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部书的幕后故事

    ■方向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华诞，朱立峰主任相告，希望我写点文字。

    与中华书局的交往，是从书开始。大学期间，最早读的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后来买了很多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如点校本“二十四史”、《新编诸子集成》、“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最值得说的是1980年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那是1985年读硕期间，我和妻子准备去拍结婚照，在南京新街口一家书店里，发现有一套1983年第3次印刷的《十三经注疏》，定价是34元，当时相当于拍结婚照的价钱，买下了这套书，结婚照就没有拍成，以致妻子多年后还唠叨此事。对我来说，这部书比结婚照意义重大，它陪伴我几十年的读书生涯，帮我完成了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重新点校。

    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中华书局，高手如林，学者型的编辑很多，如王文锦先生，就是钱玄先生经常赞誉的，他点校的《周礼正义》以及参与点校的《通典》，都是传世之作。当时，他与杭大的沈文倬先生、南师的钱玄先生，被誉为中国礼学的“三驾马车”。《周礼正义》和《通典》都是我经常使用的书，《周礼正义》帮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孙诒让训诂研究》，《通典》帮我完成了《五礼通考》的点校。可惜我无缘拜见王先生，因为中华书局我仅去过很少几次。记得第一次是读硕期间，当时我做贾谊《新书》集解，去书局询问能否列入《新编诸子集成》，当时书局告诉我，他们已经约稿（就是后来出版的阎振益、钟夏合撰的《新书校注》），我的书只好在河海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二次是因出版《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去的，书稿由张力伟先生经手，洪涛、赵伏编辑，记得张力伟先生还约了几位编辑请我酒聚了一下。第三次是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发行会。第四次是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还有一次与王锷一道为《五礼通考》的事去中华，记得徐俊先生专门为我点了酒的，有俞国林、徐真真几位在。沈文倬先生我见过几次，还到他家去拜访过，当得知我是钱玄先生的弟子在做礼学时，他显得非常高兴。他当时在为中华书局点校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好像到现在还未出。

    我很感恩中华书局，因为我的书大都在中华书局出版。如果《十三经注疏》算十三部的话，加上《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孙诒让训诂研究》和《新书全注全译》《五礼通考》，我在中华一共出了十七部，如果加上我参与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则是十八部。其中很多编辑虽未谋面，但编辑的水平和认真辛劳的工作令我难忘。《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和《孙诒让训诂研究》，我都没有看过一遍校样，几乎没有编校错误——我经常向别人夸赞此事。参与《五礼通考》编校的徐真真、石玉、王娟三位在多年中为《五礼通考》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该书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也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肯定。参与《十三经注疏》编校工作的编辑有石玉、邹旭、聂丽娟、徐真真、王娟、许庆江、张芃、朱立峰八位，他们为保证按时出版同样付出了很多，发现了不少我忽略或遗漏的问题，使书稿的质量得到提高。当然，毕竟每位编辑水平和经验存在差异，对繁简字的处理也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各经的处理不能完全一致，只能是大体统一，也是美中不足，希望读者发现问题不吝指教，以待将来订正。

    这些编辑中，我仅认识徐真真和石玉。与徐真真认识是在杭州中国美院，《五礼通考》当时是与张继海先生洽谈的，后来经徐俊先生同意由徐真真接手的，《十三经注疏》也是与她签订的合同。仅《五礼通考》，徐真真前期发来的邮件就有五十多封，后来处理校样问题，通过微信交流更是不计其数，每日问题不断，处理都来不及。石玉来过南京，有过一次酒聚。《十三经注疏》经石玉编辑的书稿，前后有三次校样，《仪礼》甚至有四次。对于反映我们之间的交流和编辑工作情况，石玉的一封邮件颇具代表性，特附如下：

    尊敬的方老师：

    您好！ 我于今天，将《十三经注疏点校本》中的《周易》《论语》两个品种寄给您了，用的是申通快递，敬请留意查收。

    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供您参考：

    一、所寄材料，包括两个品种的初校样和二校样，初校样是我的编辑加工稿，我所有改动，在初校样上都能够显示出来。二校样是根据初校样改定的清样。您审定时，凡改动，请用红笔改在二校样上。如有疑问需要做旁批，也请写在二校样上。也就是说，初校样只是供您参考使用，最后需要您原貌寄还给我们。

    二、《周易注疏》乾卦前二十页，在寄给您之前，我对照点石斋本和南昌府学本通校了一下，写了一些批语，这些您可以不必理会。六十四卦是否加书名线，此前我们曾有过沟通，您觉得八卦应该加上，其余泛称则不加。但就实际情况看，非常难于区分两种用法，目前的稿子，尺度仍不准确，与其这样，我们建议，凡卦名，在各种情况下，都不加专名线。我局的“易学典籍选刊”近期品种即都如此处理。我在校对乾卦时，已经将发现的删掉了，后面请据以处理。

    三、之前曾沟通过，阮元《校勘记》的问题比较多，我在做编辑加工时，已经改了不少地方，但问题应该仍有不少，请您格外措意，尤其引述文字，请覆核原书，确认引号起止位置。

    四、校勘方面，敬请再严格把关一次，比如出校是否得当、全经出校原则是否一致、各个版本的情况是否反映到了校记中、有无漏校等等，在此基础上，请最终再确认一遍点石斋本是否是差错最少的版本。这一点非常重要，等您对版本做了最终确认后，其他各经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五、《周易注疏》的校记，多是据南宋刊本给出来的。恰好，在同时期，我手里正在处理《宋本周易注疏》整理稿，故利用工作之便，我将宋本与您的整理稿做了通校，校出了不少异文，用铅笔写在了初校样上下边空位置，请您结合阮校系统内部的各个校本，确认一下这些异文有无需要出校的地方。我的通校不是非常仔细，漏校肯定不少。

    六、目前的前言及凡例，不太妥当，需要重写。因为各经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比如《周易注疏》的南宋刊本，在目前的凡例中就不好体现出来，故建议每经针对自身情况单出凡例。古籍整理惯例性的做法无需在凡例中说明。目前的丛书前言，此前已经跟您汇报过，用具体数值说明各版本优劣，容易因统计不够准确而授人以柄，不太妥当，故版本介绍需要重写。这个无需太过详细，简明扼要即可。于版本之外，我们觉得，还应比较详细地说明每经的整理情况，如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尚遗留了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到位，从而让读者通过前言，能够了解我们这套书的准确定位，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知道并非疏忽所致，而是我们的整理目标就是如此，做不到面面俱到，所以，我们建议，每个经各写一个独立的前言，丛书信息在各经前言的第一部分介绍即可。

    以上几点，是根据目前发现的问题，经局领导与编辑反复论证后总结出来的，并非只是我个人意见。敬请斟酌考虑。期待佳音。即颂撰安

    石玉 敬呈2018年11月21日

    值得说的还有书局对我们意见的采纳。记得2007年元月，顾青先生来南师与我们座谈，在顾总的支持下，我们古文献专业出版了专业丛刊，有王锷的《礼记成书考》、刘立志的《汉代诗经学史论》、杨新勋的《宋代疑经研究》，还有我的《孙诒让训诂研究》。这些都扩大了我们专业在学界的影响，以致台湾“中研院”林庆彰先生有“大陆经学在南师”的说法。记得我与顾青先生提议，中华书局要开辟经学专线，多出经学方面的书，后来我也与徐俊先生提议，他们听取了我的意见，以致支持我重新点校《十三经注疏》并投入人力物力出版。当时《十三经注疏》初稿用点石斋本做底本，书局在我的提议下在网上买了一套点石斋本《十三经注疏》，经过他们编辑的校对和调查，发现点石斋本也增加了不少刊刻错误，点石斋本在阮刻版本系列中，影响没有道光本大，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用道光本做底本。

    记得徐复和钱玄二位先生的书，多在上海古籍和原江苏古籍两家，我曾问过徐俊先生为什么不在中华出，他说中华出书太慢，我想老先生可能因为年迈，怕见不到书的出版。中华书局是老牌，是大牌，书稿很多，以前出版条件没有今天优越，出书速度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五礼通考》从交稿到出版，经历了十二年，主要还是因为书稿内容复杂；《十三经注疏》虽然中途改换底本，还是按时出版。如今中华出版的书，相比于其他出版社的书，价格也没有那么高，而装帧、版式设计都能使读者产生愉悦。出书的能否为读书的考虑，更好地服务于读者，是读者在心里衡量出版社的一杆秤。喜欢中华出的书，是我的心里话。

    作者和出版社作为矛盾的双方，难免存在利益的纠葛和观点的分歧，当学术评价体系与古籍整理成果冲突、劳动价值与付出不成正比的时候，我也曾心生怨意，和徐俊交流过心声，徐总也向我表过苦衷，最终达到相互理解。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是紧密连成一体的，追求高质量是作者与出版社共同的目标，需要双方共同努力。