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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新春风和日丽的一天，我到母校北京师大家属院红六楼看望恩师启功先生。这天难得先生家里无访客，可以从容闲聊。谈及中华书局即将举办创办七十五周年局庆活动，先生像往常一样，递给我一个他撰写诗词初稿的小本子，说：“哦，书局领导让我为局庆写诗，我刚写得一首《定风波》词，您瞧瞧！”我遵嘱拜读，全词如下：
定风波 一九八七年新春
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征题。余曾参预《清史稿》标点之役，在局七年，前尘可忆，拈此为颂。时年亦七十又五矣。
与我同销万古愁，蓦然七十五春秋。细校精刊传伟绩，无敌，青箱荩箧不胜收。 点笔每评清史馆，擎杯共醉办公楼。旧事七年如梦寐，堪味，至今一岁一回头。
我觉得启功先生以《定风波》词牌作词，好像是第一回，而且这词抒写了自己与书局同年庆生的身世感受，写进了他在书局参与点校《清史稿》的经历，“万古愁”“蓦然”“伟绩”“无敌”“如梦寐”云云，确实颇堪回味。于是我征得先生同意，掏出纸笔将全词抄写下来。抄写时，启先生还叮嘱：“这是草稿，您先看看，先别外传，待我修改。”当日回家后，我将抄录这首词作的一页纸夹进了启功先生的一本著作中。后来局庆期间，启功先生是否将这首贺词修改定稿后递交书局，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书局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庆典在即，我偶然翻出此纸，引发了应该写篇短文的念头。近日，经询问管理书局档案的胡彬女史得知，档案目录中有“启功字一轴（七十五周年）”，但书画实物堆置于顶柜中，不便寻出打开查阅。她曾建议书局这些珍贵的档案应该电子化做数据库，既便于查找，也是必要的保护措施。我很赞成她的建议，当然尚待领导首肯并具体落实。
经查阅收入《启功全集》第六、七两卷的先生诗词作品，连少许“联语”总计近1200首，其中词作88首，用得最多的词牌是《南乡子》（24首）、《鹧鸪天》（13首）、《十六字令》（11首），果然没有一首《定风波》词。全集中收了3首贺中华书局局庆的诗词，分别是：
中华书局七十周年纪念
开局迢遥七十周，芸编与我共春秋。
青灯仍奋三馀笔，鸿业新看百尺楼。
焚后奇观书有种，镌来善本字精雠。
赓歌尚忆怀铅乐，片席当年预胜流。
（《启功韵语》卷四，署1981年）
中华书局七十五周年纪念
文明教育藉缥缃，懋绩丰功世不忘。
七十五年人共寿，瑯函如海业辉煌。
（《三语集外集》署1986年11月）
如梦令 中华书局八十周年题八十周年特刊，事业蒸蒸不老。出版尽香花，没有一根毒草。真好，真好。伟大中华之宝。
（《三语集外集》误署为“20世纪80年代”）
据2012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记载：1987年“2月25日《联合书讯》‘纪念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特刊’出版。刊出陈云、周谷城、楚图南、王子野、启功、顾廷龙为我局成立75周年的题辞”。我没有找到这份《联合书讯》特刊，但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查到该特刊的题辞照片，启功先生所题即是《三语集外集》所收的那首七绝诗，所署日期为1986年11月4日。所以，书局档案柜中的启功先生贺书局75周年条幅所书，应该即是这首七绝。
那么，为什么启功先生在第二年新春又写一首纪念书局成立75周年的《定风波》词让我抄？ 而且后来是否修改定稿？ 为何既没有呈交书局，也未收入诗词集？ 我不能妄加推测。似乎成了一首颇可推究的“佚作”。
启功先生这首《定风波》第一句，将李白名篇《将进酒》的末句“与尔同销万古愁”，改一字化“尔”为“我”，不仅有“时空穿越”之感，而且一开头就贴近了自身与书局“七十五春秋”同悲喜、共甘苦的心境。先生以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万古愁”，借寓古今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磨难，当然也包含了书局与他个人的曲折历程，而在1912年至1987年这75年“弹指一挥”的“蓦然”之间，却可一朝“同销”——这正抒发了他为国家进步、为书局庆贺，也为自己庆生的喜悦心情。“细校精刊”以下三句，则精炼地写出了中华书局在传承优秀文化中的丰功伟绩与古籍整理出版界无可匹敌的卓越地位。在词的下半阕，启功先生简要回顾他于1971—1977年在书局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旧事”。记得先生常常对我说起，当时得以从学校里挨批斗的酷烈环境中脱身，到相对平静的书局办公楼从事古籍点校工作，实为平生一大幸事。从先生有幸保留的简要日记可知，他于1971年8月30日在师大中文系的军宣队处开了证明信，到王府井大街（当时改为“人民路”）36号的中华书局办公楼报到，被分配参加《清史稿》点校工作，平时就住宿在楼里，工作之馀，晚间还可以和其他一些先生到附近的小酒馆用餐或回办公楼宿舍聊天、小酌，所以有“擎杯共醉办公楼”之句。期间，他虽然因患严重的颈椎病、美尼尔氏综合症要去医院治疗，他夫人也因病重住院后于1975年初去世，他仍兢兢业业地从事《清史稿》点校工作和《诗文声律论稿》的著述，除了参加日常的“政治学习会”外，有时一天点校超过一万字，还有文字的复核工作，故上录他贺书局70周年的诗中有“青灯仍奋三馀笔”之句——“三馀”的典故出自《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即“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也”。1977年9月，启功先生结束在书局的点校工作回到师大，为恢复高校招生后的教学工作做准备。该70周年诗中“焚后”一句亦寓庆幸文革后书局恢复编辑出版业务，自己得以“预流”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能够继续为传承中华文化贡献力量之意。
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书局，先生欣喜间于10月10日在书局提笔写了如下一首七律寄给挚友黄苗子先生：
叛徒粉碎不成帮，意外听来喜欲狂。
转眼狐臊难再冒，当心狗腿未全光。
四人一瓮登时捉，八蛋同宗本姓忘。
从此更须齐努力，莫随东郭放豺狼。
（《三语集外集》署1976年）
表达了在“意外”听到喜讯的同时，提示警惕“三种人”沉渣余毒的睿智。他的《诗文声律论稿》在书局出版中遭受的周折，也证明了这一点。确实是七年“梦寐”，颇堪“回味”。
1978年3月，启功先生被推举获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其时尚未恢复其教授职称。当年夏秋之际，北师大中文系招收我们这新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时，启功先生还不在导师名单中。1979年初，北师大党委下达文件，正式改正先生1958年初被打成“右派”的错误；3月经上级批准“同意提升为教授”，4月下旬正式恢复了原级别、职称，中文系才安排将先生列入研究生导师行列为我们授课。1981年夏秋之际我读研毕业前，启功先生多次跟我谈起他在中华书局的经历，充满感情地说：“书局是我第二个家！”之后还推荐我进入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大约正是当年岁末，他为纪念书局成立七十周年题写了一首七绝诗。该诗中的“共春秋”，75周年诗中的“人共寿”，都表达了作为书局“同龄人”与“第二个家”同庆寿诞的心情。75周年诗中特地将书局的出版工作表彰为建设精神文明的“懋绩丰功”，80周年的词中则直白地将“出版尽香花，没有一根毒草”赞誉为“伟大中华之宝”，语浅而意深。
启功先生为出版社、学校、文化机构等撰写的庆贺诗词甚夥，其中为中华书局所写数量最多，即除了前面所录4首诗词外，还有为《文史》创办十周年，为《文史知识》创刊五周年、十周年的贺诗，均韵律规整、内涵丰富，且风格独异。而他的这首词作特地采用《定风波》词牌，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个人痛定愁销的身世际遇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一岁一回头”沉郁顿挫的吟咏之中，将交织着忆旧、念旧、怀旧的真挚情感，同“不温习烦恼”、努力求进的达观心态融汇一体，这在启功先生的上千首诗词作品中亦属罕见。35年过去，虽是“弹指一挥间”，而瞬间睿智可越千年，先生此词所蕴含的思想营养，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细细品味和汲取的。
从1981年启功先生推荐我成为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至今也已整整40年了。中华书局即将迎来创办110周年的喜庆日子。从神州大地沐浴改革开放春凤呈现万千新气象，到中华民族进入百年新征程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书局从计划经济框架下的分工从事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编辑出版的事业单位，转变为坚持守正出新，需要自负盈亏、上交利润的国有企业；正式员工人数从我进局时的不足百人，到目前在岗的358位，新生力量日趋雄厚；一年出书品种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二百种，飞速增长为近期的每年一千五六百种（如去年新书533种、重印书934种，今年新书近500种、重印书约1100种），其中为读者青睐的好书层出不穷。十年前我奉命与李爽、杨一两位负责编辑 《 中 华书局百年总书 目（1912-2011）》时，统计书局百年间的出版物约3万种，如今已超4万种，发展之快，变化之大，难以细说，但诚如启功先生词中所云，依然保持了“细校精刊”的好传统，创造了“青箱荩箧不胜收”的文化伟绩。尤其需要在此强调的，启功先生为书局近200种出版物题写的书签，可谓当代出版史中无与伦比的墨宝，欣已结集印行；北京、香港两地中华书局出版的启功先生著作已达20多种，累计印数近超63万册，真正是“瑯函如海”，惠泽今人后世。对于我本人来说，在书局古代文学编辑室6年，《文史知识》编辑室10年，汉学编辑室7年，退休至今17年（其中返聘七八年），自觉虽做不到“一岁一回头”，没有更多值得可忆和“回味”的“前尘”，但是始终牢记着恩师启功先生的谆谆教诲，努力将做一名“学者型编辑”和出好书的“传薪人”，当作自己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贡献微薄之力的核心要务，未曾敢有丝毫懈怠之心。如今临近耄耋之年，在与书局其他160余位离退休人员同庆中华书局110周年丰功伟绩之时，藉温习启功先生贺词撰此小文表达自己的些许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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