构和叙述技巧上，应该用了很多心思吧？ 您是内地较早介绍张爱玲的专家，在寻找、核实资料方面是否有独到的方法？ 写作《重述张爱玲》最难的是什么？

    金宏达：《小团圆》自身成为一个故事，并成为张爱玲故事的一个部分。而《小团圆》的内容，与张氏自己的人生故事关系又特别密切。要讲清《小团圆》故事，离不开张爱玲的人生故事；欠缺了《小团圆》，张爱玲的故事也不完整。基于这个关系，我在这本书中，就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讲，这样对《小团圆》的考察更有了一个大的框架，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在写作结构和叙事技巧上能多用些心思和功夫的地方。研究作家生平，最重要的是，要有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过去，叙写张爱玲的传记，主要是依据张爱玲自叙家世及生平的一些散文，如《私语》《烬余录》《童言无忌》等，再就是与她有特殊关系或有过交往者的回忆文章，如胡兰成的《民国女子》、张子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等。近一些年来，材料的来源豁然拓宽，甚至可以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新的材料中，占很大比重的是私人信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写这本书过程中，正好张氏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披露出来，这些信件不但量多，时间跨度大，而且私密性高，这就使得我们能对以往所获得的信息予以印证和纠正，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特别是她在美国生活的几十年，过去，由于她闭门幽居，外界对她的生活状况知之甚少，甚至会有人偷偷住到她隔壁去翻她扔出的垃圾，现在，则能从她对至交好友无拘无束的叙述中了解个大概。据目前看到的材料，张爱玲不太可能留有日记一类的文字，在对她后期生活和思想的了解上，她亲笔写给好友的这些信，可能就是最有价值的了，所以，我在“前言”中说，有了这些材料，今后写作张爱玲的传记，任意想象的空间已不大。我们对她，对她的创作的认识与评断，都要回到以第一手材料为主的真实基础上来，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据此及时进行调整，力求对她的生平叙述求真、求实，对《小团圆》的评析更客观，更真实可信。

    中华读书报：在研究、重述张爱玲的过程中，您持有怎样的态度？

    金宏达：对张爱玲的研究，一直有不同的态度和角度，一是拒斥，这个且不去说，另一是仰视，再有是平视。夏志清是最早从中外文学史视野给予张爱玲极高评价的学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他把她与西方的一些现代文学大家相比，摆到“今日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的宝座上，就开了一个仰视的头。后来，又经过许多人不断解读，诠释，她身上披挂了各种现代、后现代的标签，现在，我们从张爱玲的信件中得知，她自己并不认可这些评论，这就显得有些尴尬了。张爱玲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所承受的影响就是《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一脉的世情小说、社会小说，与西方现代文学关系不大。当然，一个作家的创作，不期然而然与某种潮流相合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像张爱玲这样划清界限，亮明自己谱系的，还很少见。夏志清后来是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说不必把她放在现代作家第一位，名列前三四名就够了，原因是她后期创作萎缩，其实，也是多少有些纠偏之意。张爱玲出道时，接连出了一批令人惊艳的作品，后来则呈现了衰退，也就是唐弢先生说的，她的起点就是她的顶点，为什么会如此，有外部原因，也有她内在的逻辑。这一点，过去较少有人探讨，我在这本书里提出她的创作素材储存受局限等问题，实际上，她自己也多次承认缺乏材料，越往后越写不出什么来。总之，这个作家的创作道路还有许多东西值得审视和探讨，这些都是在“仰视”之下不大容易看见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张爱玲热”？ 您认为应该怎样正确引导读者看待张爱玲？

    金宏达：在宣传与研究张爱玲方面，“张爱玲热”似乎已经过去了，但喜欢，欣赏她的作品，在一些读者中并未降温，读张或谈张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和时尚，这与张爱玲研究似乎有些“脱钩”了。我在《重述》中根据现有各种材料，主要根据张爱玲自叙，重看张爱玲走过的人生道路，特别是她后期在美国的生活状况，感到她确是生存不易——到婚嫁年龄，她第一个对象让她“遇人不淑”，第二个又是不得正果，到美国与赖雅结婚，他又老又病，生活十分困顿。她的婚恋故事实在算不上是什么爱情经典。她后期闭门幽居，与人隔绝，实有其不得已处，其中一个因素，是她一直受疾病折磨，而且长期有阿斯症（高智商孤独症）倾向，把这说成“清坚决绝”的人生型范，似乎也不合适。总而言之，对这个作家我们还是要用一种平视的眼光，全方位，多看看，不虚美，不讳言，尽可能还原其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