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

    它是好莱坞历史上最著名的影片之一，不仅夺占年度票房冠军，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比《乱世佳人》更多的奖项，受到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塞斯等著名导演的高度推崇，还因关注社会问题，提倡阶级公平，而遭到艾恩·兰德等保守派思想家和反共势力的骚扰。可惜，今天的观众已经遗忘了《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The Best Years ofOur Lives）。

    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回顾了它辉煌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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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制作记：激励全民的好莱坞经典》（Making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The Hollywood Classic That Inspired a Nation）厚240页，6月7日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作者艾莉森·马科尔（Alison Macor）回顾了《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最初的由来、从剧本到银幕的制作过程、当时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以及它在麦卡锡主义反共狂潮中所受的迫害。

    影片通过三个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人努力重建平民生活的故事，揭示了战争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同时突出了军人回归社会时所面对的种种困境。

    空军上尉弗雷德、陆军中士阿尔和水手霍默搭乘同一架轰炸机复员回家。弗雷德无法摆脱战争的噩梦，在社会的冷漠面前处处碰壁，只能找到低薪工作，像战前一样做酒保和售货员，为此遭到水性扬花、好吃懒做的妻子玛丽的嫌弃。有酗酒问题的阿尔重新成为银行高管，却因帮助无产者老兵获得农业贷款而与上司发生了矛盾。霍默在战争中伤残，如今代替他双手的两只铁钩，让他难以面对青梅竹马的女友威尔玛。与此同时，阿尔的女儿佩吉与弗雷德的感情不断升温，对他无爱可言的婚姻，以及他与阿尔的友谊双双构成了威胁。

    《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1946年上映后大获成功，取得了仅次于《乱世佳人》的年度最高票房，赢得七项奥斯卡奖和两项奥斯卡荣誉奖，合共九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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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夏末，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两个月后，头牌制片人塞缪尔·高德温的妻子弗朗西丝在《时代》周刊上读到《回家的路》，文章讲的是370名回国休假的海军陆战队员在返乡路上的复杂心境。她随即建议丈夫以此为基础拍片，但高德温担心战后的观众不会喜欢这种阴郁的主题。

    高德温代表着米高梅电影公司里的“高”。他在战前制作了《呼啸山庄》和《小狐狸》等声誉卓著的影片，并以代表品味、质量和档次的“高德温格调”而闻名。不过，在战争时期，他转而拍摄“逃避现实的喜剧”，大卖特卖。到了后来，由于担心这些轻松的影片会损害“高德温格调”的声誉，他开始重新考虑妻子的建议。

    高德温拿出两万美元，委托作家和前战地记者麦金利·坎特写一个反映复员军人的故事。

    在坎特的小说里，弗雷德、阿尔和霍默三人都已出场，但故事非常黑暗，饱受战争摧残的主人公也没什么同情心。阿尔一回家就强奸了久别的妻子。弗雷德在欧洲寻花问柳，回国后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准备抢劫银行。霍默则形同行尸走肉——因为面部神经受损，他成了一个流着口水、不断抽搐、面目狰狞、半人半兽的家伙：“它右边活着，左边半死不活。它带着痛苦和扭曲的肌肉行走。”于是，他准备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幸亏哆嗦的双手救了他一命。

    高德温无奈地搁置了拍片计划，但与他多次合作的导演威廉·惠勒（《呼啸山庄》和《小狐狸》都是惠勒的作品）对坎特的小说发生了兴趣。他和高德温一起说服了罗伯特·舍伍德出任编剧。

    惠勒和舍伍德合作，完全改变了小说黑暗的面貌。三大男角都成了充满希望的正人君子，女角佩吉和威尔玛也表现出人性的光辉和感情的深度。

    惠勒还把自己从军的经历融入了剧本，阿尔回家与妻儿团聚、弗雷德在商场拳打孤立主义分子的场面都脱胎于惠勒本人。更重要的是，在陆军航空队担任少校期间，惠勒右耳失聪，这对他帮助塑造霍默这一角色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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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勒和舍伍德感到面残者是无法表演的，于是把霍默改为双手截肢的人。

    1944年6月，陆军教官哈罗德·拉塞尔在讲授爆破工作时，炸药意外引爆。他失去了双手。截肢后，医生给他装了两副铁钩。他随后在一部关于老兵康复的部队教育短片中出镜，因此被惠勒看中。

    惠勒让拉塞尔尽力在口音和姿态上保持本色。听说拉塞尔偷偷去上表演课时，他勃然大怒。在他看来，真实是这部电影的关键。

    作家艾莉森·马科尔说，惠勒早就以“四十条惠勒”和“五十条惠勒”这样的外号闻名电影圈，因为他一个镜头可以反反复复拍四五十条。在指导拉塞尔时，重拍更成了家常便饭，直到他得到满意的表演为止。

    别忘了那是20世纪40年代，银幕上仍然有很多禁区。电影审查员约瑟夫·布林忠实地把《海斯法典》落到实处，在《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拍摄期间，他用秒表为所有的吻计时，却放过了影片触及的不忠、酗酒和性焦虑问题。

    更让人提心吊胆的是，影片临近结束时，邻家女孩威尔玛在深夜走进了霍默家的厨房，告诉身穿破旧浴袍的残疾男孩，她第二天就要远赴他乡。霍默要威尔玛跟他上楼，到他卧室里去。女孩站在光线昏暗的床边，看着霍默脱下浴袍，解开固定钩子的皮套，挣扎着穿上睡衣。这一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惊心动魄的。马科尔说，“卧室这场戏仍然有能力唤起观众强大而难以回避的混合感受：恐惧、焦虑、希望、担心。”曾经流露出暴力倾向的霍默会不会因为残疾造成的挫折感而伤害威尔玛？威尔玛会不会因为对暴露的残肢感到排斥而拒绝霍默？ 电影人将在多大程度上展示未婚男女独处卧室的场面？

    “相当棘手的是在夜晚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放进卧室，”惠勒后来回忆，“同时又不能把霍默的铁钩子表现得令人震惊或恐怖。事实上，我们感到我们可以做到恰恰相反，把它拍成一个感人的、温柔的爱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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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战后的反共氛围中，《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未及杀青，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不止一次的调查。此后，它又成了臭名昭著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目标。为反共势力冲杀在前的人当中，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艾恩·兰德（Ayn Rand）。

    1947年，兰德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系列听证会上作证。她将矛头指向了《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但委员会主席约翰·帕内尔·托马斯争辩说，如果该片受到攻击，势必引起一场骚动。

    兰德及其同事们设计了一个用以分析影片政治动机的机制，帮助联邦调查局对好莱坞展开调查，最终炮制出一份长达13533页的报告：《共产党对电影业的渗透》。报告指控共产党人已经在大众文化主流媒体中建立了重要基地，由此向电影内植入颠覆信息，在国际上传播美国的负面形象。

    他们尤其不信任那些兰德所说的抬高“小人物”的电影。很多具体的罪名，如“由共产主义同情者编剧”“试图煽动阶级斗争”和“丑化银行家”等，很可能出自兰德本人上纲上线的分析。

    《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上映后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但在几次三番的政治审查过后，惠勒表示，由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他再也得不到允许拍摄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了。他警告，该委员会在好莱坞制造恐惧，使正直的人惮于表达政治观点，而恐惧将导致自我审查，最终使银幕瘫痪。

    惠勒后来转向喜剧和历史题材。在《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之后，他最成功的电影是1953年的《罗马假日》和1959年的《宾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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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年后，观众已淡忘了《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但它在美国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科波拉将它列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部电影，斯科塞斯则称此片的制作者为“最伟大的电影人”。斯皮尔伯格每年放映此片：“让别人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我也能通过他们的眼睛重温此片。”

    《华尔街日报》的书评指出，艾莉森·马科尔忘了在书中提到卓别林有多喜欢这部电影，也没有说这是杜鲁门离开白宫去看的第一部影片。但她的确讲到，该片对残疾老兵和退伍军人心理健康的关注，使它成了同类影片的先驱。它的继承者中包括了哈尔·阿什比的《归来》（1978）、奥利弗·斯通的《生于七月四日》（1989）和凯瑟琳·比奇洛的《拆弹部队》（2008）。

    陈梅汉译电影剧本《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1992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