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刊一文与一人

    ■王崇明

    很长时间没有拜读到有关王任叔的文章了，西南大学刘平老师的《新发现的王任叔佚文26则》（《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4期），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的《工人运动背景中知识者的流浪故事——读王任叔的长篇小说〈阿贵流浪记〉》（《东岳论丛》2021年第9期），孟向荣先生的《说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编》（《中华读书报》2019年8月14日第5版）这三篇是最近读到的文章。而孟文提到的“老总编”指的就是前两篇中提到的“享誉文坛的王任叔（巴人）”。其时，我对王任叔其人其事的阅读和研究停滞多年，读之恍然隔世。

    一刊——《新文学史料》

    舅父曾是个文学爱好者，因家传之故，专业是中医。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偶有小文见诸某些报刊的。当时，我的大多数课外阅读杂志都是从他那里借来的，直至我离乡求学。

    大概是高中求学时，我从他那里“借”到1982年的《新文学史料》，那是完整的四期。封面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期刊的杂志封面集锦，里面的文章不是都能读得懂，印象殊深的是介绍诗人朱湘、女作家张爱玲、通俗大家张恨水等陌生名家的文章。

    就是从那时开始关注这份杂志，当时我就读的中学图书馆没有这份杂志，带着些许遗憾来到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当那些鲜活的人物及故事不时地蹦出来时，我才真正回味到《新文学史料》带给我的阅读享受，在大学图书馆里常借常读，几乎一期不落。

    大学毕业后，我志愿来到西藏林芝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很多年后，才想到联系《新文学史料》发行部的老师，她热情地寄来了当时库存能够找到的所有期刊。早已结识的王任叔之子王克平老师得知我在收集《新文学史料》，就告诉我这份杂志编辑部一直赠送给他。缺少哪一期，他手头有的话可以马上寄过来。再后来，我陆续从孔夫子旧书网淘到了所缺的其它期刊，最终保存了从创刊号到至今该杂志的所有期刊。

    一文——《“写序世家”序中的人与事》

    没想到的是大学毕业论文竟撰写的是王任叔的讽刺小说，其实，当时的我更痴迷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和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梅开二度的那些人物。虽然，陆续收集复印了一些有关王任叔的期刊资料，也收到了山东社科院王欣荣研究员的专著，《王任叔巴人论》《巴人年谱》《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等，但论文写得并不好，观点不算新颖，论据也不够充分，最终只得了“良”的评价。但这是我开始关注王任叔研究的起点。

    当王克平老师来信说“这是他知道的研究王任叔的第一篇大学本科论文”时，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同时他也说了“是因为你掌握资料较少”造成的。再后来，他邮寄了六卷本的《巴人文集》（宁波出版社2001年8月版），另有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的《巴人先生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版），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编辑的《巴人研究》（上海书店1992年12月版），袁少杰先生的专著《巴人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等一大批研究书籍。那时的我也被王欣荣老师称为“掌握巴人研究资料最丰的学人之一”。

    2008年初夏，我的第四届毕业班高考结束。在那段上班不上课的日子里，整理了收集的有关王任叔作品的序跋资料，草就拙文《“写序世家”序中的人与事》，通过电子邮件投给了《新文学史料》。这种举动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当时只觉得适合这份杂志，没考虑她的学术影响力。竟未想到，没过多久就收到该刊主编郭娟女士的简短回复，说拙稿将在《新文学史料》2009年某期刊出。最终刊登在2010年第2期。印证了晓风老师在《结缘〈新文学史料〉四十年》中所说“因为她是季刊，文章即使采用，也得一两年之后”。

    在我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克平老师从上海发来邮件，说“昨晚接到友人电话，得知你的文章已在《史料》发表。但我还没有收到《史料》，先向你表示祝贺。如果有空能否再酝酿一篇文章，题材由你决定；我想在明年的《上海鲁迅研究》上编个专辑。此事不着急，可以慢慢来”（2010.05.30）。他还说文学研究也有类似生活中的小圈子，你的文章能被《新文学史料》刊登，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未想他又通过电子邮件告我“《史料》已收到，马上读你的文章，感到取材很好，写得很好。有个数字是否有出入：巴人的《序》应为8篇而不是9篇。你正在写的《苏维埃人》取材也很好，苏联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巴人除了这本书还有其他评论苏联文学的文章，也可以参考”（2010.06.01）。等我告之在《王任叔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里有一篇《序穆译〈自由万岁〉》为《我的杂感（九）》未收入《巴人文集·诗歌序跋卷》后，他回复说“《序穆译》应该收到《序跋卷》，是我遗漏了。可能还有遗漏，因为巴人文章太多了，我个人无法全面顾及。谢谢指正。如在你的文章中指出，就更好了。今后如发现其他错误也请告诉我，以便改正”（2010.06.03）。

    2011年10月，当被上海鲁迅纪念馆邀请参加“巴人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时，因为有这篇文章，我不至于太忐忑不安。毕竟我是参会者中全国唯一的中学语文教师，也是西藏与会的唯一代表。发言的内容就是王任叔对苏联文学的研究及意义，也就是前文克平老师说的“你正在写的《苏维埃人》”。与会者中有王任叔曾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代表，时任总编室主任的王海波女士、老编辑江达飞先生。

    一人——王任叔（巴人）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二任社长，王任叔是从好友冯雪峰处接手的。从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卸任回国后，王任叔于1954年4月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任总编辑）。到1959年初，他取代冯雪峰成为第二任社长。

    在人文社任职的这段时间，王任叔“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桥畔《我馆举行巴人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1期），有多位人文社老领导老编辑如是说。如许觉民在《四十年话旧说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说：“雪峰事情多……出版社的工作，他交付了王任叔主持，这是1954年后的事。王任叔主持工作后，除秉承已定编辑方针外，施展了他特有的办事魄力，造成了另一番新气象。”前文提到了《说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编》也是如此肯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老编辑们都十分怀念他所做筚路蓝缕的工作”。但在有些人的追述中，他好像也犯了很大的错误，也有一些老编辑老领导如是说。如张友鸾说“王像个家长，冷酷，倨傲。……王能称赞况钟，却不能学着做况钟”（王培元《聂绀弩的“独立王国”》，《书城》2010年第4期）。

    结合那个时代，怎么来认识这种毁誉参半。这不是一个后知者、未亲身经历者能够说清说透的。但是人文社及《新文学史料》杂志对王任叔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上海参加“巴人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时，与会者都领到了王任叔的遗著《明日》。这就是人文社当年10月份出版的小说，这部作品“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及左翼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这部“革命+恋爱”带着时代烙印的小说，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人们争相选取的文学样式，但在二十一世纪，已不是人们阅读的畅销作品。人文社出版这本书，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大潮中一定是亏本的。但这是深蕴情感的，更有温暖人心的价值和意义，值得大加肯定与大力推崇。

    在任职人文社时，王任叔没有在社内出版自己的任何著作。他对王克平说“因为我是出版社的社长”（王克平《我的爸爸巴人——纪念父亲逝世十周年》，《当代》1982年第4期）。在他去世后，人文社出版或新版了他许多旧作：如《旅广手记》（1981年12月）、《巴人小说选》（1983年2月）、《莽秀才造反记》（1984年2月）、《巴人杂文选》（1985年3月）等。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的王任叔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王任叔平反（1979年6月）后的许多年里，各相关单位或研究机构组织了多次“纪念会”“讨论会”或“座谈会”。无论是1986年10月、1991年10月在其家乡宁波召开的第一、三次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还是《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2001年第4期，《上海鲁迅研究》1991年秋、2011年冬的“巴人专辑”，人文社都是多家发起单位之一，也是参与成果出版最多的机构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19日，人文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王任叔（巴人）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作协的领导和部分北京学术界人士及王任叔生前的诸多友好、同事、家属出席了会议。这是纪念这位“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雷洁琼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至于说人文社的性质及与作家的关系，王任叔也曾有明确的表述：人文社既是出版机构，“同时也是思想工作机构，同其它思想机构一样，是党用来教育人民的。它用书籍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用书籍来反映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生活面貌”（陈改玲《1952-1957年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这种理念也是王任叔作为出版家和作家的一贯思想。“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巴人首先是个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巴人把革命事业和革命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的写作也完全服从事业的需要”（王克平老师信件语）。也许是为了服从“革命事业和革命活动”的需要，在人文社那段日子里，王任叔的言行才会出现许多亲历者所说的各种看法。

    但是，“巴人在生前为世人留下千余万字的作品和遗稿，但巴人研究园地却是一片荒芜。这种反常的情况在我国老作家中是不多的。”（王克平《新时期的巴人研究》，《上海电力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现实确是如此。二十一世纪的王任叔研究早已不是“显学”了。

    王任叔当过教师，做过军人，是秘密的党务工作者，也是有影响的外交家，更愿意献身文学事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位。然而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作为与鲁迅从未谋面的“学生”，王任叔也可以算作一个“有缺点的战士”吧！

    还是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在大家签名后入会场时，有位与会者边走边和同走的朋友交谈时说：“在名人后代中，王克平是最不左右学术研究的。”这是不是也是“巴人精神”（柯灵语）的一种传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