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的本土情怀

    作者不仅揭示问题，更关注解决问题，建构公民教育理论的中国价值标准，从而摆脱西方对公民教育的话语垄断。

    ■叶飞

    “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起源于西方，作为舶来品自引进之时就面临着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100年前，晏阳初就提出“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强调公民教育必须要本土化。刘霞博士的公民教育研究作品《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实践——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以下简称《中国公民教育》），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梳理了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历程，探究了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样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建构，对当下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时代新人提供研究的理论支撑和历史经验启示，也为当下全球公民教育提供中国经验。

    从古希腊城邦至今，西方的公民观及公民教育理论一直根据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观，强调公民的公共参与、公共责任，因而要求公民教育以公共善为目标，培育公民的公共美德。但是，此时的公民是属于城邦共同体的，个体性与城邦的公共性融为一体，公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城邦的利益。启蒙运动后，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自由主义公民观，并成为近代西方公民身份的主导。自由主义公民观以天赋人权为核心，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因而要求公民教育以维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个人为出发点，以权利为核心，强调价值多元，也导致了“个体人”的膨胀和“公共人”的消隐，乃至于产生了“公民唯私综合症”。“公民唯私综合症”带来个体私利主义、过度竞争和道德冷漠，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纠偏，当代西方公民教育出现了诸如社群主义、新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公民观，旨在重新重视公民的公共责任，培养公民的公共性，调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下西方公民观及公民教育理论变迁的趋势是从“我”走向“我们”，从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走向强调公共责任和公共善。西方公民观及公民教育的论争及时代走向，为建构中国公民教育概念提供了借鉴和启迪。《中国公民教育》一书的作者坚定地认为，公民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有国家就有公民，在公民概念被正式使用之前，作为共同体中合格成员的教育，我国早已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正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强烈的文化自信，从伦理性、公民性和时代性三个方面，建构了中国公民教育的理论。

    伦理精神是作者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理论的鲜明特色。概览全书，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扎实的伦理学功底，尤其是对中国伦理精神观照公民教育有着较高的学术热情。国情殊异、政体有别，公民思想的起源不同，发展路径不同，但存在对话的可能性。在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作者一直尝试以伦理打通作为西方话语的“公民”与中国伦理话语的“道德”，寻找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西方社会用“公民”来表示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而中国话语中，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个体的人只有成为了道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大写的人。而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造诣，道德的人就是个别的人尊重了普遍性的要求，达成了对伦理共同体的承认。《道德经》中“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清晰指出了“德”是对“道”的分享。我国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的国家构型，要求家庭成员对家庭这一天然伦理实体履行的伦理责任向国家扩展，履行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因而传统伦理教育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强调爱国报国的培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个体利益的合理追求被承认，但又夹杂着个人主义与私利主义，构成了非常特殊且复杂的公民教育背景。《中国公民教育》一书以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与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进行比较，提出中国公民教育要“我们”关注我，进一步关注“我们如何在一起”。

    本土关怀使得作者不盲从于西方既有的公民教育理论，而是以公允客观、科学踏实的研究建构中国公民教育概念和理论。通过梳理西方公民观和公民教育发展历程，作者看到了现代西方公民“唯私综合症”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并没有因此反对公民教育对自我价值的坚守。通过分析，作者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基因里的对他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公共关怀，这种大爱大德大情怀是伦理型文化特有的力量，不仅能为建构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理论提供文化支撑，为新时代开展公民教育提供实践指引，也能为公民教育提供中国智慧。但作者也看到，我国伦理文化中对个体性的轻视，因而强调基于公共精神的公民道德教育。在对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历程梳理中，作者一直有着强烈的原创性意识，不仅揭示问题，更关注解决问题，建构公民教育理论的中国价值标准，从而摆脱西方对公民教育的话语垄断。在研究的结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伴随强烈的文化自信，对培育能够担任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教育涉及诸如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属于难度比较大，对学者的学术素养要求比较高的研究主题。这本论著，以“双线”展开，不仅在研究中分析了公民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剖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对公民教育思想的产生进行了溯源性研究，而且还与另一条研究主线“教科书”发展史交相辉映。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教科书编写的政治背景、编者队伍的政治认同和学术素养，最终在两条主线的交融中，通过双重证据和综合分析探讨了公民教育本土化实践，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可喜的是，本论著的作者具备这两方面的学术积淀，在占有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敏锐的眼光分析了公民教育思想的呈现和流变，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深厚、饱满的研究成果。此外，作者还在分析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化历程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公民教育的主体建构，逻辑清晰，研究方法得当，论证非常严谨。当然，这一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研究，未将2016年投入使用的国家统编语文教科书纳入，期待作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