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志愿军老师

    ■陈福康

    最近，百岁老人、国家级文物专家谢辰生先生不幸逝世。很多报纸上都介绍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曾是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我跟谢老是认识的，曾在不少会议上见过，交谈过。我写的有关郑振铎先生的书里和文章里也写到过他，可算是对他老人家比较了解的。但是，我不敢叫他老师，我没这资格。

    在悼念谢老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有两位恩师，都已九十来岁了，也是志愿军老战士。他们，我倒是完全可以称一声“老师”的。他们也必会认可我是他们的学生。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汤逸中教授。虽然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他确实是我恩师，是两次参加我硕士论文答辩的老师。

    怎么会两次答辩呢？ 说来话长。整整40年前，我在复旦大学读了三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学校请了华东师大许杰先生做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不料答辩前许先生突然生病了，就请汤老师代他出席。虽然答辩是通过了，却更未料当时的复旦还没有我们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那可怎么办，幸好当时教育部有规定，像我们这种情况可以向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去申请学位。也就是可以由复旦把我们平时各科的成绩，特别是毕业论文，交给有授予权的华东师大审核，并且重新组织论文答辩委员会进行答辨。我在内的复旦三个研究生，后来就有两个通过了华师大的考核，由华师大授予了学位。而当时汤老师就是此事最具体的操办人。华东师大中文系名师很多，名气很大的钱谷融先生在我们的答辩委员中也只排在第三位，前面还有许杰先生和徐中玉先生。但是，具体工作主要是汤老师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做的。我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谢。我还特别记得，在答辩会上许杰老曾对我的论文提出一点责疑（其实是他老人家没看清楚），但在我还没“答辩”时汤老师就帮我委婉地作了解释，许老也就颔可了。

    那以后我常向汤老师请教。十多年后，我有幸参加由中宣部、出版总署领导的《鲁迅全集》注释修订工作，并被任命为《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开过好几次会，而汤老师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得以和他朝夕相处好多天。但他从没对我说起过他是志愿军老战士，那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记得有一次会后，我和他一起去老舍故居参观。那故居当时不能随随便便进去，好像还要预约什么的。在我与管理人员交涉，说当年老舍夫人胡絜青老人健在时，我曾多次来过（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而汤老师则拿出了一张证件给管理人员看。凭该证，他在全国各地的纪念场馆都是可以得到优待的。我一看，是国家发的伤残军人证明。我这才知道，汤老师原来是位伤残军人啊！ 但我看他身体很好，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啊。出于好奇，就问他哪儿伤残了。他微微一笑告诉我，在朝鲜战场上他的左手小指折断了。我当时还很不得体地跟他开玩笑说，您这个倒真的是“损失最小最小，功绩最大最大”了。他也不以为忤，又对我忠厚地笑了笑。我与汤老师已多年未见面了，我知道他还在为学校贡献着力量。

    我的另一位志愿军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我后来又上北师大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博士学位，师从李何林先生，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军老战士。而黄老师和她夫君都是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所以，我虽然也没听过黄老师的课，但同属一个教研室，她当然是我的老师。

    黄老师当时非常关心我，这里只举一件小事。我上首都读书，京城地方很大，好玩的地方很多，我非常想有一辆自行车，可以在课余骑着穿街走巷到处逛逛。黄老师知道我这个想法后，马上就把家里一辆比较新的自行车借给了我。黄老师和她丈夫绍武老师出的书，也都送给我学习。我原先只知道他们夫妻俩都是有成就的学者，并不知道黄老师还是志愿军老战士（也不知道绍武老师更是八路军老战士）！ 我毕业后回沪工作，一直少与黄老师联系，直到国家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时，我从报上的文章中才知道黄老师曾是志愿军女战士，而且还立过战功。据说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著名电影《英雄儿女》里，那战地文工团的女英雄形象就融入了黄老师的身影。我看到那些文章后，非常感动，就通过在北师大工作的师弟刘勇兄联系上了黄老师，加了微信，得以经常与她老人家通信。黄老师至今还生龙活虎地活跃在学坛上，令人佩服不已！

    在我的恩师中，有这样两位志愿军老战士，是感到非常光荣的！当然，我估计在我熟识的老一辈学者中，当过志愿军的可能还不止他们两位。我现在就想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某老领导的家里就曾看到过他和夫人年轻时身穿军装的照片，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志愿军战士呢，还是在国内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都是那样的谦虚，自己从来不说的。写到这里，我对这些老同志、老战士、恩师们满怀无限的敬意。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