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相传的“中华精神”

    要写中华书局，对我来说，第一个要写的当然是尊敬的傅璇琮先生。1989年6月，傅先生和陈贻焮先生、张少康先生从北京来天津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傅先生是答辩主席。后来，傅先生又提携、指导我做《文镜秘府论》。我一直在想，傅先生为什么那样信任我，一个字没写，中华书局就和我签了出版合同？ 傅先生和我的老师罗宗强先生的交谊应该是一个原因。事前，我曾希望罗宗强先生给傅先生作个推荐。罗先生回复说，他经过反复考虑，还是不作推荐，听从傅先生安排为好。我深深理解他们挚友间绝不想让对方有任何为难的相互信任情愫，但傅先生那样尽全力提携我，当然在很大程度因为我是罗先生的开山弟子。我相信人是有缘份的。傅先生提携过很多人，但我觉得他对我有特别的偏爱。2010年南开唐代会，会前会后，傅先生几次主动挽着我的手同行，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当然，我以为更主要的是学术。傅先生说，他在美国时，读过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觉得很有价值。傅先生是不做文论的，他何以关注《文镜秘府论》的研究？ 我想是因为他关注天下学术。傅先生为我规划蓝图，提出一定要整理出一部高水平的书，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充分吸收现有成果，写成一个总结性的东西，长编性的东西，让日本人以后研究《文镜秘府论》，也要到中国来看这本书。后来我因此做成一个整理稿，一个研究稿，一个供一般研究者用的本子。我由此深切体会到，傅先生真是学术的总设计师，他心里装着的是天下学术。我的整理本出版后，到中华书局，第一时间将书送呈傅先生，并请傅先生和中华几位其他先生小聚。这时我看到傅先生非常开心，笑得像小孩一样，还小喝了点酒，比他自己出了书还高兴。我感受到的是一位学术大师的襟怀，他为天下学术每一步切实的发展而由衷高兴。

    我对傅先生深深地感恩。但是傅先生对我们除了学术，别无所求。我们去北京丰台太平桥傅先生府上看望他，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他总是不让。他生病住院，我们到医院看望，不一会儿，他就赶我们走：“没事了，你们走吧！”他一心想着别人，愿意为别人默默付出，却总是担心给别人添麻烦。

    我愿意把傅璇琮先生看作中华书局的代表。心里装着天下学术，为天下学术默默奉献，却并不索取，我愿意把这看作是中华的精神。

    还要写到许逸民先生和徐俊先生。许逸民先生，人称中华书局“四君子”之一。我做《文镜秘府论》，本来跟许逸民先生没关系，不知怎么，我想到向他请教。做了一点样稿，去中华书局送呈许先生。许先生看过，说：“不行。”我心里嘀咕：“不至于吧？”许先生却不理会我，指着样稿一点一点讲：“这个要删去。删去才清楚。”“这样写，到后面就乱了。”他给我看他写的《古籍校点释例》，又另起炉灶，亲自动手为我写几页校稿，寄到天津。果然清晰。我一下明白，做整理和写论文不同，它需要用极简洁、极明了、极规范的体例格式，表达最准确、最丰富的内容。有一点是后来我才明白的，交往并不多，许先生为什么花那样的精力帮我？ 他对古籍整理，对中华情有独钟，看到不规范的，忍不住就要纠正，中华书局出版的东西，他忍不住就要把关。当然，他也爱护年轻人，希望年轻人在古籍整理上能接班。

    徐俊先生先是文学编辑室主任，后是中华副总编辑、总编辑、总经理。1999年，傅先生赴台湾讲学，把《文镜秘府论》的事托付给徐俊先生。果然如傅先生所说的，徐俊为人忠厚，正直，业务精熟，可以信赖。徐俊先生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我却没有主动走近，只是心安理得似地接受安排，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居然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过。但徐俊先生却毫不介意。

    中华书局我所认识的，还有顾青先生。2006年版《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的责任编辑，最先安排的是冷卫国先生。冷卫国先生调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后，是张文强先生负责。后来文学编辑室主任是俞国林先生。2015年《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修订本）的责任编辑是马婧女士。2019年《文镜秘府论校笺》的责任编辑是马婧女士和李若彬女士。2019年我在中华书局还出了《集部通论》，责任编辑是王传龙先生。后来我做唐诗之路研究，“唐诗之路研究丛书”也在中华出，其中有我的《浙东唐诗之路唐诗全编》，编辑室主任是罗华彤先生，责任编辑是余瑾女士。

    工作进程是愉快的，也让我认识到中华人的水平。徐俊先生和俞国林先生都有专著，徐俊先生的敦煌学研究在学界声望和影响尤高。其他老师，能真切感受到的是编辑水平非常高。自以为做得很好、很细致的稿子，到了编辑手里，总能发现一大堆问题。体例，错字，原文，作家生卒年，等等。编辑水平与学术水平，往往交织在一起。我真是学到很多东西。

    中华书局的编辑严谨，细致，认真。2006年版《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一校，我用了九个月，张文强先生用了六个月；二校，我用了六个月，张文强先生用了三个月；三校，我用了三个月，张文强先生又用了几个月。送评图书奖，有专家专门查错，查来查去，查了二十万字，没有查出一处错。2015年《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的修订本和《文镜秘府论校笺》，马婧女士也花了极大功夫。需要核实的词语清单，马婧女士足足列出十四张纸。修订，用了一年时间。校对，也整整用了一年半时间。

    中华书局的编辑敬业，谦和，朴实，淡泊名利。张文强先生和我联系，总是非常谦恭。“您意下如何，请告知。麻烦了，谢谢。”“您以为可否，望示下。”“请您斟酌。”“请您定夺。”“我不大懂，如方便您给我个解释好吗？”夜以继日。连春节也在忙校稿，我很过意不去，他回信：“至于我，节不节的无所谓，那主要是给老人和孩子过的，您是否也如此呢。”我太太说：“张先生太辛苦了。”他回信：“幸好和您合作非常愉快，也自有一番乐趣，我们本来就是念书的，说不上辛苦。”我表示要感谢他。他说：“这是编辑应该做的。我们文人之交淡如水吧。”坚决不要我的感谢之礼。后来见面了，说：“我觉得做编辑挺好的，每编一本书，都可以跟着读很多书，学很多东西。钱？ 够用了，就可以了。做编辑挺好的。”马婧女士为我编了两部书，《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修订本和《文镜秘府论校笺》。因为排版厂使用了不同级别的排版软件，修订本出现很多问题。发现问题后，她很快专门追查各个校次，并找排版厂负责人了解情况。因为错得太多，而且错得离奇，因此校得十分费力。我们互相鼓励，马婧来信：“留给学界可靠的东西是咱们的共同心愿。”一个一个问题核实、推敲，一封又一封邮件，同样没有计较得失。余瑾女士编我的《浙东唐诗之路唐诗全编》，同样非常严谨细致。我佩服她，怎么能那么敏锐地发现错误，能否有所指教，她只轻轻地说一句：“庖丁解牛罢了。”我开玩笑说，编得这么仔细，可以拿奖了吧？ 她同样说得很轻松：“不过凭良心做事而已。”

    我这里写了很多普通的编辑。我以为，从普通的编辑，更能看出一家出版社的状态。从傅璇琮等先生身上，我看到一种以天下学术为已任的担当意识和精神。从一代一代普通编辑身上，我看到高水平、严谨、敬业，看到淡泊名利、默默无闻的奉献。我愿把这看作代代相传的中华精神。在社会和学界的浮躁风气之下，我们需要一块净土。希望中华书局永远是学界所期望的一块净土，希望中华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