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编辑角色的定位

    从自己的职业生涯回忆起来，我们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20世纪80年代作者型编辑兴起的时期，90年代编辑式作者风起云涌的时期，21世纪以来编辑作者渐趋分化的时期。

    2020年底，从孟良（编者注：郭孟良，中原传媒副总编辑）手中接过《书香茶韵》一书的清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作为三十多年的同道、同事和朋友，孟良的大作即将付梓，这与自己的作品问世一样，欣慰之情感同身受。

    作为编辑群体中的一员，自入职出版行业以来，我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对作者群体与编辑群体保持关注和审视。相对于编辑角色而言，作者是服务对象，是衣食父母，是努力方向；相对于作者角色而言，编辑是把关人、推广人、策划人，是内容规范者，是组织协调者。二者的边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边界的清晰在于，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二者对书稿的主人属于作者这一事实都十分明确。而边界的模糊之处则在于，从书稿自身层面而言，在书稿的固化和社会化过程中，编辑也参与了作者式的智力劳动；从书稿内容的智力活动层面而言，除原创性的内容之外，相当数量的作品运用了编辑技巧与规范，编辑式的作者及其成果是自古至今不容忽视的一个出版现象；从编辑和作者两个角色的自然人身份而言，尽管是两个角色，但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人扮演了两个角色，时而作者时而编辑。事实上，在出版的历史舞台上，作者型编辑和编辑式作者同等重要，他们的同台演出，共同演绎了人类文明时空中文化创造的生动场景。

    从自己的职业生涯回忆起来，我们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20世纪80年代作者型编辑兴起的时期，90年代编辑式作者风起云涌的时期，21世纪以来编辑作者渐趋分化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出版业的狂飙突进年代，知识生产和艺术创造的爆发力，激情洋溢而又持久；呼吸着思想解放空气的编辑群体，与作者一道，也充满热情地力图进入知识、艺术和科学的创造和生产之中。80年代的编辑队伍大体上由三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是原有的老编辑，一部分是从外部调入的各行业专业人才，一部分是陆续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就我和孟良所供职的中州古籍出版社，老编辑大多是上世纪70年代修订《辞源》的专家，他们是作者同时也是编辑，从外部调入的编辑多是相关领域的已经拥有教学、研究、著述或编辑成果的专业人才，他们有的已经出版、发表过著作、论文或创作作品，而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则被前两类编辑反复教导要在自己的本专业内著书立说，要研究问题，要做学者型编辑。编辑直接参与知识的创造和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天经地义的。我们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边从事自己的编辑本职工作，一边进行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是80年代出版社编辑的普遍状态。从孟良的《书香茶韵》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刚入职编辑工作的早期，孟良的学术兴趣和成果集中在茶史和经济史领域，先后发表了《清初茶马制度述论》《略论明代茶马贸易的历史演变》《明代的贡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明代茶叶开中制度试探》《明代引茶制度初论》《明代茶课制度述略》《明代茶禁考析》《明代的饮茶风尚》等论文，这些功底深厚、史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论文拓展了茶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奠定了孟良作为编辑身份的史学学者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实现了编辑与学者的和谐统一。

    历经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经编辑群体的数量激增，历经编辑群体长久的出版实践和日益深入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编辑角色的自我认知在80年代开始理性地苏醒。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胡光清在《编创之友》1984年第2期发表《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一文，开风气之先。随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林理明在1988年第2期《编辑之友》上呼吁“编辑应当参与学术”。《苏州大学学报》编辑王英志在《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明确提出了“学报编辑学者化”的论题。《编辑学刊》1989年第1期发表两篇论文，分别讨论文科学报、科技期刊“编辑学者化”的问题。《出版发行研究》1989年第4期发表广东人民出版社刘焜炀的论文，提出“学者化是提高编辑素质的必由之路”。由图书和期刊编辑提出的“编辑学者化”的话题拉开了编辑学研究的此一论争的序幕，迄今，这一话题前后发表了600多篇论文，近十年每年仍有十数篇相关论文发表，据此可知“编辑学者化”和“学者型编辑”达成共识仍在进程中。不过，从论文的主流观点而言，大多数作者认同“编辑学者化”，所讨论的多是为了丰富这一观点。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长达三十多年的讨论本身也折射出编辑群体对自身学者化或者作者化尚充满不自信，对自身角色的双重属性不能完全接受和身体力行，这一窘境还映现于先后出版的几十种编辑学教科书中，绝大多数的教科书中几乎缺失关于编辑学者化的内容，这一缺失也造成了21世纪以来的编辑更加注重编辑实务，而其作者式的创作能力日渐弱化，编辑与作者的疏离趋势则愈加显著。

    在讨论“编辑学者化”的过程中，我也关注到了相对应的“学者编辑化”的观点。吴寿林在《编辑学刊》1999年第1期发表《从“分离”到“合一”》一文，他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有的学者都将实现编辑化”，并提出“著编合一迟早要发生”。实际上，学者的编辑行为始终贯穿于整个编辑史，不单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订宫廷藏书，编辑整理书籍603家、13219卷，同时刘向编纂有《洪范五行传》《列女传》《新序》《说苑》，刘歆著有《三统历谱》，刘氏父子既是学者又是编辑家。唐代的孔颖达是经学家，他与颜师古等人编纂有《五经正义》，自己撰有《孝经义疏》，其行为也属于编著合一。再如清代学者毕沅，著有《续资治通鉴》等多部著作，同时又主持编辑刊行《经训堂丛书》，其丛书主编的行为也属于编辑的范畴。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知识生产越来越趋向于机构化、团体化、职务化、群体化，主编类、汇编类的丛书、套书、工具书越来越多，学者的主编行为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编辑行为。“学者编辑化”或者转换为“编辑式作者”，这是事实所然，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之所以重提“作者型编辑”和“编辑式作者”，是因为在孟良的出版和学术生涯中，真正地看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作为作者，孟良在21世纪初，将学术研究从茶史拓到了出版史和文化史，出版了《晚明商业出版》一书，在此之前还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和古籍校注，先后发表了《中国版权问题探源》《论宋代出版管理》《书船略说》《明清商书的出版传播考察》等一系列学术论文。作为编者，孟良主持和编纂了《中原文化大典》以及“国学经典”“博雅经典”“文心经典”等一批优秀出版物，我们还共同组织了“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华夏文库”等，在这些丛书、套书的编纂过程中，孟良实质上起到了主编的作用，是一种创新式的作者行为，在这些丛书、套书的出版过程中孟良又起到了编辑协调作用，可以说，无论是作为“作者型编辑”还是“编辑式作者”，孟良都是当之无愧的。

    在作者和编辑之间，我们仍将一如既往，仍将不畏艰难地在学术中跋涉，在编辑出版的道路上前行。

    （本文作者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