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资本主义时代的物与人类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在浙江大学的演讲中的观点，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三波商品化浪潮”中，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斥着各种“虚假商品”，包括劳动、自然、货币与知识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商品都是虚假的，但在不喜欢的人看来，很多商品的繁荣是虚假的，比如钻石、牛油果等。

    松茸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贵，且非公认的佳肴。在读《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美] 罗安清著，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这本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什么价位，甚至没怎么听过。然而这本首先在同事们口里传颂的民族志，让我对松茸有了足够的好奇。

    这是一本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多物种民族志的范例。作为资深人类学家，罗安清在松茸领域里进行了7年多的合作研究。本书用人类和松树（以及他们的菌根同盟）在美国俄勒冈、日本中部京都里山、中国云南、芬兰（北部）拉普兰四个不同田野点的历史和故事，建构了一个有关晚近资本主义的叙事。在书中，罗安清所批判的是以“进步”为名的“攫取资本主义”（salvage capital⁃ism），所反思的是作为转译机器的“科学”，而她推崇的是“自由”，重新界定的是人类世中的“生态系统”，寻找的是一种以变动为本的生态学。而这一切讨论，都建立在几颗小小的松茸之上。

    松茸的社会生命

    1986年，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概念被提出：物和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尤其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每一件物都展示出神奇的生命历程：首先是其经济价值，其次体现出政治价值，最后跻身于象征符号系统。物的生命，即是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从此，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如何通过其循环而转化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虽然遭致很多批评，但“社会生命”这个概念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在这里我就不加批判地沿用这个概念，其中含义上的细微差异，还请读者自行理解。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物种的松茸。作为一种“与某些树木关联的地下真菌的子实体”——真菌生物，松茸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蘑菇，虽然可以食用，但其气味“并不像鲜花或者令人垂涎的食物，甚至令人作呕，很多人不会愿意尝试去喜欢它”（p4）。然而，在资本与市场的链条里，松茸从自然自在之物、食物被商品化，变成了昂贵的消费品。“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松茸作为一种非常昂贵的礼物、奖赏及贿赂品，需求量巨大，价格涨势迅猛。”（p9）松茸被提升为昂贵的消费品，不仅因为其生长有地区要求和季节要求，而且因为其难以长期保存。松茸需要人类干扰，可以被人类捕捉，但无法被驯化，拒绝被栽培，不定时不定地方生长。即使是无所不能的科学技术和无恶不作的资本主义，也拿它没办法。同样由日本人饮食文化而引领的昂贵消费品——蓝鳍金枪鱼，也开始被直布罗陀海峡的金枪渔场（almadraba）进行了半驯化：资本家们用迷魂阵之类的渔网捕猎到幼鱼并进行半人工饲养，以确保当季的渔获而无需进行远洋渔猎。

    其次，作为跨界流动之物，松茸展示了一种协作共存的可能。松茸在全球的传播暗示着与其他物种的共生互补，不损害对方的发展。“松茸清楚地显示出若不能与其他物种产生转换关系，它们就无法生存。”（p39）。这种“转化性的互利共生”才是所有物种之间的规律——既是生态系统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生态学家将“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相互作用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来看待，研究者可根据研究需要来界定生态系统的大小和范围”。然而因为全球化已经无处不在，罗安清用松茸的经验来告诫我们：可能要将生态系统的概念重新定义为“一组物种集合体（assemblage）中的不同物种如何相互影响”，比如以结局开放式的聚集（gathering），允许我们在没有假设的情况下探寻公共群落（community）的效应。在其中，交染（contamination）会促成无意向协调，不仅仅有预构（prefabrication），还有并置（juxtaposition）（p16-17）。所以，“真正移动的是生态系统”（p288）：没有边界、没有核心，只有“共生协同发展”（symbiopoiesis)（p169）和改变。

    最后，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时代的隐喻，松茸是自由的象征。自由是一个“跨界物体”（boundary ob⁃ject），有着多种含义，并会导致不同的方向（p107）。罗安清说，物种有着自由的地方，才会有人的自由。比如在森林里，尤其是松茸生长的地方：“松茸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一种礼物”（p2）。由于无法被人工栽培，松茸无法成为“常规供应的野生产品”，因此无法被资本主义捕获，彻底沦为其剥削的工具或者攫取的对象。它为一些不愿意（至少不愿意完全）融入资本主义、尽可能保持历史记忆、族群身份的散工在维持过得去的生活的同时，保证了某些类型的自由。“采摘者和蘑菇的关系没有异化。”（p143）松茸的采摘者大部分是弱势群体甚至难民，是松茸这种自由之物带给他们可观的收入。罗安清在物种与白人、亚洲难民、印第安人与拉丁美洲无证移民等族群之间，巧妙地勾勒出了自由的多重面向。白人退伍军人通过战争和反战找到自由：艾伦找到远离心灵创伤和免付房租的自由；杰夫找到狩猎与自给自足的自由。柬埔寨人把森林视为自己重获美式自由的地方：文通过丛林知识享受到了安全感；通过寻找蘑菇，一位妇女找到了行动的自由；断了腿的恒证明了自己的行动能力。老挝人则以此来逃避婚姻和儿童抚养的义务；米塔则挣脱了物欲的束缚。

    作为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actant）”，松茸串联起一系列人类行动者，展示了物从自由状态，进入半自由价值链，再到全球市场体系高级消费终端的社会生命。

    政治经济学民族志

    无论是将其命名为“人类世”还是“资本世”，当前的社会生活已经无法逃离资本的控制。1980年代前后，人类学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第一批政治经济学民族志：“这种民族志理论和写作实验的理想在于，既展示特定研究对象所拥有的丰富多彩的意义系统，又表述那些将他们与其他地点中活生生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的较广泛政治经济体系。”（[美] 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P131）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甜与权力》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物的全球化过程研究；另外一种是以《南美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我们吃矿和矿吃我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地方化的民族志经验个案。

    在第一代政治经济学民族志中，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所向披靡的发展状态，还在“弥补世界”（filling up the world）。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大多数人们都还在期望着资本主义所许诺带来的自由、财富和进步。然而，“美国和日本资本之间的转译关系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并终结了对集体进步的期望。”（p128）几十年来，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资本的洪流席卷全球，但结果却是所谓的金融创新成为1%权贵们狂欢的盛宴（《清算》《债的历史》），全球化越来越“低端”（《香港重庆大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后果越来越严重，使得每个人都成了“发展的受害者”（《发展的受害者》）。以《末日松茸》为代表的新一批政治经济学民族志，则更加清醒地让大家明白，推土机式的资本主义在将地球终于变成废墟的同时，自身也将走到尽头。

    作为脱缰之野马，资本主义自己做不到悬崖勒马。但作为整体的人类，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并控制资本主义缰绳。本书中，松茸揭示了全球政治经济的裂缝（p4），让罗安清感叹，国家和资本主义“计划外的事物如今都还能存活”（p13），并使其作为一种在资本主义废墟上生活的可能性。

    还留下什么？

    作者此问，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废墟上还留下什么？ 在我看来，这也是针对21世纪以来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开创民族志田野研究以来，在人类学领域，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不遵守导师的想法，而非要抢占或开创一个独属于自己“my field”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几乎接近于无。不仅田野地点，甚至连可写之物——从糖、棉花、茶、胡椒、香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到游戏、仪式、旅游等“无形之物”——都快被写尽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还剩下什么可以创新的？对于那些读着《末日松茸》成长的学生们来说，一定会暗暗地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以写的？

    无论是多人、多学科、多类型、多地点的合作所获得的经验资料，还是举重若轻的叙事手法，都使得这本书看起来没那么“八股”，更适合轻学术阅读。但对于初学者来说，本书可能乍一看有些凌乱而琐碎，民族志的脉络有些漂浮；理论对话的对象也因为过于众多而显得有些蜻蜓点水。而理论建构更是留下了大片的空白。

    另外，这本书还有几个令我觉得遗憾的地方。第一，作者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找到了为世界各地松茸排名的方法，而且级别也反映在价格上”（p10）。但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表格，所以也不知道从采摘者、中间商、销售商、高级餐厅，附加价值怎样层层垒叠在松茸之上？ 从最初的价格到最后的价格差距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作者并未在此书中讲清楚资本主义是如何“攫取”的。第二，该书缺少对松茸消费行为的最终描述，即没能展示松茸“社会生命（so⁃cial life）”的终结：松茸被那些买得起的人吃掉时，所发生的那些行为、事件、场景、过程、行动者及其观点。我特别关心的是，由于其生长周期和最佳赏味期限有限，是不是所有的松茸最终都得到了正确的消费，那些超出（最佳）赏味期限的松茸是如何终结其（社会）生命的？ 那些在价值链上获益的人又如何看待那些可能被浪费掉的松茸？ 第三，“末日”松茸给我一种很悲观的感觉，但该书的基调并非如此，反而讲的松茸所代表的“第三自然的”可能性。如果译成“世界尽头的蘑菇”，是不是还会给人留下一点希望？

    在世界的尽头，也许不止有松茸，还有很多其他物种，不被驯化，不被异化，既能够维持生计，又给人足够的自由。或许，这也是罗安清的“第三自然”概念所能够激发的人类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