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印次的改动都是能够回溯的”

    写“编辑是一种病”或者“编辑这种病”的往往自身就是编辑，说编辑是一种病，我理解是一种自我解压，甚至是一种凡尔赛式的自炫和自励——我是编辑我有强迫症，我是编辑我是完美主义者。情不知所起，归田后的老编辑突然想起来写写过去的“编辑病”。

    居家看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岂不快哉！ 但还是忍不住要备一支红笔，在不顺眼处勾勾画画。想起初入职的时候一些经常要做的编辑事务，除了书稿审读加工，比较多的一件事是回复读者来信。那时候读者来信很多，内容五花八门，投稿的，挑错的，求教的，都有。有信必复，都要经过拟稿、签发、誊抄、核稿，然后才发出。对于挑错的信，需要查检复核，甚至请教作者，再确定是非，回复读者。

    我说这些，主要是要为了说接下来经手的编辑都要做的一件事：首先要在编辑室保存的“重印修订样书”里找到相应页码行次，将讹误之处勾画出来，标记正字或记下应如何改动。那时候“重印修订样书”不像现在一般就在责编手上存着，而是编辑室统一存放，编辑室内无论是谁，无论在何处，发现了某书的误处，都会自觉到样书柜里找到这本书，将错误标记下来，以免遗忘。

    在“重印修订样书”的封底前的末尾页，会有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各种笔迹留下的一串数字，这些数字就是本书对应的正文页码。每次标记下正文的错误之处后，还要在书的末尾页上顺次记下正文页码，这是为重印修订方便翻检并减少遗漏的最便捷有效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末尾页，没有明文规定，只能说是约定俗成。

    做到第一步，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集思广益，以臻近善，这是重印本后出转精的要求。第二步，一般读者可能不会那样做，那是我们编辑的专属。

    中国读书人有“读书思适”的传统，“日思误书，更是一适”，是一种境界。但不止于思适或腹诽，将发现的错误提供给编者、作者，希望有改正的机会，让更多读者获益，这更是一种美德。在媒介不发达的时代，读者反馈书中错误的最主要方式是写信，写成札记短文能够发表的人是少而又少的。

    对于本编辑室的书，随时打开样书柜，勾画标记，哪怕不是自己责编的书，甚至早先出版的书，都没有什么不便，因为到决定重印发稿，责任编辑还需要按照末页所记页码，逐条复按，确定是否挖改。凡挖改之页，都要重新改定，贴上浮签，便于出版部同事挖改纸型。挖改不能造成统行，所以活版时代，挖改是一项严格的事，也因此每一个印次的改动都是能够回溯的，不像现在数码印刷抽换页那么方便无痕。

    触动我写这篇小文的，是两张卡片纸条所引发。一张卡片上只有两行字：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一七页  入见垦辞

    书写者将“垦”字圈起，勾到一边另写了一个正字“恳”。卡片粘在一张小稿纸上，旁边有赵守俨先生留言：

    此为吴泽炎同志意见，请姚景安同志查对，留作参考。俨83.3.28

    我据中华经典古籍库查到这处原文，后印本并未据改，看来是没有及时改到重印修订样书之故。

    另一件是三张小卡片粘在一张稿纸上，用繁体字抄了下面三段文字:

    泰始 南史一册127页1行

    泰始

    书写者将“泰始”二字左侧的专名线勾去并写道：去线，不是年号。

    南史二册605页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

    书写者将“世”左侧专名线勾去。此处有赵守俨先生批注：似为标点体例问题。

    北史一册302页5行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

    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书写者将“跳”下的逗号勾画改到“跳”字前。

    这三张纸片是刘叶秋先生给赵守俨先生的，赵先生在旁边留言道：

    刘叶秋同志意见，请古代室查对并留作参考。守俨83.3.28

    刘叶秋先生指出的前两例是专名线问题，一个将非专名误作专名，一个属于体例理解问题；第三例是断句错误，看起来两种标法都过得去，但不得不服老先生的文言语感。

    吴泽炎先生、刘叶秋先生都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审、名编辑，以主编《辞源》享誉学林。那时我们同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上班，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两位老先生的形象还不断出现在眼前。这两个例子太难得了，是编辑职业道德的生动体现，即使不是自己出版社的书，在发现书中瑕疵的时候，也会记下来，呈交给对方的负责人，希望有改正的机会。

    这又让我想起同事前辈王文锦先生，我入职之初跟王先生隔壁办公室，经常串门听王先生聊天，印象最深的除了王先生的京腔京韵谈笑生风，就是他不断用毛笔蘸白粉把校改过的古书原稿涂抹干净。很多年之后，王先生有两次拿着白纸片到我办公室和我在19楼的家里，一次就是用纸条记下来告诉我我们文学室的《文选》影印本在某处重出了一页；一次则是手抄了一首陈寅恪先生诗，要我给他用宣纸抄一遍，他要张贴在书房里。

    回到本文主题，出版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一本经典出版物最终成为经典，都是一次次修改完善的结果，这其中包括整体性的提升，也包括这些细节的修正。换个角度说，一些过去的“编辑病”，也许是不可免的，甚至是必须的。

    （本文作者为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