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家族的二重文学史建构

    ■罗布桑

    自有人类之始，便有家族的存在；既有家族的存在，也就有家族文化的产生。如果说早期人类家族的出现，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体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话，那么，当人类的文明进入到自觉的成熟的阶段时，则家族除了维系其原有的特征之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功能，如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和作为文化传播渠道的功能，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庄子·渔父》载：“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子路对曰：‘鲁之君子也。’客问其族，子路对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在这里，子贡向渔父介绍了孔氏家族的特点，由此可知，孔氏家族能够产生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就不是偶然的现象。而纵目华夏古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史，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的文化创造，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基于家族的背景开展并实现的，所以，关于中古史研究，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盖研究当时士大夫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氏由此骋其俊才，阐幽发微，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是，正如英国学者哈耶克所言：“旧的真理若想保持其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力，就必须不断地用后来人的新语言和新概念对它重作阐释。”（《自由宪章》）因此，近年来，对古代家族文化和家族文学的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切入这一热点的路径主要有：第一，对古代文学家族的文化生态的还原；第二，对古代文学与家族文化之关系的考察；第三，对古代家族文学个案的探讨；第四，对古代家族文学的多元文化分析；第五，对古代家族文学的民族文化背景研究。多洛肯教授所著《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研究》（以下简称为“多著”）就是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涌现的优秀学术著作之一。

    作为一部我国少数民族的断代家族文学史，多著可谓包罗宏富，蕴大含深。上编“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综述”，涉及满族、回族、白族、纳西族、彝族、蒙古族和壮族等七个文学家族；下编“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个案研究”，涉及大理白族师氏、纳西族桑氏、回族福州萨氏、彝族姚安高氏、满族汉军蒋氏、蒙古和瑛和布依族莫氏等七个家族的文学创作个案。依据多元一体的文化原则，作者完成了对清代七个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历史的建构。作者不仅深刻揭示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赖以成长壮大的文化传统，而且揭示了其家族的文化特质。作为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化，通过何种历史途径，依靠何种社会条件，能够潜滋暗长，发展壮大，最后臻于辉煌？ 多著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通过深入的研究，多著彰显了清代多民族文化-文学交流汇通的历史轨迹，揭示了清代多民族间精神、心理、文化性格沟通联系的深层肌理、机制，如少数民族文士对经典诗文的接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学交往，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士的文学影响以及民汉文学交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在客观上展现了诸多民族在清代自觉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过程及其汉文学书写的累累硕果，从而彰显了诸多民族在文学创造上实现了古希腊哲人伯利克里所说的“无差别的公正”（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种客观事实。作者指出，“这些少数民族文士、作家的汉文别集，既是中华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由此，民族文学家族的“诗性存在意义”和“地域的鲜明特征”成为多著开掘的重点。一个个孤立而鲜活的文学家族被多著衔接起来，成为一道道绚丽的文学景观。作者以文献学为基础，充分地占有相关的材料，举凡诗文别集、地方史志乃至金石碑版等等，无不兼收并蓄；而文史结合，诗史互证，同时借鉴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多著的鲜明特色。作者善于将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置于同时代文学语境中加以考量，并揭示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一个作家、一个家族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必然与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构成一种社会互动关系，成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数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绪论》）基于此种认识，作者常常以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眼光审视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特质，力图在明清嬗变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准确还原当时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具体文学样态并揭示其文化内涵。

    “在中国文学史上，用汉语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存在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奇异独特的文学现象，始终是充满活力的中华多民族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汉语文文学并非单一的汉族文学，汉语文文学很早就成为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这也是我们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总体把握与观照，始终是我们考察与立论的基础。”（《绪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是作者展开其研究的基石。作为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家，作者的目光和笔触已经走进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深处，故此书的广度和深度均对前人的研究有所突破和超越。多著通过对清代若干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研究，深刻展现了“文化认同”的若干文学个案，其关于清代七个民族与七个家族的二重文学史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