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探索人类心灵的幽微之处

    我小说中复调的产生大约是由于不同视角造成的。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真相，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知道生活中的一切，即便对同一件事也很难完全掌握全貌。我的写作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当然也包括对人的好奇。

    有关爱与恨、罪与罚、生与死的探讨贯穿了艾伟的创作生涯，他始终致力于对人类心灵幽微处的勘测。

    《镜中》依然延续了这一母题，几位主角陷入情爱编织的迷网无法自拔，激情与背叛的戏码轮番上演，而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奔赴同一个终点。作者不仅意在呈现人性的复杂，更试图从个体的情爱纠葛出发，在形而上层面使心灵得以安放。

    《镜中》是艾伟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倾注五年心血反复打磨而成，呈现了作者对于文学根本性问题的最新思考，也是对于小说技艺的又一次大胆探索。小说穿梭于中国、缅甸、美国和日本四个国度，巧妙地编织起一张爱恨交叠、疑窦重重的迷网。

    中华读书报：早期的中篇《家园》和长篇《越野赛跑》，小说是奔放的，到了后来，越来越缓慢、内敛，更重视向人物内部开掘。这样的转变，缘自什么？

    艾伟：《越野赛跑》和《家园》所写更多的是某些不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物，后来我发现这种寓言性的写作在带给写作者自由的同时，也有短板，比如对人的复杂性、人的温度关注是不够的。我的写作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当然也包括对人的好奇，《越野赛跑》式的写作不能再满足我，我开始转向了人物内部的开掘，于是写了《爱人同志》。《爱人同志》表面上看起来是现实主义正典的方法，但我觉得这本书存在不“现实”的成分，即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探寻。这是我感兴趣的。这部长篇就写了两个人，两个人的故事我写了整整二十万字，我觉得这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写作。这种写作带给我另外的经验，我认识到小说的深度和宽度的辩证法。

    中华读书报：《过往》和《镜中》，都是源于听到朋友的故事，你的小说素材一般来源于什么？从简单的故事拓展演绎成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长篇，最需要解决的难题是什么？

    艾伟：我的小说其实在现实中大多有一个原形。当然，小说世界表面上模拟人类生活，实际上和人类生活不完全一样，我们人间生活是没有逻辑的，就像米兰· 昆德拉所说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次性草图，我们很难让时间回归，重头来过，昆德拉还说只有发生过一次的事就永远没有发生过。但小说世界是一个自成逻辑的自洽的世界，构成一个平行于人间生活的小世界，它让发生过的事情有了形式，于是小说像是某种人间生活或历史的纪念物，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永劫轮回”的可能。在我的经验里，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当然是思想能力，你必须把一次性的草图变成一座宫殿，这需要思想能力，其次长篇小说需要一个结构，有了结构什么故事就会自动进入，或自动摒弃。当然在这两大要素之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直觉和本能非常重要。同时对长篇小说来说，作者的洞察力和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一个作者写出什么样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南方》从三个不同视角讲述了你我他三个平行又交织的故事。《镜中》全书分为四个部分讲述四个主要人物，在小说结构和形式探索上，你总有自己的追求？

    艾伟：结构之于小说就像建筑的根基和柱子。结构本身就是思想，是创造之物，就如上帝造人时对着泥土吹的那口仙气。《南方》有三重人称，你、我、他。这三重人称确实有寓言性，“他”代表善，“你”代表忏悔，“我”可能更多代表着欲望和某种程度的恶，我当时构想是把三重人称当成一个人的三个面向。当然在小说中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三个人物，只是侧重不同。就我的写作而言，在结构未定之前，会有无数个开头，经常推翻重来，直到有一天，找到一个合适的结构，找到结构后，那么我知道完成这部小说应该没有问题了。

    中华读书报：总体上看，你的叙述方式上呈现出多重探索性，出现了大量复调风格。无论是《重案调查》《南方》还是新书《镜中》，复调的叙事结构是你在创作中常用的，为何如此迷恋这一形式？ 你觉得它使自己的小说呈现怎样的特点？

    艾伟：我小说中复调的产生大约是由于不同视角造成的。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真相，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知道生活中的一切，即便对同一件事也很难完全掌握全貌。小说是需要一定技术的叙事艺术，特别经过了现代主义小说对技术的探索后，我们对讲故事的方法比古典小说时期要丰富得多，而技术问题从来就是观念问题，也是作家承认自己“无知”的问题，因为作家们相信小说这一文本比作家本人要聪明得多。

    中华读书报：《镜中》小说讲述建筑设计师庄润生在遭遇人生重大变故后，重新思索生命意义并寻求自身救赎的故事。小说的四个部分互相呼应，在叙事上也具有对称之美。这是小说融入了你的建筑美学和对人生的思考，用心良苦。

    艾伟：我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到了促使我写这本书的事件。当然我现在写的故事已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思考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即当我们的人生出现重大变故时，如何处理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如何处理自我，以及安顿我们的内心。因此这本书最终的着眼点是人如何学会放下，学会慈悲，学会爱和宽恕，所以这也是一本关于自我解脱之书。关于处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我觉得没有建筑更本质更直接的“艺术”了。人类根据自己对天地对宇宙对彼岸的想象而筑造自己的栖居之所，崇拜之所，因为建筑是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外衣，并且是最深邃的精神的外衣。

    中华读书报：麦家评价“读《镜中》，犹如走在光影变幻的建筑中，悬念丛生，欲罢不能”。以自 己擅长的建筑学结构小说，是否有不一样的体会？

    艾伟：这本书的题记中，我写下一句话：“对称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建筑是对称的艺术，没有哪种艺术像建筑这样建讲究对称。因此建筑和镜像天生有关系。事实上，我在书的四个部分中确实设置了一些对称的镜像关系，包括自我与他人，历史与现实等等。但对读者来说，这些作者设置的镜像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读到能够唤起他们的生命感觉的情感，并因此有所启发即可以。如果这篇小说让人感到自如的话，我觉得可能同酒有关。我这么说熟悉我的朋友一定会笑话我，因为我几乎滴酒不沾，但写这小说时，我会喝一点，然后我觉得状态特别放松，句子从脑子里出现时有被擦亮了的感觉。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错觉。当然所谓的放松并不是说我写作时没有情感起伏，事实上我在写到庄润生在大金塔跪下来时，我几乎流下了眼泪。

    中华读书报：你之前的小说，《过往》的故事发生在“永城”，所谓“永城”谐音通“甬城”（宁波简称），这次《镜中》是你第一次写杭州？

    艾伟：我在宁波生活了二十多年，很自然会以宁波做小说世界的想象地。我以前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命名为“永城”的那座城市，但偶尔也会写到“省城”，比如《敦煌》和《乐师》里都有杭州的场景，《敦煌》有一个情节还发生在西湖。《镜中》是我第一次想象杭州，这与我定居杭州有关。小说世界总是和作者的个人经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镜中》这个几乎是全球化的中国故事中，我选择杭州作为中国的代表，因为我觉得杭州之于中国，相当于《红楼梦》之于中国文学。

    中华读书报：《镜中》结尾庄润生和杂志编辑的对话《非如此不可》，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你对建筑、对小说的认知？

    艾伟：《非如此不可》对这部小说而言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当重要的，这个附录让庄润生这个人物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当然里面关于建筑的那些话，也可以适用于小说创作。因为艺术总是相通的，事实上中国新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美术还是建筑，各艺术门类所走过的路，几乎有着相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