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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6月15日 星期三

    换我心为他心

    ——叶嘉莹先生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诗词评赏方法

    李云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6月15日   19 版)

        叶嘉莹(2016年春)

        迦陵学舍的荷花

        叶嘉莹先生在中华诗词文化传播中取得的成就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在她七十余年的海内外诗词教学和传播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归纳,叶先生评赏诗词的方法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学习叶先生的经验,进一步将中华诗词发扬光大。

        叶先生以感发和联想为探索诗词的主要途径,此种方法具有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特点,隶属于中国传统诗学,被历代学人所尊奉。但或许是因为“以生命体悟为中心”在理论上难以被准确把握,容易流为“主观唯心”;又或许是因为它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太自然的存在,以至于被忽略。实际上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诗词评赏方法意义重大,尤其是在中西文学交流互鉴中重建中国诗学理论时,很有必要重视它,发挥它的优势。

        一

        评赏古典诗词的方法有多种,比如从意象、修辞、用字、用典等方面入手。但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于抒情传统中,表现对生命的真切体悟始终是诗词的核心,所以,从生命体悟入手是最为直接的一种评赏方法,即评诗者透过文本,以自身的生命体悟去感受诗中表现的感情,还原诗中蕴含的作者的生命体悟。关于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陈国球等前辈学人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并被学界所认可。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越是接触过西方文学和文论的学人,越对中国的抒情传统有明确的认知,可见中国传统诗学的特点在中西对比中更能突显出来。叶先生曾长期在海外执教,深谙西方文学与文学理论,对中西诗学的不同有着清晰直观的认识。经过比较,她总结出中西诗学传统不同的原因:“我们的起源不同,他们是史诗跟戏剧,我们是抒情的诗歌。他们注重向外的观察跟叙写,我们注重向内的推寻,向自己的内心推寻。我们中国诗的特质,在于注重一种内心感发的作用。”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源头不一样、特质不一样,适用的评赏方法也应该不一样。中国诗歌重在表现诗人对内心和生命的体悟,所以,读者也应该以自身的生命体悟去印证和还原诗人的感情。

        叶先生认为:“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解读诗词的人“应该透过自己的感受把诗歌中这种兴发感动的生命传达出来,使读者能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动,如此才是诗歌中这种兴发感动之创作生命的真正完成”。所以,叶先生评赏诗词的核心方法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悟,然后再将其体悟到的作者的生命感受传达出来。比如她讲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时说:“如果我的生命就是一个五十根弦的锦瑟的话,那么那上面的每一根弦每一根柱都曾有我过往的生命、我的感情和我的心灵”,表现出诗人生命中热切的追寻与悲哀的失落之情。她讲辛弃疾的词“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时,认为它表现了词人恢复北方国土的壮志与现实谗阻之间的矛盾,虽然写的是眼前的江水之势,但同时也是辛弃疾内心激荡悲愤的情怀。

        叶先生以自身的生命体悟还原了诗人的生命,产生了打动人心的效果。席慕蓉在听过叶先生关于辛弃疾词的讲座后曾说:“是辛弃疾亲身来到我们眼前,亲口向我们一字一句诉说着他的孤危而又蹉跎的一生了。”席慕蓉想找到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最终在叶先生的自述《红蕖留梦》中找到了答案:

        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来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

        她所传达的是诗词中蕴含的生命,而诗词中的生命来自于诗人写作时投注的自身生命体悟。“生命体悟”是一种“换我心为他心”的思维方法,所体悟到的是作者内心对生命真切的感受和感情,而不是我们一般所分析的诗词中的思想和内容:思想和内容往往只是表层的,而生命体悟才是最为本质、核心的,只有达到这一层才能够还原作者在诗词中隐藏的真实生命感受。

        二

        以生命体悟为中心是中国诗学所特有的一种传统,中国历代评家评说诗词也在运用此种直感妙悟式的方法,但有着很大的不足。叶先生认识到前人运用此方法时存在缺陷:“那就是他们在立说之际,都病在未能以理论为基础作详尽客观的分析和说明,因此便既不容易使读者完全了解和信服,也未能为自己树立起一种思考和衡量的依据,遂不免有时会因一己之主观而陷入偏差和错误之中,而这种现象实在是中国旧传统之文学批评的共同弊病。”所以,叶先生为其进行了理论的建构,她以自身真切的生命体悟为中心,同时借用西方的思辨思维和文学理论作为其理论构建的依据。

        叶先生总结自己评赏诗词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即对于作者的认知,虽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相近,但却有着理性的不同,她受西方文论的启发,时时规避以人品好坏来评价诗词好坏的传统思维;她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不割裂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认为作者品格之高下、性情之纯驳、胸襟之广狭,属于作者生发感悟并写作为诗的一部分因素;通过传记资料,可以对诗歌中“能感之”的部分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对诗歌中所传达的感发生命的质量作出更深刻也更正确的体会和衡量。二是“史观的”,即对个体作品在整体文学史中的位置、价值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即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融会,但与一般人心中先有一套西方的理论模式或奉西方文艺理论为圭臬不同,她始终是站在中国传统诗学的立场,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辨析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诗词的评赏,在此过程中她吸收了西方长于思辨的理论与精密的批评术语。这三方面是叶先生以生命体悟为中心评赏诗词时所凭借的工具,但如她所说:“事实上我对古典诗歌的评赏,一向原是以自己真诚之感受为主的,无论中西新旧的理论,我都仅只是择其所需而取之,然后再将之加以我个人之融会结合的运用。”所以,她自身的生命体悟始终是其评赏诗词的中心,她评赏诗词时“往往结合自己而融入焉”“凭一己之感发为主,既带有创作之情趣也带有个人心灵之投影”,正是因此,她才能够将古代诗人的生命从诗词中还原出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带有创造性质的解读,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

        叶先生为其“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诗词评赏方法建立了相应的理论体系,使这种方法有所依凭。该理论以“兴发感动说”为核心,如她在《境界说与传统诗说之关系》中所言:“兴发感动之作用,实为诗歌之基本生命力。”她在评赏诗词时以生命体悟为中心,同时对于作者之性格、思想、为人以及作品中之意象、音声、用字、口吻等都加以考察。叶先生在中西诗学的相互融合、相互印证中揭示出中国独特的生命体悟诗学,不仅弥补了中国传统诗学缺少理性分析和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使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诗词评赏方法有径可寻、进一步完善;同时还弥补了西方诗学的不足,如她所说:“西洋文学批评的今日之病,乃在过于仅在理论上求苛细,有时反不免斲丧忽略了其本有的生命力;而中国的传统诗论,则对于诗歌中这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虽然颇有深切的体悟,然而却可惜又终于未能发展成精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叶先生发挥了中国直感妙悟的优势,同时将其与西方理性的思辨相结合,将诗词中蕴含的生命完好无损地展现出来。

        比如她讲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之四》(栖栖失群鸟)、《咏贫士七首之一》(万族各有托)时,引用西方符号学家的观点,说明诗歌表现(expression)有它外形(form)的一层意思,还有它本质(substance)的一层意思,内容(content)也有它外形的一层意思和本质的一层意思,以此为理论依据,说明在陶诗的飞鸟和孤云形象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生命意蕴。“栖栖失群”的飞鸟,表现了诗人一颗不安宁的、有理想的、有追求的灵魂;“暧暧空中灭”的孤云,表现了生命的孤独、寂寞、短暂与无常。她还引用马斯洛心理学的观点,说明陶渊明有着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人格追求,而在他超越低层次的物质需求、努力完成自我的过程中,诗歌中流露出他心灵中复杂的矛盾和精神中种种的痛苦,如“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等,由此展示出陶诗真淳、丰富、深厚的生命意蕴,其中西相融的方法对当前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有着启发和借鉴性的意义。

        三

        以生命体悟为中心评赏诗词,对评赏者的素养有一定要求,首先就是要具有共情的能力,与作者有相应的生命高度与生命体验深度,否则就不能正确探求。生命体验深度来自生命的经历与敏锐的感悟能力,生命高度则来自对生命的哲思和不断的超越,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叶先生一生经历过多次世变和个人的种种忧患,对人生的体验非常之深,对生命也有着哲人的思考。席慕蓉曾说:“历经忧患的叶老师,由于拥有这样充沛的力量,以及这样美好的生命质地,才终于成就了这罕有的与诗词共生一世的丰美心魂。”即是指叶先生与作者有同样充沛美好的生命力量,同样深刻的生命体验,才能将诗词中蕴含的生命生动感人地展现出来。

        此外,叶先生还具有一种重要的素养使她与历代诗人们有着共鸣,那就是其“士”之精神。叶先生曾说:“惟有自己有充沛之生命的人,才能体察到洋溢于其他对象中的生命,惟有自己能自内心深处焕发出光彩来的人,才能欣赏到其他心灵中的光彩。”评赏者须具有与写诗者相应的充沛生命和心灵光彩,才能够体察到诗词中的生命与心灵。“士”之精神是叶先生为人与为学的基础,正是因为她禀有传统的“士”之精神,有着与古代优秀士人心灵相通的理想、持守和品格,才能从自身生命体悟出发,对古典诗词进行精准的辨析与深入的解读。概括而言,叶先生的“士”之精神主要包括:真诚无伪、单纯专一的性情;深挚浓厚的家国情怀;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执著的入世精神,积极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淡泊物质和名利,坚持精神品格的持守,以及对“道”和理想无私的奉献等。

        以生命体悟为中心来评赏诗词的能力是否天生? 后天能否培养呢? 笔者认为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比如国家图书馆前任馆长詹福瑞先生在以生命体悟的方式解读李白时,自述四十岁时有一次体悟,后来就因达不到李白的精神高度而读不懂李白,直到退休之后才再次深刻地体悟到李白的生命意识,由此完成其著作《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他认为:“人之精神的长成,是一辈子的事。对生命的认识,也需要人的一生。对生命的感悟与揭示,也是一生的事业。”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诗词评赏方法是学人都能够掌握的方法,途径之一即是加强自身“士”之精神的修养,这是和古人在精神上产生共鸣的基础。

        相对于一般的诉之于文本和理论的评赏方法,“生命体悟”直接诉之于人的心灵,因为对生命真切的体悟是诗词乃至文学的本真,所以,以生命体悟为中心是开启诗词大门、走入诗人心灵世界的方便法门。以此方法为纽带,不仅可以沟通古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生命共鸣,还可以沟通中西诗学,唤起中西读者情感的共鸣。叶先生将自身真诚的生命体悟与中西文论相结合,在向西方传播诗词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她在《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所说:“我讲中国古典诗词真的是把我的感悟都投入进去了,我尽量用我并不是很完美的英文,把诗人的感情,当时的时代、历史以及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表达出来。记得那一班本来只有十六七个学生,结果我教后竟来了六七十人。后来我体会到,古今中外,文化虽有不同,但人心的基本情意大多是相通的。所以你只要把那些基本的东西,把诗歌里感发的生命讲出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会感动和接受的。”“心理中西本自同”,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诗学不仅是打开诗词世界的万能钥匙,还是沟通全世界人类感情的桥梁与纽带,也是中国诗词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诗词评赏方法的核心是感悟性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义教授在《感悟通论》中曾说:“东方的感悟性,和西方的分析性,在人类思维史上双峰并峙,可以相提并论。如何将这两座山峰沟通起来,在其间架设桥梁,将其内在的潜力和奥妙发挥出来……是我们完善中国现代理论方法,以及建立中国现代理论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认为:“在全球性跨文化对话中,中国文学理论要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标志,有必要利用自身智慧优势……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诗学’。”叶先生成功地将东方的感悟性与西方的分析性相结合,正是中国生命诗学的大力创建者。我们应该学习、吸收她的方法和理论成果,将中华诗词文化进一步推广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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