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见迭出的孟学史力作

    ■周溯源

    孟子是儒家“亚圣”，孟子学说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对思想学术的发展演变，影响巨大而深远。历史上学人对孟子的研究从未停歇，成果如雨后春笋，形成了堪与孔学、老学、易学比肩的孟学。近年来，孟学研究成果迭出，而新近出版的周淑萍教授所著《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当属其中的一部力作。该书是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成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孟学史”（11ZDA056）结项成果之一。

    一

    在先秦汉唐时期孟学史上，告子驳孟、荀子非孟、司马迁《孟子传》、王充《刺孟》、赵岐《孟子章句》、韩愈推孟子入道统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该书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全面肯定孟子的第一人，明确肯定孟子为承继孔子的第一人；司马迁所写《孟子荀卿列传》是历史上第一篇关于孟子的传记，对孟子的生平、学术师承、思想渊源、学说主旨、政治境遇都做了考察评判，其观点和结论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孟子研究者，所以司马迁《孟子荀卿列传》是研究孟学的一座丰碑。然而奇怪的是，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还有淳于髡、邹衍、邹忌、田骈等十七人的小传，而淳于髡、邹衍等与孟子、荀子并非同一思想学术阵营，且传主虽是孟子、荀子，但对孟子、荀子的叙写字数却远远少于淳于髡、邹衍等人，叙写邹衍的字数超过叙写孟子的字数三倍以上。写法奇特，是何原因？ 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书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是要用邹衍、淳于髡等衬托孟子。邹衍、淳于髡与孟子的游历非常相近，都曾游说齐梁，都曾向梁惠王、齐宣王进言。可是邹衍进言的方式是先迎合其意，“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淳于髡进言的方式是“承意观色”，随机应变，二人都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而孟子始终不阿世、不苟合。司马迁以邹衍、淳于髡的迎合、“承意观色”来衬托孟子志于仁义不苟合取荣的高风傲骨，同时为孟子学说辩护和正名，肯定孟子之说并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是“方枘圆凿”，不逢其时，故而其说在当时难行。这个分析是有见地的。

    再如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本，后合于《十三经注疏》，在孟学史上十分重要。《孟子章句》采用了汉代经学家注经的体例，分章析句，注解语词、名物、典故、制度，章末概括本章大义。赵岐对《孟子》语词名物的训诂受到广泛肯定，因而学界对《孟子章句》的训诂学成就的研究者众多。可是，《孟子章句》是赵岐躲避宦官追杀、藏于友人屋宅复壁（即夹墙之间的暗室）时所写，他自述写作动因是“系志于翰墨”，也就是借作《孟子章句》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和思想主张。因此，书中赵岐不仅阐发了他对孟子思想学说的理解，也融入了自己关于汉代时代问题的思考。所以，研究《孟子章句》，必须厘清赵岐对孟子思想学说的解读以及他关于汉代时代的思考。该书考察了赵岐对孟子思想核心——王道论、心性论、养浩然气论的诠释，指出赵岐认为孟子“王道”论的重心在生民、安民，孟子心性论是性里情表，孟子“浩然之气”是人的生命意义与道德精神的合一。该书肯定赵岐关于孟子王道论、心性论、养浩然气论的解读深得孟子真意，但是不同意赵岐将孟子所说“大人”“贤者”狭义化为国君，将本与君主同姓的“贵戚之卿”解释为外戚，将孟子主张的听取民意解释为防止朋党，等等。这些辨析持之有故，令人悦服。

    二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拓宽了孟学研究视域，将学界习以为常而在孟学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群体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如孟子弟子对孟子的问疑等。如所周知，虽然历史上推尊孟子是主流，但是怀疑批评孟子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不仅有东汉王充的《刺孟》，宋代司马光、李覯、叶适等人推动的疑孟思潮，还有明代朱元璋授意下的删节《孟子》等等。即使在战国时期，孟子还在世的时候，其人其说也受到了不少的怀疑批评。梁惠王、齐宣王等诸侯王视孟子之说迂阔，思想家告子当面反驳孟子的人性论，其后同为儒门中人的荀子批评孟子学问驳杂，暗讽孟子是一介俗儒，甚至批评孟子是祸乱孔子学说的罪人。在孟子弟子中，充虞、陈臻、公孙丑、陈代、彭更、屋庐子等人，对先生孟子的一些行为和思想言论也有困惑，于是提出自己的疑问。弟子之疑问，是疑孟之先声，应当受到重视，要看到孟子的一些重要思想正是在回答弟子之问时阐释的。该书指出，“孟子弟子于孟子其人其说的疑，与后来疑孟、非孟者不同，他们对孟子其人其说的疑，多是因不解、困惑而疑，是出于尊孟，而后来疑孟、非孟者对孟子的疑，是出于批孟”（《先秦汉唐孟学研究》第185页。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甚至是要消解孟子在儒家的地位。该书将孟子弟子对孟子问疑纳入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视域，丰富了孟学史研究内容，也得出了一些新的认知。

    该书对孟母地位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韩婴《韩诗外传》和刘向《列女传》中记载有孟母的故事，学界多将孟母故事作为文学、教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该书认为汉代孟母故事对孟母的歌颂赞美，其实也昭示了汉代人对孟子的尊崇，孟子地位在汉代的提升，不仅表现在《孟子》被立于学官、出现了《孟子》注本等，而且表现在对孟母的推崇。分析孟母形象的变迁，说明“自西汉以来，孟子在人们眼中，不是荀子所说的俗儒、陋儒，而是一位承传孔子学说的大儒，而孟子能有此成就，首功在孟母”，“孟母在汉代受推崇，实是母以子显，因尊孟子而尊孟母”（第270页）。

    王充“刺孟”是孟学史及儒学史上的一桩著名学术公案。该书全面考察王充《刺孟》批评孟子的观点与逻辑，提出了不同于学界的新观点，认为王充“刺孟”之“刺”，正误兼有，且误解为多。不同于学界多着眼于从批评精神分析王充对孟子的批评，而是关注王充批孟时对孟子观点的解读是否与孟子思想相符。该书的结论是：王充批评孟子拒绝齐王所赐“失谦让之理”，其实是他对孟子的义利观、士人出仕之道、理想人格缺乏深刻认识；王充指责孟子答梁惠王“求利”之问有失，则是不明白孟子所答关键在于王道与霸道治国方略之争；王充非难孟子以“毁瓦画墁”答彭更是比喻失当，实际上是他对孟子志功之论以及辩论术所知甚浅；王充指出了孟子“天命论”有与历史和现实相违背的一面，但却忽视了孟子之“天”并非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主宰，也未领悟孟子“正命论”对主体的道德自主性、主动性的强调；王充指出孟子对陈仲子的批评失于苛责，却没有洞察孟子批评陈仲子的本质在于保护人伦亲情。所以，作者得出结论，王充“刺孟”之“刺”，正误兼有，而误解为多，但王充“刺孟”与荀子“非孟”不同，是责备贤者之意，也是破除偶像崇拜。

    该书总结唐代孟学的发展，提出集群式发展是唐代孟学非常显著的特点。该书指出，唐代大力推举孟子的有赵匡、杨绾、张镒、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皮日休等人。其中杨绾为《孟子》争取经书地位，张镒为《孟子》注音义，而张镒是杨绾的好友。韩愈对孟子的推崇在唐代最具影响力，在他的引领下，尊孟成为风气，而他的朋友、门徒也多是尊孟之人，柳宗元、李翱、皇甫湜与韩愈都交谊甚密，即使晚唐时期的皮日休，也是韩愈的忠实拥护者。柳宗元与赵匡有师门渊源，他曾师事陆质，陆质的老师就是赵匡。可见，唐代孟学是在一批有相同学术渊源、志趣相投的学人的推动下而崛起的。

    三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非常重视史实与史料，引证丰富，不发空头议论。该书关于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孟学的研究就爬梳了非常丰富的史料。魏晋至隋是孟学发展的潜隐期，近五百年时间只有綦毋邃一人为《孟子》作注，其他学人没有评说《孟子》的专门文章。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孟子》依然是魏晋至隋学人的重要文化资源，是这一时期人们学习的重要典籍。时人“家著一书，人书一法，雅人君子投笔砚而高视”，既宗奉《孟子》，亦广征《孟子》以言事，将孟子的学说融进自己的思想观念之中，所以魏晋南北朝孟学虽潜隐，但并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

    该书爬梳了丰富的史料考证魏晋至隋孟学的演变，征引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多达五十余部，并就其中涉及《孟子》的论述作了中肯的评议。例如关于《孟子》对佛教的影响，该书指出：“魏晋至隋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从孟子思想中借力颇多，受孟子心性论的影响，中土佛教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并用孟子仁义、仁政比附佛教教义，构筑了佛教仁道政治。”（第482页）这些评议，持之有据，信而有征。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对先秦汉唐孟学展开了多学科融合研究，以思想史研究模式为主，文献学研究模式为辅，兼及其他学科，展开综合研究，扩大了研究的广度，增加了研究的深度。总之，《先秦汉唐孟学研究》是一部功底深厚、有独到见解的孟学史研究力作，值得学界关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