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彦林的《沂蒙壮歌》是一本全面反映沂蒙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书,有生动的细节,有详尽的数据,也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也有饱含激情的议论,全书充溢着时代的新意。这新意自然是缘于内容之新,作者以其高度敏锐的政治判断力紧跟时代,迅即抓住了发生在沂蒙大地上的崭新变化,并用文字记录了下来;这新意同时还体现出文体之新,也就是说,崭新的内容激活了作者的叙述,他汇集不同文体之优长,为这部作品的精准表达找到了一种新的文体。这种新的文体,既保存着报告文学以文学手段真实记录新闻事件的特点,又凸显出一种政论文体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同时还洋溢着政治抒情诗般的激情。当然从基本形态上说,它还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作者以其文体上的创新,大大拓宽了报告文学叙述的空间,提供了报告文学书写的另一种方式。因此,我更愿意将《沂蒙壮歌》这部作品称之为一部叙事性和诗性的政论报告。
作为一部政论报告,首先体现在作者是以缜密的理性逻辑来结构作品的。作者并不拘泥于记述沂蒙乡村,而是将沂蒙的脱贫工作置于中国扶贫战略工程的一个分支来立论。作者视域开阔,他从人类文明发展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论述中国扶贫工程的伟大意义;同时将沂蒙的脱贫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作者充分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当前中国重大的时代主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所决定的。作者正是以此作为全书的总纲,并将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夹叙夹议,深刻阐发了沂蒙脱贫工作的思想意义。
其二,这部政论报告还突出体现在作者通过沂蒙脱贫的成功案例,试图总结出具有鲜明政治内涵和时代特色的沂蒙精神。作者认识到沂蒙地区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老区,沂蒙精神不仅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历史性,熔铸着深厚的革命传统。作者紧紧抓住沂蒙的革命历史传统做文章,清晰梳理出革命传统与现实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总结沂蒙精神时,厉彦林充分发挥了政论的长处,他以富有文采的语言总结道:“沂蒙精神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红嫂精神’‘厉家寨精神’‘九间棚精神’‘商城精神’,是沂蒙精神在不同时期凝结出的一粒粒珍珠”,“沂蒙精神的基因密码是什么? 一方面是党视人民至高无上的政治立场和为民奋斗的情怀,一方面是沂蒙人民坚定跟党走的执着信念,以命许党,永远跟党。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是沂蒙精神的逻辑起点,沂蒙人民一心向党的这种群体意识和集体自觉,是其逻辑必然。”
其三,思想和理论无疑是政论报告的核心,这也是《沂蒙壮歌》作为一部政论报告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作者确立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其论述建立在理论深度的基础之上,在记述沂蒙大地上发生的精彩故事的同时,作者适时地提出富有启示性的观点,书中有大量的凝聚着思想洞见同时又富有文采的段落和句子。如作者认为:“如果说农业是国计民生,农民是执政基础,农村则是战略后院,‘三农’必须作为一个庞大系统来考虑,充分认识乡村的多功能性。”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充分论证了沂蒙作为乡村振兴样板所确立的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发展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展示了在沂蒙大地上做到“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美好情景。又如作者通过郯城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经验,感慨道:“社会治理如同‘瓷器店里打老鼠’,方法必须精准得当,既要捉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老鼠’,也要保护好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的‘瓷器’,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效果,避免呼呼隆隆、大而化之。”这段话抓住了郯城县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实质,既具有理论概括力,又具有文学感染力。
政论性,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铸就的传统之一,是当代作家政治情怀的自觉流露,它由此曾酝酿了政治抒情诗的兴起和热潮。胡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写了一首热情奔放的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赞颂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时间和新的征程。艾青、贺敬之、郭小川、严阵、闻捷等诗人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政论性在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甚至成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不知道厉彦林是否也写诗歌,但这并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作家的内心都藏着诗,当政论性与文学性相遇时,必然会碰撞出诗歌的火花。在《沂蒙壮歌》这部作品里,厉彦林的诗意主要体现在将政论性文字诗性化,他通过适当的修辞使本来比较抽象和正式的表述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感染力,比如他这样赞美沂蒙人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流了太多的血泪,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与情感,因而山山岭岭、沟沟坎坎都拥有高尚的灵魂和鲜活的生命。”他这样概述社会变革:“时代光鲜亮丽的霞光,不可能照亮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全部,但天平的每一次轻微摆动,都可能让一代人、一群人、一个人的命运彻底华丽转身。”读一读,不就是铿锵有力的政治抒情诗吗?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报告文学、特别是主旋律报告文学大有可为的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而且这奇迹仍在我们的身边频频发生,这一切又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讲述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作家们的共同职责。但从更高的要求看,作家们不仅要以文学的方式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奇迹记录下来,而且还应该阐述出这些奇迹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因为今天的中国故事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人民在一条新辟的道路上创造出来的,中国故事所蕴含的中国经验完全是崭新的,所以对于作家们来说,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阐述好中国经验。而政论性则是我们在文学中阐述中国经验的有效途径。厉彦林的《沂蒙壮歌》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沂蒙壮歌》,厉彦林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